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刘梦迪

 

推文信息

 

Walker W R. The transitional costs of sectoral re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the Clean Air Act and the workfor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3: qjt022.

 

前言

 

环境政策带来的失业问题一直以来是环境经济学领域热议的话题。从长期来看，在环境规制作用下污染部门的劳动力可能会转移到其他部门。如果劳动力可以自由转移到另一个岗位且收入保持原有水平，则认为环境规制没有产生就业再分配成本；而如果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由于技能不匹配等原因带来了长期的失业，则认为环境规制产生了就业再分配成本；此外，仍留在原污染部门的劳动力由于企业竞争力下降带来的收入下降也是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Walker发表在QJE上的文章《The transitional costs of sectoral re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the Clean Air Act and the workforce》以美国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 CAA）为例，运用美国的纵向雇主家庭动态档案分析了环境规制带来的劳动力部门间再分配成本。

 

背景

 

美国1990年的清洁空气法案设置了一系列污染排放标准，受规制的污染企业被要求于1991年开始减少污染物排放并安装污染削减设施。已有研究已表明，清洁空气法案带来了污染企业生产率的下降（Greenstone, List, and Syverson 2012），并带来了生产和劳动力的部门间转移（Walker 2011）。类似的，该研究同样针对美国清洁空气法案，运用是否受规制的差异性特征，构建三重差分模型（DDD）分析环境规制带来的劳动力部门间再分配成本问题。

 

识别策略

 

具体而言，由于污染企业往往是大企业、老企业，而这类企业往往具有一定的工资优势，因此单纯对污染企业和非污染企业进行对比可能存在估计偏差问题。鉴于清洁空气法案并不是全国性统一实施，因此为研究设计提供了可能的对照组。此外，在受规制县内，只有排放某些特定污染物的污染企业才受到规制。这意味着即使是在同一个县、同一个行业内也存在着受规制企业和不受规制的企业，使得模型可以控制县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鉴于此，该研究构建DDD模型，解释变量为是否为受规制县，是否为污染部门，是否为政策之后三个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劳动力数量和工资。同时控制行业-县-部门固定效应、部门-时间固定效应、县-时间固定效应、以及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数据来源

该研究运用三大微观数据库进行匹配分析。劳动力信息来自人口普查局的纵向雇主家庭动态档案（LEHD）。该数据记录了职工的就业历史、收入信息（按季），以及年龄、种族、受教育程度等信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需要政策实施之前的信息，因此需要早于1991年的信息，受于早年数据收集范围的限制使得样本只能包含伊利诺伊州、马里兰州、华盛顿州和威斯康星州四地的信息。由于这四地相对富裕，这对结果的推广会产生一定影响。此外，该数据的另一个缺陷是无法区分失业和在国外就业。

 

由于纵向雇主家庭动态档案仅包含1990年起的信息，无法进行长时间的趋势检验。为了进行趋势检验，该研究采用的另一个数据库是1975-2005年的纵向企业数据库（LBD）。该数据库包含就业、工资、企业年龄、行业类型、企业位置等信息。

 

此外，该研究还运用了美国环保署（EPA）的规制信息。运用工厂名称和地址将LEHD和LBD与EPA工厂级别的规制信息进行匹配。规制信息包括是否受管制、受管制的具体污染物信息等。由于该规制信息没有提供工厂何时开始受管制，但可以根据所在县何时被划为受规制县来推测（即若工厂在规制名单中，且位于受管制县，则定义为受规制工厂）。

 

结果与讨论

 

首先，由下图所示，根据LBD数据，政策之前两组劳动力差异不显著，即满足相同趋势假设。政策之后，污染部门的就业显著下降10%左右。

 

对于受规制部门的劳动力，政策后的三年平均收入下降了5%以上，在政策后五年开始恢复。相较于受规制之前，这些劳动力的总收入损失了约20%。

 

进一步发现，这种劳动力成本存在很大的异质性，在高失业率地区，这种再分配成本更大。对这一成本进行计算，美国清洁空气法案带来的劳动力部门间转移超过了54亿美元（1990年标准），这一成本约比增加的健康福利低两个数量级。

 

研究贡献

 

该研究较之以往研究有四点主要贡献：第一，已有研究多关注环境规制对污染行业劳动力的影响，而该研究关注了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的影响；第二，已有研究运用行业级别的工资指标无法考虑环境规制带来的工资影响，因为环境规制可能使受规制企业的劳动力雇佣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工资，而该研究由于拥有个体的工资信息，可以对这一影响加以考虑；第三，以往研究多使用行业级别数据，而该研究运用了新公开的工厂级别的数据；第四，以往研究对劳动力转移的衡量多为间接的，而该研究运用追踪数据直接观测环境规制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推文作者简介

 

刘梦迪，南京大学环境学院硕博连读生在读，研究领域涉及环境经济学、环境政策分析。目前研究兴趣包括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nvironment and human behavior.

 

原文摘要

 

This article uses linked worker-firm data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estimate the transitional costs associated with reallocating workers from newly regulated industries to other sectors of the economy in the context of new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he focus on workers rather than industries as the unit of analysis allows me to examine previously unobserved economic outcomes such as nonemployment and long-run earnings losses from job transitions, both of which are critical to understanding the reallocative costs associated with these policies. Using plant-level panel variation induced by the 1990 Clean Air Act Amendments (CAAA), I find that the reallocative costs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re significant. Workers in newly regulated plants experienced, in aggregate, more than $5.4 billion in forgone earnings for the years after the change in policy. Most of these costs are driven by nonemployment and lower earnings in future employment,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longitudinal data for characterizing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Relative to the estimated benefits of the 1990 CAAA, these one-time transitional costs are sm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