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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 P H. Dowry and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9, 44(1): 25-46.

主要内容
    
家庭内部妻子的谈判地位（bargaining position）是否会影响她在家庭中的福利水平，是家庭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相关的理论始于Becker1991模型，发展到后来的collective models of households，但实证证据的寻找却面临几个问题：一个是妻子地位的测度，难以找到合适的代理变量，一般的度量往往同她个人福利水平混在一起无法区分；另一个是实证检验中的遗漏变量问题，妻子地位与观察到的福利水平之间的内生性问题。Philip H. Brown2009年在JHR上的文章”Dowry and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Evidence from China”以中国农村地区女方家庭给的嫁妆水平作为妻子bargaining地位的度量，解决了以上问题。
     
作者指出，传统的用来度量女性地位的变量，如收入水平包括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等，在实证中都面临联立性偏误问题（simultaneity bias），因为工作决策本身就是内生决定的。而我国农村地区结婚时女方父母大都会给嫁妆，而且不同于南亚地区，我国农村婚姻中的嫁妆在婚后仍然主要由女性支配，乃至离婚发生时嫁妆都可以带走，因此嫁妆可以作为妻子bargaining地位的代理变量。
     
进一步的，考虑到农村地区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嫁妆资金主要来源于家庭储蓄，所以娘家农业产出的冲击（shock）会直接影响嫁妆但不会直接影响女性的婚内福利。农村地区结婚前一年往往有传统的订婚仪式，所以本文使用结婚前一年娘家（女方父母家）所在地的粮食产量冲击作为嫁妆的工具变量。 因果识别的有效性还要求，父母在荒年年份依然会嫁女儿，而不是等到丰收年份凑足嫁妆才让女儿出嫁。作者对此进行检验，使用女性婚姻年龄对农业产出冲击做回归，并没有发现后者对前者的正向影响，其他一些婚姻特征与产量冲击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关系，好收成年份与不好收成年份之间结婚的分布也没有显著差异。此外，作者还控制家庭人口结构等可能与婚姻转移支付有关的因素，控制时间序列效应（cohort effect），以及村庄固定效应以降低遗漏变量的影响。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2001年中国农村贫困调查（China Rural Poverty Survey ），该调查覆盖了四个县的40个村庄587户家庭，最后使用1950－2000间结婚的451个家庭数据。衡量妻子福利使用的是如下变量：妻子的消费开支（包括理发美容、珠宝首饰及其他私人开支），丈夫从事家庭劳动的时间（比例），妻子享受的闲暇时间（比例），妻子自报的生活满意度，两阶段回归发现，这些变量与嫁妆之间都有正向且稳健的关系。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发现，农业冲击影响到女性出嫁时所能得到的嫁妆数量，这进一步影响到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给女性福利带来了影响。这说明了嫁妆对女性地位提高的作用，也证明了家庭内同质模型的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