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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经济学

推文人 | 樊林峰 
原文信息:Matthias Doepke & Giuseppe Sorrenti & Fabrizio Zilibotti, 2019. "The Economics of Parenting,"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vol 11(1).
 
育儿决策是为人父母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从Gary Becker等先驱的工作开始,家庭行为便开始进入经济学家们的分析视野。育儿经济学旨在模型化父母对子女的养育过程,从而分析父母养育方式的选择,以及不同养育方式对子女技能形成的影响。育儿是指是指父母为支持孩子的发展所做的一切,包括为子女提供食物和住所等基础设施以及指导他们的情感和智力发展。由此可见,父母的育儿行为对子女人力资本的积累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在现代社会中,约三分之二的总收入以工资的形式流向工人,其中大部分的收入反映是对累积的人力资本的回报,而不是对初始劳动力的回报。因此,想要研究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社会流动性的决定因素以及长期不平等的驱动因素,必须考虑家庭的育儿决策。本文从家庭的育儿风格(parenting style)的选择、儿童的技能形成过程以及成长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三个方面对育儿经济学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一、模型的基本设定
 
父母的育儿的目标函数为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和子女的福利水平。具体的函数形式如下式所示,其中U1和U2表示父母在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效用,受到自身消费、闲暇和偏好的影响。子女的福利在式子中表示为(1-γ)v+γv ̃,其中包括两部分,则表明父母从子女获得的效用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v表示的子女一生中的实际效用,二是v ̃表示的经由父母评价子女的表现后所得到的效用。事实上,v和v ̃表现了父母在利他主义(父母关心孩子的效用)和家长主义(父母关心孩子的行为,其方式可能与孩子自己的偏好相冲突)这两种极端情形下的育儿方式中从子女身上所获得的效用。γ则表示在不同的年代里,父母对利他主义和家长主义育儿风格的偏好的程度。父母对从子女身上获得的效用还施加了权重Z,其表示父母对子女的关心的程度。
子女的目标函数如下所示,其中u1和u2表示子女在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效用水平,受到消费、闲暇和偏好的影响;V’是儿童成年后预期的延续效用(expected continuation utility),在动态模型中,其形式与父母的效用函数形式V相同;z表示儿童对成年后的效用的重视程度。对于v ̃而言,决定其大小的变量与v相同,两者的差别就在于具有不同的函数形式,由此也说明父母是通过自己的偏好来评价儿童以获得自身的效用,从而体现出不同家庭的育儿风格。这种设定很好的抓住了育儿问题的核心,即如何解决孩子的真实福利与父母对孩子福利的主观评价之间存在的分歧。比如,一个父母与孩子的一个常见的分歧源于时间偏好,父母可能希望孩子更多地关注长期的成功,而不是即时的满足。
为了简化模型,现有的研究均假设家庭中只存在一个抚养人和一个孩子,为了考察育儿过程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动,模型中允许孩子有自己的发言权和行动。父母与子女的目标函数所受到的限制包括预算约束、时间约束和技能生产函数的技术约束。在上述的分析框架内,还可以考虑直系家庭以外的环境影响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例如学校的同辈效应和社区效应。这里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子女的选择集是受到父母选择集的影响的。父母可以通过投资行为改变子女的选择集;此外,父母也可以通过影响子女的成长环境来改变子女的选择集,比如,父母通过选择家庭居住的地区来影响同龄人对孩子发展的影响。
 
