推文人 | 樊林峰

原文信息：Petra Persson & Maya Rossin-Slater, 2018. "Family Ruptures, Stress, 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Next Gene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8(4-5), pages 1214-1252.

 

原文简介

 

本文聚焦于当今发达国家较为普遍的心理疾病的成因分析，本文将这一原因追溯到人在胎儿时期其母亲是否经历过“丧亲之痛”。其研究结果表明，在怀孕期间经历了丧亲之痛的母亲，其孩子出生后各项衡量健康的指标偏离正常值的概率更大；而且孩子在成人后面临心理疾病困扰的可能性也更大。本文的实证结果实际上例证了儿童发展领域中的早期干预理论，这意味着如果在儿童发展早期就对处于孕期中的母亲所面临的各种不利情形（这里既包括由“丧亲之痛”所导致的压力与沮丧，也包括在劳动力市场中所面临的各种不利）进行干预补偿，这一开支会远远小于等到这些不利的结果在儿童时期或成人时期显现出来之后在进行弥补的开支，因此本文从因果关系上证实了早期干预是较为经济的行为。

 

文献贡献

 

文章使用瑞典的行政记录数据分析母亲在孕期所经受的“丧亲之痛”对孩子在出生到成人的福利（这里的福利具体为：在刚出生时期主要指衡量身体健康的各项指标；在9-11岁时期主要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患病情况；在成人时期主要指焦虑和抑郁等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本文为研究早期生活环境与成人后的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额外的证据，并且率先关注当今发达国家所面临的较为普遍和紧迫的心理健康问题的起因，并将这一原因追溯到胎儿时期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

 

假设

 

在对母亲在孕期所受“丧亲之痛”对其孩子未来心理健康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之前，作者根据已有的研究做了如下三个假设。

 

假设一：胎儿时期母亲的压力状况会影响后期孩子的发展。这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研究，精神病学研究表明服用ADHD处方药与认知损伤存在相关关系；精神科学在追溯焦虑和抑郁的起源时定位到了胎儿时期；流行病学家建立了母亲在孕期的皮质醇水平与孩子心理疾病之间的相关关系。

 

假设二：孩子在胎儿时期其母亲所经历的“丧亲之痛”的影响会被完全测量出来。在瑞典，对所有的孩子均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而且学校每年还会对孩子进行体检（在四年级，即孩子10岁的时候还会进行注意力以及心理健康的评价），因此样本中不存在患有心理疾病但未报告的情形。在作者的样本中恰恰包含了9-11岁的孩子的样本信息。

 

假设三：“丧亲之痛”发生的时点在怀孕日期与出生日期之间分布的不同也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丧亲”事件发生于怀孕开始后的一个月与即将分娩前的一个月是可能存在差异的，因此我们可以近似的将其视为不利影响所有的累计效应存在不同。

 

实证分析

 

作者的数据包含了出生于1973年至2011年间且其母亲在孕期（怀孕日期加280天即为整个孕期的长度）经受了“丧亲之痛”。在基准样本中包括了所有孩子（其母亲在孕期或产后经历了丧亲之痛，而且失去的亲人包括兄弟姐妹、母亲、祖父母、配偶、年龄较长的孩子）的信息。为了追踪母亲在孕期所受压力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影响，作者加入了住院（1964-2012年）记录以及处方药消费（2005-2014年）记录。

 

1、实证策略

 

在使用“丧亲”事件衡量孕期母亲的心理压力状况时，需要考虑如下两个问题。①“丧亲”事件除了可能给孕期母亲带来压力外，还会带来其他方面的影响；比如逝去的亲人会留下遗产等，故而会对家庭生产效率以及工作时间造成影响。②“丧亲”事件的发生可能与无法观察的家庭特征相关；比如有些死亡事件与社会经济地位存在负向关系。上述两个问题会使得“丧亲”事件既会影响孕期母亲的压力，又会直接影响出生后孩子的发展状况，因此作者在进行计量分析时要确保“丧亲之痛”所带来的产前和产后的影响是分离的，“丧亲”事件的发生是随机的。

 

 

 

②保证“丧亲”事件发生的随机性

 

如果“丧亲”事件与不可观测的家庭特征相关会使得估计方程存在内生性问题，而作者之前在定义“丧亲”事件是否发生的虚拟变量时使用了怀孕日期和出生日期这两个时间点，作者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将上述的两个时间点定义为怀孕日期和预产日期（即怀孕日期加上280天，即医学上的理论怀孕期，与实际的出生日期不相关）。

 

2、实证结果

 

 

作者的实证结果从婴儿出生的时间顺序依次考虑了孕期母亲经受的“丧亲之痛”对孩子在刚出生时各项健康指标的影响、对9-11岁的心理健康的影响、对成人后（34-36岁）的心理健康的影响。在具体的回归过程中作者将样本分成三类：全样本（即表格中的panel A）、孩子的母亲逝去的亲人仅限于一代以内的亲属（即表格中的panel B）、孩子的母亲逝去的亲人仅限于兄弟姐妹和父母。表2为母亲在孕期所受压力对刚出生婴儿的各项指标的影响，结果显示“丧亲之痛”使婴儿的体重降低了约11g，使婴儿出生时低体重（LBW）、非常低的体重（VLBW）、早产（Pret.）的几率提高了约12%（注：计算的方式为估计系数除以因变量的均值，在第二列中即为0.00392/0.0320，以下的百分比均按照此方法计算得来）、24%和12%，使婴儿出生时高体重（HBW）的几率降低3%。

表4为母亲在孕期所受压力对孩子在童年和成年时心理健康的影响。从panel B中可以看到在童年时期（9-11岁）对抗ADHD药物的消费概率提高了约25%，对每天的抗ADHD药物的摄取量增加约24%。同样对于成年后的抗焦虑及抗抑郁药物的消费和摄取量的影响与之类似。

此外，作者在考虑“丧亲”事件给孕期母亲带来的压力进而影响孩子的发展这一渠道之外，还考虑了“丧亲”事件通过影响母亲的行为以及身体健康状况进而影响孩子的发展；母亲自身所具有的不同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会对“丧亲”事件产生不同的反应；“丧亲”事件对收入的冲击可直接对孩子产生影响，但是在产前和产后存在差异。在文章的末尾，作者进一步将“丧亲”所导致的压力推广到因经济事件所导致的压力，并分析其所带来的影响。

 

结论

 

作者的研究结论在直觉上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通过实证策略较为严密的论证了母亲在孕期所受的压力与孩子未来心理健康状况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在解释具体的影响渠道时还要借助于精神病学、精神学以及流行病学等学科的知识。这一研究结果从侧面也说明了代际传递具有固化倾向，因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往往面临更多源于心理和经济方面的压力，按照本文的逻辑，这种压力如果没有及时的干预就会传递给下一代，从而使得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的后代在各方面都处于弱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在选择实验组的原则是“丧亲”事件的发生时点是否处于怀孕日期到孕产日期之间，作者这里将压力的效果分成了产前和产后，但是如果压力是可以积累的，那么也许“丧亲”事件发生在孕前的效果也是值得考虑的。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how in utero exposure to maternal stress from family ruptures affects later mental health. We find that prenatal exposure to the death of a maternal relative increases take-up of ADHD medications during childhood and anti-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dications in adulthood. Further, family ruptures during pregnancy depress birth outcomes and raise the risk of perinatal complications necessitating hospitalization. Our results suggest large welfare gains from preventing fetal stress from family ruptures and possibly from economically induced stressors such as unemployment. They further suggest that greater stress exposure among the poor may partially expla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persistence of pov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