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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163.com/dy/article/G3HSNS870514TTJI.html?spss=adap_pc

原文信息:Kuhn, Peter and Kailing Shen. 2023. "What Happens When Employers Can No Longer Discriminate in Job A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3 (4): 1013-48.

原文链接:https://www.nber.org/papers/w29116

01

引言

明确要求应聘者的性别曾是招聘广告遍及全球的一个常见特征。尽管各国政府都在出台政策干预这个现象,但允许或禁止这种明确的性别要求对于雇主或求职者的影响仍鲜为人知。政府希望通过颁布禁令消除明显的就业歧视,增加女性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等。然而由于雇主可能会人为忽视“性别不匹配”的申请,或在招聘广告中加入其他性别偏好的暗示;某些岗位对于资质的要求本身就和性别有关等原因,禁令可能无法达到政策应有的效果。

在这一背景下,作者采用了2019年3月1日某招聘网站在未提前通知雇主的情况下将所有招聘广告中删除“偏好性别”字段这一事件,研究了“首选性别”禁令对求职者申请决策和成功申请者的性别构成的影响。随后,作者分别计算了对原本要求男性和女性的职位产生的效应,从而估计禁令对求职者进入不同性别职位要求的机会是否增加。最后,本文还估计了禁令对申请成功传递到雇主手中的比率和申请质量,以及申请后工人的回电机会这三个搜索摩擦指标的影响。

文章的主要发现有以下四点:第一,禁令导致以前对男性有性别要求的工作(M类工作)中,女性求职者的比例增加,同时也使得以前对女性有性别要求的工作(F类工作)中,男性求职者的比例上升。第二,这种影响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女性在M类工作中的比例仅上升了2.9%,而男性在F类工作中的比例上升了9.9%。第三,禁令前,雇主发布的性别要求主要是为了整合劳动力市场,而非致力于保护性别比例弱势群体,而且短期内禁令的整合效应并未影响那些具有显著性别差异的岗位。第四,禁令既增加了F类工作和M类工作的申请规模,也提高了求职者的申请质量.

这篇文章主要带来了四点边际贡献:首先,本文为有关就业性别隔离及其原因的大量文献以及最近有关申请者定向搜索的实证文献提供了补充。其次,本文研究了招聘过程中禁止使用各种类型的信息的影响。随后,本研究在探讨显性性别歧视方面有所突破,是目前第一个利用政策变化数据研究劳动力市场的文章,特别是在禁止用明确性别要求时。最后,本文使用了一些让人始料未及的政策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不受其他政策的影响,数据也相当可靠,这确保了作者能够观察到禁令实施前后广告的反应,也构成了研究设计的亮点。

研究背景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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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MRC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XMRC.com的内部记录,这是一家自2000年起为厦门市及周边地区提供互联网招聘服务的平台。该网站具有发布招聘广告和简历、在线求职申请以及雇主在线与求职者联系的功能。采用这个网站的优势主要在于:第一,在禁令实施前,雇主可以在网站上勾选菜单栏的“首选性别”选项,求职者在阅读或搜索招聘广告也可以看到这个选项,无疑为限制性别要求提供了简单而标准化的方式。第二,网站提供了简单的搜索功能。即求职者们使用菜单中的关键字来寻找工作,雇主也通过同样的方法来寻找工人。第三,XMRC在一夜之间删除了性别要求字样,而求职者和雇主并未被事先通知。第四,网站上的信息具备与其他大城市相似的人口特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大城市。最后,XMRC平台主要服务于厦门劳动力市场中较为熟练的一方,但过往经验表示在技能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明示的性别要求更为普遍。这表明本文的结果可能低估了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取消这类标签的影响。

2 样本选择

在分析过程中,作者选取了“禁令”前后一年内在XMRC上出现、并且在禁令前后都收到了申请的广告构建样本。最终数据包括来自15902家公司117390份广告以及来自204407名员工提交的3133603份申请和348198份回复。总的来说,招聘广告中有11.6%要求女性求职者,12.5%要求男性求职者。除此以外,作者还额外构建了“回电”样本及不同时期的样本以检验文章的稳健型。

3. 估计策略

为了估计“禁令”对雇主和求职者的影响,作者采用了断点回归的方法(RDD),断点为禁令开始的2019年3月1日。为了保证断点的有效性和连续性假设,作者通过检查每个变量的原始趋势,最终选择禁令两侧六个月作为带宽,并发现关键变量申请以及回复的性别组成趋势平稳。

考虑到禁令是在2019年春节后实施的,为了避免春节前的用工申请高峰,我们将重点放在禁令前后的30天窄窗口期内进行研究。尽管这种选择牺牲了一部分数据,但它有助于更准确地识别禁令的因果效应,避免了在假期招聘活动的高峰期进行研究。

