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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Ulrika Ahrsjö,Susan Niknami,Mårten Palme.Identity in Court Decision-Making[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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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经济学文献越来越多关注到，身份对个人偏好和行为决策产生重要影响（Akerlof and Kranton，2000；Bertrand，2011），社会经济地位是塑造身份的最基本因素之一。然而，现有的研究一直无法探索身份因素在个人高风险决策中的作用。本文收集了2000-2004年期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地区法院举行的听证会记录，其中包含法院随机分配的陪审员和被告的相关个人信息背景，检验了被告和陪审员之间在多个维度上的共同身份（比如，性别和种族，教育和收入）在司法判决中的作用。本文研究发现：增加一名与被告具有相似社会经济身份的陪审员，可降低被告4%的监禁风险，他们的刑期也缩短了10%；作者还发现社会经济背景和人口特征对这种身份效应有同等重要性，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审判持续时间较长且被告出庭的案件中。本文提供关于个人身份对法院判决的重要性的经验证据，扩展关于身份经济学的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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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一）瑞典的司法审判系统

在瑞典，当一个案件进入法院审判环节时，计算机算法将案件随机分配给一个部门，每个部门由一名法官、一名书记员和行政人员组成。每个地区法院还拥有大量任命的非专业陪审员，每一个18岁以上的瑞典公民都有资格被提名为陪审员（司法系统内的雇员除外），他们被随机分配到刑事案件中，每年大约工作10到15天。在大多数地区法院的审判中，判决和判决都是由法官和三名陪审员共同决定的。听证会结束后，法官为陪审员总结了案件的事实和任何相关的法律，然后法官和陪审员讨论关于判决、量刑等相关的决定。如果法官和陪审员对裁决有不同意见，将进行投票来决定，法官和陪审员的选票具有同等的分量，但如果没有多数票，法官将拥有决定权。

（二）斯德哥尔摩地区法院

斯德哥尔摩地区法院是瑞典最大的法院。2000年斯德哥尔摩报告的犯罪人数超过2万人/10万人。非专业陪审员在地方选举后被任命，任期四年，选举后法院中央协调员会收到载有陪审员姓名、个人身份证号码和政党的名单信息，协调员利用这些名单组成陪审员组，并试图在其中平衡每个评审员组的性别、年龄和政党的分布，让不同身份的陪审员平均分配到不同审判法庭中，进一步将陪审员组随机分配到不同案件审判中，以保证随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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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明和实证策略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是基于2000-2004年斯德哥尔摩地区法院刑事法院判决记录的个人层面数据。本文提取了有关被告和案件的信息，被告的资料包括个人身份号码、公民国家和居住地址；案件信息包括判决日期、法官姓名、陪审员姓名、被告人数、被告被宣告无罪或定罪的指控、要求和判决的损害赔偿以及判决。作者使用斯德哥尔摩县保存的名单来获得陪审员的政治关系和陪审员的个人身份号码，将其与主持刑事案件的陪审员进行匹配以获取陪审人个人信息的数据，全套记录涵盖了13217宗案件-被告的观察结果。

（二）实证策略

为了研究身份如何影响法庭结果，本文构建了以下回归模型：

其中Yityd代表了被告i的定罪、刑期和刑期长度，由陪审员t在y年和法院d组判处的结果，表示相关的固定效应，表示被告人的相关控制变量，表示陪审人相关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Identitykit表示被告人和陪审员的身份相似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本文研究了四个身份属性的相似性：性别、种族背景、教育程度和收入，以性别为例，变量“性别身份”衡量的是，如果被告是男性，则衡量陪审员中男性的比例；如果被告是女性，则衡量陪审员中女性的比例。如果被告是男性（女性），三名陪审员都是女性（男性），则取值为0；如果被告和三名陪审员都是男性（女性），则取值为1。接下来，本文将身份变量合并为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经济相似性的指数度量，性别和种族背景构成了人口特征相似性指数，社会经济相似性指数包括教育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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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4为估计方程1得到的主要结果，第1列显示了定罪风险的结果，第2列显示了监禁风险的结果，第3列中的因变量是以月为单位的刑期长度（非监禁刑期为零值）。

