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樊学瑞

 

原文信息

 

Rodrik D, Subramanian A, Trebbi F. Institutions Rule: 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Over Geography and Integ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4, 9(2):131-165.

 

引言

 

为什么不同国家之间的发展存在较大差异？为什么不发达是持久的？为什么有些国家从失去领先状态？回答这样的问题是令人着迷的。解释经济发展差异的文献众多，其中有三种观点比较突出。

 

第一种是地理位置假说。该理论认为地理决定了一个地区的气候，资源禀赋，疾病负担，运输成本以及先进技术和知识在该地区的传播。它对农业生产率和人力资本会产生很大影响。正如兰德斯（Landes）的著作《国富国穷》、戴蒙德（Diamond）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萨克斯（Sachs）的一系列论文中论述的那样。

 

第二种观点强调国家贸易对生产率的影响。该观点认为市场一体化的障碍是全球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国际贸易有助于市场融合会促进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如弗兰克尔（Frankel）、华纳（Warner）、多拉尔（Dollar）等人的研究。

 

第三种观点认为制度是才是解释经济发展差异的最重要因素。他们强调产权和法治等社会规则会对经济参与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整体经济增长。这方面比较著名的研究者有诺斯、阿西莫格鲁等。

 

传统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都集中于物质、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变迁。的确，这些都是经济增长重要因素。但是，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倾向于增加物质、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技术进步呢？本文所要考虑的就是地理、开放和制度哪一种因素会促进积累和技术进步，在三个因素中哪个因素是最重要的。但是要实证说明这个问题是困难的，因为制度、开放都是内生的，如下图所示。欣慰的是，已经有类似的研究对内生性做了很好的处理，给本文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实证研究

 

(1)式是本文的基础回归方程式，y为人均GDP，ins为制度，int表示开放度，geo为地理因素。Table 2是基础回归方程式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不论是使用Acemoglu一文中的样本，还是扩大范围后的样本，其回归系数基本都是一致的。按照Table 2的结果，如果一个地区有较高的制度质量、开放度和更好的地理位置，这个地区就会有更好的发展绩效。虽然Table 2说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但反向因果、遗漏变量、测量误差等都可能造成回归偏差。因此，本文接下来对内生性做了处理。

 

本文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处理内生性问题。(2)、(3)两式是第一阶段回归方程式：

其中，SM是定居者死亡率，CONST是贸易额与GDP比值。(1)-(3)式共同构成了本文的核心回归方程式。Table 3汇报了两阶段回归的最终结果。在Acemoglu等人的文中制度质量是用防征收程度（index of protection against expropriation）来衡量的，本文使用法治指数表示。Table 3中Panel A的回归结果和Acemoglu等人的回归结果相差不大，说明本文使用的制度质量指标也可以用定居者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Table 3中的第5、6列说明了制度在解释经济发展差异中的重要性。一旦将制度加入回归方程，地理和开放就不在显著了，甚至符号都相反了。因此，在这三个因素中，制度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个结果在扩大样本数量后仍然是稳健的。接下来，文章还做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还给出了一下此后的可能研究方向，此处不表。

结论

 

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是：制度质量是唯一显著正向决定收入水平的因素。一旦控制住制度，地理和开放都对收入没有直接影响，这些结果都是非常稳健的。本文还指出地理通过影响制度质量对收入有较强的间接效应。这两个结论都和Acemoglu的研究结果相似。那么，这样看来的话，地理或许是影响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Abstract

 

We estimate the respective contributions of institutions, geography, and trade in determining income levels around the world, using recently developed instrumental variables for institutions and trade.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quality of institutions “trumps” everything else. Once institutions are controlled for, conventional measures of geography have at best weak direct effects on incomes, although they have a strong indirect effect by influencing the quality of institutions. Similarly, once institutions are controlled for, trade is almost always insignificant, and often enters the income equation with the “wrong” (i.e., negative) sign. We relate our results to recent literature, and where differences exist, trace their origins to choices on samples, specification, and instrum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