此外,作者在附录中采用了双重差分法(DID)进行了估计。该方法不依赖于连续性假设,保留了更多的样本,但是要求样本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最终回归结果与主回归基本一致。

4. 主要结果

4.1 禁令对受雇者性别构成的影响

为了初步了解禁令对申请人和受雇者的性别构成的影响,作者先采用图像描绘了主要变量的时间趋势。图1-Panel A展现了无性别要求的申请和受雇者的性别构成趋势,可以看出并未出现明显的跳跃,这表示禁令实施对于无性别要求的岗位(N类工作)没有太大影响。Panel B展现了曾经要求男性的岗位(M类工作)的性别构成趋势,可以发现禁令实施后,女性申请者在M类工作中收到回复的比例提高了约3%。Panel C则表示禁令实施后,男性申请者在以前要求女性的工作(F类工作中)收到回复的比例提高了约13%。

为了检验同时间其他事件对性别构成的趋势是否造成偏误,作者采用DID样本绘制时间趋势,发现无论是2019年的禁令还是2018年的“伪禁令”都对于N类工作并无显著影响。但对于F和M类工作的申请者和回复来说,2019年都出现了大幅跳跃,而2018年没有变化,这也证明上述趋势的变化是由禁令造成的。

03 

回归分析

随后,作者采用公式1进行了回归分析:

其中,Yjt表示在岗位j在t周回复女性申请者的比例,或是岗位j在t周的女性申请者的占比,Post表示是否在禁令后回复申请者,Fj和Mj表示广告首次发布时的性别要求。因此,β1和β2分别表示相较于N类工作,禁令对F类和M类工作中女性占比的影响;表示禁令对N类工作性别结构的影响;β4和β5则测量了在禁令实施前一段时间内,F类工作和M类工作相较于N类工作中女性申请比例的差异。

最终回归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表1展示了禁令对女性申请者占比的影响,在没有增加额外的控制项的情况下,禁令颁布使得总结果提高了0.4%,具体表现为禁令实施之后女性申请M类工作的比例增长了4.95%,申请F类工作的比例下降了15.92%。同时,禁令使得男性申请F类工作的比例从10.06%提升到25.98%。在控制招聘广告发布的时间、季节趋势和广告固定效应后,回归结果与上述结果基本一致。

 

表2则展现了禁令对收到雇主回复的申请者女性占比的影响的估计结果,最终发现发现禁令使得M类工作的雇主回复女性申请者的比例提高了2.94%,使得F类工作的雇主回复男性求职者的比例提高了9.91%。总体而言,禁令提高了与曾经的性别要求错配的申请者在这些岗位中被回复的比例,背后的机制主要是申请行为的变化,且对男性的影响明显大于女性。

 

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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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工作类型划分(F类工作 vs. M类工作)

从主回归分析中可以看出,禁令提高了申请者进入原定不同性别要求的概率。然而,这些变化是否减少了性别隔离取决于雇主在禁令实施前设定的性别要求。如果设置性别要求是为了维持现有的性别比例,那么这种变化将改善性别隔离的现状,如果设置性别要求的目的是性别平权,那么这种变化将会适得其反。因此,明确哪些受禁令影响最大的岗位的历史性别比至关重要。

图3表示禁令实施前(2018年1月-8月)不同职位女性申请者收到回复的份额(横轴)和规定性别要求的岗位占总岗位的比例(纵轴)。从图上的趋势中可以分析出,收到回复的女性申请者占比越大,往往岗位明确要求女性的比例就越高。这表明雇主并非出于平权目的,而是为了适应劳动力市场的整体需求设置性别要求。

既然性别要求加重了现有的性别隔离现象,那么针对性别要求的禁令对女性进入M类工作和男性进入F类工作的帮助有多大呢?表3的Panel A和B的结果显示,禁令实施前M类工作中男性所占的份额为87.8%,在禁令实施后女性实际进入的M类岗位中男性的比例下降至67.7%。禁令实施前女性在F类岗位中占比78.5%,而禁令实施后男性实际进入的F类岗位中女性占比变为73.5%。结合图4的Panel A中某岗位男性占比与收到回复的申请者中女性比例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禁令的确使得女性获得M类工作的机会增加,但在男性比例极高的岗位中,效果并不显著。Panel B则表示禁令实施后男性获得F类工作的机会整体显著增加。

 

2.按职称、职位、工作场所以及公司划分

随后,作者在表3的Panel C中估计了禁令对申请者进入的职位、工作场所、职称的影响,发现禁令帮助男性和女性在职称、职位、工作场所以及公司等方面进入了他们性别不占优的领域。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整合效应在职位层面表现得最为显著,而且对于男性而言,整合效应的程度高于女性。