首先考察人口特征相似度的影响：整体而言，审判中更多与被告同一人口特征身份的陪审员出现降低了被告的被监禁的风险，但没有降低被定罪或刑期的风险。当一名被告面对另一名同性别陪审员，他最终入狱的可能性要低1.5个百分点（-0.046/3=-0.015），比平均水平下降了7%；当一名被告面对另一名同种族的陪审员，他最终入狱的可能性降低了1.2个百分点（-0.035/3=-0.012），比平均水平下降了5%。这背后的原因在于，人口特征的身份认同往往与社会刻板印象和先入为主的观念有关，当所有陪审员与被告具有相同的人口特征的身份时，可能会有更强的刻板信念的激活，从而导致群体内偏见的可能性更高。

其次就经济社会地位相似度而言，与平均水平相比，陪审人和被告相同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使监禁率降低了4%，被告面对另外一名与他们受教育水平相同的陪审员他最终被监禁风险降低了0.8个百分点，入狱风险降低1%，教育中的群体内偏见是由中产阶级（中等教育）所驱动的。

最后就合成的人口特征相似性指数和社会经济相似性指数而言，本文发现，被告和另一名陪审员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上的相似性降低了被监禁的风险（比平均刑期降低6%）和平均刑期（降低10 %），但不影响定罪率。被告和另一名陪审员在经济社会特征上的相似性降低了4%的监禁风险，并将平均刑期缩短了10%。

（二）群体突出性和优先歧视

接下来，本文将研究基准研究发现如何随审判时间和被告是否出庭而变化，这么做有两个方面动机：第一，如果被告出现在法庭上以及审判持续一段时间，审判员了解更多关于被告信息，社会身份更突出，群体偏见更强。第二，从歧视的角度来看，这种群体内偏见是否可以归因于优先歧视？正如贝克尔中所定义的那样，优先歧视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代理人在与来自不同群体的成员交往时，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效用。因此只有当被告和审判员在审判期间更多机会接触才会出现群体内偏见，符合优先歧视理论。

图2显示了交互影响的结果，左边的面板显示了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相似度指数与被告是否出席法庭的相互作用，右边的面板显示了口特征和社会经济相似度指数与审判听证会的长度的相互作用。首先，关于被告是否出席法庭的异质性结果。结果表明，只有在被告在场时，才会出现社会经济特征的群体内偏见。当被告不在场时，我们反而发现了社会经济身份中群体外偏见的结果，这意味着当被告的身份只能通过他们的姓名和案件文书来了解时，共同身份可能会导致不利的结果。其次，关于审判时长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经济认同的影响主要是由长时间审判驱动的，超过了中位数持续时间（平均约2小时）。相反对于持续约30分钟的短时间审判，身份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或接近于零。这些结果表明，当陪审员有更多的时间来检查和评估被告时，群体内的偏袒就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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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如何完善司法审判系统，以确保公正的法院裁决，是世界各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在本研究中，本文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陪审团成员的身份与被告的关系会影响法庭结果。人口特征（种族和性别）和社会经济身份都影响了法院对判处刑期和服刑时间的决定。如果被指派给另一名与被告的性别或种族背景相同的非专业法官，被告被判监禁的可能性会降低6%。对刑期长短的相应影响是减少了10%。以教育和收入来衡量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产生了类似的估计。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群体内偏见主要出现在被告出现在法庭上，并随着审判时间的增加而增加。换句话说，它来自于人类的互动。未来的研究需要扩展研究社会经济身份是如何形成一对一的互动的，以及这种偏见是否会随着重复的互动而持续存在。

推文作者：王灿，南京大学商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欢迎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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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explore the role of identity along multiple dimensions in highstakes decision-making. Our data contain information about 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for defendants and randomly assigned jurors in a Swedish court. Our results show that defendants are four to six percent less likely to get a prison sentence if judged by one more juror belonging to the same identity-forming group. Moreover, they are given ten percent shorter prison sentences.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demographic attributes are equally important for identity effects, and these effects stem from trials of longer duration and where the defendant is present in the court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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