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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人 | 黄娜群
原文信息:Johnson, W. R. (2014). House prices and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82, 1-11.
在美国,过去四十年来,房价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都显著提升。这篇文章检验了这两个现象之间的可能的因果联系。一方面,正如Warren and Tyagi (2003) 指出的,相对高的房价能够引致家庭的两个人都提供劳动力。另外一方面, 在Frank and Cook (1995) 中,两位收入家庭的提高,会抬高土地的价格和房价。这个方向的因果关系和Gyourko et al. (2010, 2013) 的发现一致。他们发现,国民收入的日趋不平等是超级城市产生的一个推动力。这些超级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超高的房价,其原因主要是对房子的需求增加以及部分城市的房屋供给的约束。尽管 Gyourko, Mayer and Sinai 没有明显提到两位收入者的家庭是收入不平等增加的一个原因,但是Moretti (2013) 发现,越来越多高工资的收入者和大学毕业者流入高房价地区,因为他们能够挣得更多,但是Moretti (2013)没有论证高房价是由于这种选择造成的。
 
这篇文章试图去解决房价与女性参与率因果关系的方向,使用美国大都市的截面数据。简单的截面层面的数据显示,房价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正向关系:高房价伴随着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这种现象可能是:(1)高房价引致更多的女性去工作;(2)更多工作的女性抬高了房子的价格;(3)与房价和劳动参与率有关的第三个变量引起的。作者的实证结果显示高房价没有引致更多的女性就业,但是女性就业引起房价增加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这篇文章使用了一个简单的劳动力和住房位置的模型来引入因果关系的两个方向。 假设单中心城市中,所有就业都在市中心,具有两位劳动收入的人的家庭更倾向于住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来节约通勤成本,从而抬高附近的土地的价格和房价。结果是,具有更多两位劳动者的家庭的城市的土地价格也会更高。 模型中,劳动供给的决策非常标准化,权衡不劳动的时间价值和用劳动收入购买的商品。但是家庭还考虑了房价和通勤。在对偏好和选择性匹配的合理的假设下,模型显示,高收入的家庭会选择两位劳动者都参与劳动力市场而且会选择住在靠近市中心的高房价的地区。低工资的家庭只有一位收入者,而且住在房价较低的城市的边缘地带。
 
模型中,产生了城市的劳动供给和房价的差异。在地理上,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建造房子的承载能力方面,各城市具有差异。作者的模型使用了一个参数-代表可建设土地的比例-来反映城市地理上的承载能力的差异。这些地理因素能够影响城市的土地的价格,间接地,影响劳动供给。因为去工作的决定取决于房价的成本和通勤时间。
 
影响城市的女性劳动供给的外生因素可能不同。比如,相比于非市场时间,对购买的商品的偏好的城市间的差异可能导致劳动供给的差异和均衡中的土地的价格差异。作者使用了二战时期城市的男性参军的比例作为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工具变量。 Acemoglu et al. (2004) 证实,这个变量与女性劳动参与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
 
模型产生的一些预测是和数据吻合的。在建筑土地较少的城市中,房价较高,通勤时间较长。在较长通勤时间的城市,已婚的女性更少可能去工作。
 
房价引起女性劳动参与,可以通过对内生的房价使用工具变量-影响房价变动但是不直接影响女性参与率的因素。工具变量反映了城市中房地产市场的地理特征,比如土地的供给,建造的成本,区位的好坏。结果显示房价对于劳动力供给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尽管可能对女性的收入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对于房价的影响,则通过另外一个工具变量-二战时期城市的男性参军的比例来研究。结果显示,不排斥女性劳动参与率对房价的正向影响。
 
读后感悟:
1.要看懂该文的理论模型,需要查看其他文献。
2.实证结果和argument,没有特别简洁和完全令人信服。
 
Abstract
 
Is there a causal connection between house prices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married women? The simple correlation between house prices and married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cross U.S. metro areas is positive. Plausible, informal arguments have been advanced to support causation in either direction: prices raising participation (negative income effects of higher house prices lead more married women to work) or participation raising prices (richer two-earner households bid up the price of scarce housing). I construct an equilibrium model of location, labor supply and real estate (land) prices within a metro area which predicts that (1) metro areas with exogenously less buildable land will have higher house prices and mor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married women, while (2) metro areas with married women exogenously more prone to work will have higher house prices. Using geographic instruments for housing supply, I find little evidence of a positive effect of house prices on married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but a somewhat greater possibility that house prices raise their earnings. Likewise, an instrument for married women’s labor supply reveals no consistent significant causal effect of two earner households on housing prices, although the possibility of a positive effect cannot be rul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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