3. 按工资水平划分

同时,作者将结果变量改为该职位所有历史招聘广告中的平均发布工资,并得出了Panel D的结果,那些明确提出性别要求的岗位对应的预期工作较低,且相比于禁令实施前,女性进入M类工作的工资要低11.7%,但于男性而言变化可以忽略不计。这表明禁令的影响多集中在薪酬较低的工种上,而高薪所对应的技术含量较高的岗位往往不不存在性别要求,因为雇主更期望通过其他方面确定最佳候选人。

4 受禁令影响最大的工作

最后,作者在文章附录中针对男性和女性分别列举了受禁令影响最大的前20个岗位。发现对女性而言前20的岗位中有13个曾是M类工作;对男性前20个重要岗位中,有18个由女性主导。另外,这四十个岗位并没有触及到例如电工、护士等极度性别化的岗位。这表明禁令对针对女性的性别隔离的消除效果仍存在一定局限性。

令对企业和员工的影响

05

尽管禁令减少了工作申请性别隔离的现象,但这种效果可能会带来工人找到好工作的难度和企业雇佣合格工人的难度增加的副作用。为了调查这些影响是否存在,作者将目光聚焦在禁令对受雇者能力的影响上,并采用求职广告的申请到达率和这些申请的匹配质量两个指标衡量(即申请到达率和质量);以及禁令对工人找到好工作能力的影响,即每份提交申请的回复率(申请产出)上。

1 禁令对所有岗位和工作的影响

 

随后,作者研究了禁令对工人的福利的影响,由于禁令可能为雇主向工人隐瞒其性别偏好提供了机会,使得劳动者难以避免这类岗位,从而降低其收到回复的概率,影响工人的福利。然而表5的结果显示,在控制申请人的固定效应后,禁令对工人的应聘率几乎没有影响。

 

2. 禁令对曾有明确性别要求的岗位及其申请者的影响

在确定禁令的整体影响后,本文聚焦于那些直接受到禁令影响的工作,也就是在2019年3月1日被网站移除性别要求的岗位。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禁令导致这些岗位的申请数量大幅增加。具体而言,F类工作的申请数量增加了10.4%,M类工作则增加了6.3%,这表明禁令对这些岗位的雇主带来了显著的收益。与此同时,禁令也带来了申请回电率的下降,其中F类岗位下降了9.8%,M类岗位下降了8.7%,但这并不意味着申请者利益的损害。这是因为许多在禁令颁布后申请该岗位的人曾经因为性别要求望而却步。由于从未提出申请,因此这些申请者之前也没有机会得到回电。

 

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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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附录中,作者进行了多个稳健性检验,包括改变申请成功的度量方式、替换带宽、安慰剂检验、DID、重新衡量工作岗位在智者工作岗位的性别构成等方法,回归结果均与主回归基本一致。

随后,作者开展了一系列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首先,招聘要求中的性别要求暗示会对禁令的影响产生抑制作用,具体表现为对包含暗示的招聘广告,禁令的效果会缩小54%-60%,反之增加8%-9%;其次,禁令的效果与申请者的活跃程度无关,对于八周或八周以上未活动的申请者,禁令会激活他们的求职活动;最后,提供住房公积金会弥补女性申请F类职位的负向影响,而提供商业医疗保险会更加阻碍女性申请F类工作。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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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文巧妙地利用政策变革的冲击,识别并估计了禁止在招聘广告中提出性别要求对申请者的申请行为和企业的回电行为产生的影响。禁令可以使得曾经性别不匹配的求职者申请数量和收到回信的数量显著增加,其中男性进入曾经要求女性工作的增长幅度更大,但主要影响低工资的岗位。除此以外,禁令可以小幅提高雇主收到的申请质量,且对求职者收到回电的可能性没有负面影响。然而,本文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没有申请者最终受雇情况的数据,因此无法验证禁令是否对受雇过程性别歧视存在同样的抑制作用。此外,文章采用的数据时间范围较短,可能会低估禁令对女性的影响以及其长期影响效果。未来的研究可以在这两方面进行完善和补充。

Abstract 

When employers’ explicit gender requests were unexpectedly removed  from a Chinese job board overnight, pools of successful applicants became more integrated: women’s (men’s) share of callbacks to jobs that had requested men (women) rose by 61 (146) percent. The removal “worked” in this sense because it generated a large increase in gender-mismatched applications, and because those applications were treated surprisingly well by employers, suggesting that employers’ gender requests often represented relatively weak preferences or outdated stereotypes. The job titles that were integrated by the ban, however, were not the most gendered ones, and were disproportionately lower-wage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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