二、育儿经济学
 
父母的育儿方式,是关于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分歧是如何解决的。Baumrind (1967)年根据父母在多大程度上干涉孩子的意愿,以及他们如何让孩子顺从自己的意愿对育儿方式进行分类,因此,育儿方式归根结底是父母是否干预孩子的选择,以及如何干预的问题。目前场景的育儿方式有宽容型、专制型和权威型三种,宽容型的父母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并且不干涉孩子的选择;专制型的父母习惯于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从模型中来看就是限制子女的选择集;权威型父母旨在通过自身的言行影响子女的选择。不同的家庭之所以会选择不同的育儿方式,原因在于不同的育儿方式具有其成本和收益。比如,宽容的父母最大限度地发挥孩子的效用,但孩子最终可能做出与父母的家长式作风背道而驰的选择;专制型父母直接影响孩子的选择,但这会降低孩子的幸福感,并可能产生其他影响,尤其是如果独立决策能带来经济效益(就孩子未来的预期效用而言);权威的父母也会影响孩子的选择,但这种养育方式需要父母付出昂贵的努力,也可能会减少孩子的福利。父母在不同育儿风格之间的选择,一方面取决于模型中的γ的水平,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
 
比较有意思的是,社会的不平等状况与家庭育儿方式选择之间的关系。首先,在一个比较平等的社会中,孩子们把精力放在教育上的动机是有限的。父母也不太关心孩子的努力,因此父母和孩子之间几乎没有分歧的余地。因此,大多数父母采取一种宽容的养育方式,即他们让孩子快乐,培养他们的独立意识,这样他们就可以发现他们在他们的成年生活中擅长什么。其次,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分歧更加突出,因为父母希望看到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努力学习,选择人力资本回报高的职业。在这个社会中,更多的家长是权威的,很少的家长是宽容的。此外,由于富裕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在权威教育方面的相对优势,将会有更强的社会经济对教育方式的分类。由于权威的教育方式有助于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功,这种分类将阻碍社会流动性。
 
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上述分析结论,即收入分配越均等的社会越倾向于选择宽容型的育儿风格。如下图所示, 密集型父母(intensive parents)的比例随着税前收入不平等和教育回报(上图)的增加而增加,随着税收累进性和社会支出的再分配程度的增加而减少【注:在下图的分析中,作者将三类育儿模式重新划分两类,专制型和权威型的父母为密集型父母;与之对应的为放松型父母,给予子女自由】。
除了考虑育儿风格的密集与放松特征之外,还可以衡量其专制程度,在此情况下,关键的变量为孩子的努力是否容易被父母监控;孩子职业流动的程度。影响育儿风格的专制程度的两个宏观经济指标是农业的比重和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大多数孩子在父母的直接监督下生活和工作。此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被期望成为农民,并向他们的父母学习技能。在这样的社会中,独立的回报很低。相反,在许多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中,他们被期望主动努力学习,因为学生往往远离家庭,必须做出重要的独立决定,比如选择哪个专业和学习多努力。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父母更加专制,因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很低。图2表明,农业就业比重越高,育儿专制程度越高;高等教育入学率越高,育儿专制程度越低。
此外,作者还提到了其他影响家庭育儿风格的渠道,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富裕的父母可以用金钱奖励来让孩子顺从他们的意愿。贫穷的父母缺乏这样做的资源,因此可能更有可能采取诸如体罚等独裁手段。二是,父母与孩子之间所存在的信息摩擦,具体而言,孩子们比父母知道的要少得多,而养育孩子的挑战是让孩子们相信父母知道的是正确的。三是,父母策略的选择,具体的研究包括父母如何应对孩子的不良行为(Burton, Phipps, and Curtis, 2002);区分了将父母的时间和注意力作为抚养孩子的投入时的差异(Cobb-Clark, Salamanca, and Zhu, 2019);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严格和宽松的父母之间的战略互动(Hao, Hotz, and Jin, 2008);父母之间存在信息摩擦的作用,父母对不同养育方式的生产力的主观评价可能存在差异(Cunha, 2015)等。
 
