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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乡土社会,海洋社会真的更具创新性吗?

推文人 | 谢凯 
原文信息:赵子乐, 林建浩. 海洋文化与企业创新——基于东南沿海三大商帮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19(2).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引 言
 
今天推送的文章聚焦于非正式制度安排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文章以东南沿海的客家、广府和福佬三个商帮为例,研究了具有海洋文化的族群是否有更高的企业创新投入。
 
什么会影响创新?在东西方跨文化的比较中,西方文明的“海洋特性”总是备受关注,海洋文化的有无也成为东西方“大分流”的重要根源,如梁启超就认为“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海洋社会为什么可能比乡土社会有更强的创新倾向?学者们提出了以下观点:第一,海洋社会较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有利于企业创新;第二,海洋社会的冒险精神是创新这种高风险活动的基础;第三,海洋社会的海外侨胞有利于信息和技术扩散。
 
对海洋文化进行实证研究之前,作者先解决了两个难题。一是对中国同样存在海洋文化的证明,从古代的百越族开始,中国东南地区就存在着浓厚的海洋活动传统。二是巧妙的解决了文化因素与地理因素难以区分的问题,作者选择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客家族群(以客家话为母语)、广府族群(以粤语为母语)、福佬族群(以闽南方言为母语)为研究对象,从明清至今,本地商人按照三大族群形成了三个商帮,这三个族群文化差异明显但地理上犬牙交错。
 
一方面,客家、广府和福佬族群的海洋性递增,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福佬族群是典型的海洋社会,而广府族群则介于客家和福佬之间。另一方面,这三个族群主要在广东省境内接壤,并呈现犬牙交错的分布状况,这为在控制地域因素前提下研究文化因素的影响提供绝佳条件。作者手工收集了广东省村一级的族群分布数据,按企业地址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相匹配,并通过企业家的姓氏频率分析企业家的族群归属与企业所在地族群属性的关联。
 
模型构建
 
1.样本和数据
 
前文提到,客家、广府和福佬三大族群的海洋性是递增的,同时三大族群主要在广东省接壤,构成了广东省人口的主体,而且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这一族群分布主要是因为清代统一台湾地区的战争、土客械斗、抗日战争等外生冲击导致大规模族群迁徙所造成的,族群 分布相对外生。因此,文章以广东省为研究样本。
 
作者手工收集了广东全省的族群分布数据,最终建成精确到村一级的,基本覆盖全省的族群分布数据库。在使用企业所在地的族群来界定企业的族群属性时,作者进行了两点改进:一是使用了更为精细的村一级数据;二是巧妙地利用各族群的“标志性”姓氏来确定企业家本身的族群归属和企业所在地的族群属性有较强的相关性。
2.变量与模型
 
本文的企业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年限为2005-2007年,被解释变量用企业研发密度(即研发费用占销售额之比)来衡量企业创新水平,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的族群属性(用企业所在村委会或居委会的族群来衡量),同时还控制了其他变量,尤其还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企业是否位于市区/县城等城市内部异质性。本文的基准模型为Tobit模型。
 
由于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的企业样本占了很大比例,这些企业多为政府招商引资所引进的企业,和当地乡土社会关系很弱,因而本文把样本企业分为四类:广府区、福佬区、客家区、开发区,其中广府区作为基准组。
 
从表2可以看出,海洋文化的福佬区的企业创新水平领先于另外两个族群区,同时广府区的企业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福佬区次之,客家区最末,也符合广东省的宏观格局。
实证分析
 
海洋文化孕育于海滨地区,地理因素与文化因素的影响很难分离,如果能有相同的地理条件,则可以得到文化因素与企业创新之间“干净”的因果识别。因此作者的思路是,先找一个“干净”的小范围样本进行回归,然后把样本范围扩大到全省境内,检验回归结果的可推广性。
 
1.基于清代“迁海复界”外生冲击的识别结果
 
清初,为切断台湾的郑成功政权与大陆沿海的贸易往来,清政府颁布“迁海令”强迫沿海居民內迁,广东省的迁海范围为沿海五十里,但沿海居民在“迁海”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死亡率高达50%。在收复台湾后,清政府颁布“复界令”,重新允许沿海原住民回沿海居住,但由于人口锐减、不愿回迁等因素,沿海土地大量抛荒,诱发了内陆人口尤其是客家人向沿海地区的大规模迁徙,形成了沿海地区族群交错分布的局面。
 
迁海复界是由战争因素诱发的外生冲击,因此族群分布具有很强的外生性。分析结果显示,福佬区、广府区和客家区的研发投入依次递减,表明海洋文化促进了企业创新。
2.基于广东省多族群地区样本的实证结果
 
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广东省的多族群区域后,分析结果和“迁海令”实施区域的结果相同。但由于整个广东省的族群分布不如“迁海令”实施区域那样具有良好的外生性,因此需要进行稳健性分析。
3.广东多族群地区样本的稳健性分析
 
第一,增加控制变量。在原有控制变量基础上,首先加入的是对创新具有直接影响的因素,包括是否位于沿海县区和所在乡镇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其次,还有一些地理因素如所在县区的年均温度、年均降水等和对广东省族群格局产生较大影响的战乱因素会对创新产生间接影响;最后,各族群的人口学特征和平均财富水平也会对创新产生一定影响。
 
在增加了以上控制变量后,本文的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第二,只采用沿海地区样本和多族群乡镇样本。表7的(2)列剔除了韶关和清远这两个内陆城市,(3)列进一步把样本范围限制在沿海县区,(4)列使用了更为微观的乡镇样本。可以看到,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第三,处理行业选择倾向。客家人较多从事的传统型、资源型行业本来就没有多少研发空间,因此族群的行业选择倾向可能是造成不同族群区企业创新投入差异的原因之一。但控制了多类行业因素之后,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第四,改变企业创新水平的测度指标。结果也和基准回归一致。
4.进一步研究
 
前文揭示了族群因素影响企业自主性的创新决策的影响。但实际上,企业创新性活动经常受到政府补贴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族群因素对于政府补贴政策效果的调节效应。作者以企业补贴收入与销售收入之比来测度政府补贴的强度,并在回归方程中加入政府补贴与“是否位于客家区”、“是否位于福佬区”的两个交叉项。
 
结果显示,政府补贴效果存在明显的族群异质性,这一结果与族群变量本身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是完全一致的。
 
Abstract
 
本文基于客家、广府以及福佬三个商帮的企业数据,探究海洋文化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客家族群是乡土社会的典型代表,讲闽南方言的福佬族群属于典型的海洋社会,讲粵语的广府族群介乎两者之间,这三个族群在东南地区广泛分布并主要在广东形成犬牙交错的格局,使得我们可以在控制地域因素的前提下识别族群文化的影响。本文手工收集广东省的村级族群分布数据,从而匹配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族群背景。在清代“迁海复界”的冲击之下,三大族群在特定地区临海混居,形成外生性的族群分布,基于此的实证结果显示,客家、广府、福佬企业的创新投入依次递增,表明海洋文化有利于企业创新;进一步将样本扩展至全广东的多族群区域,控制地理、经济、人口学特征等因素,只保留沿海县区、考察多族群乡镇内部差异等处理仍然支持结果的稳健性。除了直接影响,族群文化还对政府政策产生调节效应,政府补贴在海洋文化浓厚的族群区具有更显著的创新激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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