三、儿童技能形成的经济学
 
现有的技能形成的研究所遵循的思路是将技能视为技能“生产过程”的产物,不同的研究的差异体现在对“生产过程”中的投入物以及生产函数的形式的假设上。Heckman及其合作者的一系列的研究认为儿童的技能(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均有其相应的生产函数)是受到父母的技能存量、儿童当期的技能存量以及父母的投资的影响。该模型考察了对同一种技能的早期投资和晚期投资之间的关系。技能形成问题的研究实际上与育儿风格选择问题息息相关,因为不同的投资行为背后所体现的就是育儿风格的选择。此外,技能形成的研究对公共政策的设计也至关重要。通过模型的推导获得技能投资的最佳时机有助于决定在多大年龄对学校和儿童保健的公共投资可能是最有效的。父母和其他主体的投入(如公立学校)之间的替代关系决定了旨在提升公民技能存量的公共项目是否有效,或者父母的支持和辅导是否应该成为此类项目的核心内容。
 
技能形成的研究结论有如下几点,一是,认知和智商并不是人生成功的唯一决定因素,毅力、责任心和社交能力等个性特征在塑造未来的结果中同样重要。二是,技能是可塑的,而基因只是决定个人技能和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三是,儿童早期(大约4岁)是技能习得的关键阶段。这里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童年是由多个时期组成。四是,技能具有自我生产的特点,即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技能将在今后的时期内继续存在并有助于创造新的技能。五是,技能的生产具有动态互补性,即观察到在生命的特定阶段产生的技能提高了后期投资的生产力。
 
四、父母养育与邻居在儿童发展中的相互作用
 
与富裕地区的儿童相比,在贫困地区长大的儿童往往取得较低的结果,向上流动的机会也较少(Brooks-Gunn et al. 1993; Cutler and Glaeser 1997; Chetty et al. 2014)。这些事实使得邻里效应和同伴效应的分析成为社会资本积累理论(Coleman 1988)和人力资本外部性与增长理论(Benabou 1993; Lucas 1988)的一个关键点。生活在较好的社区里的孩子会受到成年人的影响,成为他们的榜样。社交网络和同伴效应也发挥了作用;社区还可能通过学校、图书馆等社区资源影响人力资本积累过程。邻居效应的实证研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如果人们的位置选择部分是由不可观测的特征驱动的,那么基于观测数据的测量邻域效应就没有因果解释。克服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看看政策和干预措施。
 
从养育子女的经济学角度来看,父母通过决定孩子所处的环境,包括(但不限于)选择住在哪个社区,对孩子产生了重大影响。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研究从建模的角度将邻里选择作为养育子女的一个方面,也没有人考虑到养育子女的这个重要方面如何与其他养育子女的选择相互作用,比如养育子女的方式。
 
五、总结与展望
 
事实证明,经济模型非常成功地解释了父母行为的许多方面,从生育选择和养育方式,到家庭居住的社区选择,儿童的技能形成。笔者认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本质上隶属于人力资本的研究,从投资主体来看涉及到了个体、家庭、社会和政府;从经济增长来看涉及了人力资本的核算以及人力资本的回报和相关的制度设计,从社会经济结果来看涉及了社会环境对人力资本形成的特征与存量的影响,以及人力资本对社会运行机制的反向作用程度。已有的研究结论已经在政策制定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观察到许多重要的技能是在生命的最初几年获得的,因此呼吁对高质量的日托和学前教育提供更多的支持,目前许多地方正在实施这一措施。
 
现有研究有三个有待拓展的领域,一是对父母育儿方式的分类和测量;二是将育儿、技能形成与成长环境的影响综合在同一个框架内进行分析;三是将亲子互动的理论模型拓展为双亲多子女的情形下进行考虑;四是评估育儿方式的变化对更广泛的经济问题的影响。
 
Abstract
 
Parenting decisions are among the most consequential choices people make throughout their lives. Starting with the work of pioneers such as Gary Becker, economists have used the toolset of their discipline to understand what parents do and how parents' actions affect their children. In recent years, the literature on parenting within economics has increasingly leveraged findings and concepts from related disciplines that also deal with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For example, economists have developed models to understand the choice between various parenting styles that were first explored in th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literature, and have estimated detailed empirical models of children's accumulation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s in response to parental and other inputs. In this paper, we survey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on parenting and point out promising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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