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朋友们如果这几年在坚持追踪前沿文献，无论是只聚焦经济学还是金融学乃至社会学的研究中的一种，还是对各个领域都有一定涉猎，一定都会大量读到和“法与经济发展”或者“法与金融”相关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国经济问题和发展经济学领域来说，大量的研究关注法律等制度对微观个体行为，尤其是与契约相关的经济活动（如信贷、投资、破产）的显著影响，进而深挖制度环境对经济金融发展的更多implication。从这一视角切入的研究为顶级期刊贡献了不少的稿件，近年来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研究中国经济乃至发展经济学的大佬们也都正将目光移到这里，尤其是随着大量使用裁判文书等司法数据的实证研究的兴起。法与经济的研究正当其时。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介的这篇文章并非直接关注正式制度的经济影响，而是通过关注宗族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产业集聚（产业专业化）模式的影响，给出新颖的丰富洞察，大大扩充了我们对于合同环境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认知。这篇于2023年发表在JEBO上的论文由四位中国学者合作完成，他们分别是来自复旦大学的樊海潮、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李嫦、来自武汉大学的薛畅和来自辽宁大学的余淼杰。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学者主要关注的领域不尽相同，其中有两位的研究主要围绕国际贸易，有一位学者主要研究企业并购和公司金融。可以说，这篇文章是有趣的交叉领域合作成果。而且尽管标题中未着一字“贸易”，但实则是从国际贸易出发的研究，并成功在发展经济学领域找到了厚实的文献基础。

这篇文章的主要研究发现在于，合同密集型（contract-intensive）的产业更倾向于聚集在宗族文化更强的地区。这一发现在使用多种替代的识别方法/度量方式以及排除东南沿海的样本后仍然成立，且宗族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更集中在民营部门而非国有部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移民的宗族文化会对东道地区（流入地）的产业集聚产生影响。使用企业层面数据进行的分析还发现，宗族文化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合同环境的总体改善，而非对宗族关联企业主的扶持（换言之，广延边际而非集约边际效应）。

文章的motivation源于这样一个过往结论和现实数据的不一致带来的puzzle：和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类似，中国与合同相关的法治环境还在不断完善的进程中——在世界银行的计算中分项得分位居227个国家的第44位——然而中国却体现出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且迅猛增长的出口极大程度上是由高度依赖合同制度的产业拉动的（例如，电机行业出口在2000-2013年间增加了足足29倍）。中国合同密集型产业的超预期发展似乎与正式制度环境形成了反差，想解释这一矛盾必然要联系以Acemoglu and Johnson(2005)为代表的一支文献——非正式制度大大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合约履行。

而宗族作为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种强力的社会组织，在千年的中国历史中长期存在。其建立自身的制度（家法/族规等）以保护产权和地方秩序，进而作为官方正式制度的补充，此外还建立宗祠作为族长宣布奖惩的场所——宗祠有时扮演法庭的角色。另外，宗族会使用族产获取收入，进而保证一部分收入用于祭祀、扶危济困、建立学校乃至内部的金融市场。宗族俨然以“大家族+小社会”的形式嵌入了社会文化生活中，其对经济社会多方面的影响也已经被一部分文献讨论到。

为了调和大多数文献中“正式制度决定比较优势”的观点与中国独特事实之间的矛盾，这篇文章将研究重点放在非正式制度上。具体来说，文章的切口是宗族文化这一绵延千年的传统非正式制度，实证识别宗族文化强度的不同如何影响地区层面“合同密集型”产业的集聚。

文章的研究贡献有这样几点：（1）为产业集聚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见解——地区的产业集聚模式可能和宗族文化这一带来长期比较优势的非正式制度密切相关；（2）发现了这一历史上的社会组织对当今工业发展的影响，为一整支讨论历史制度对当代经济影响的文献都提供了更多侧面的证据。

（一）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产业集聚。该文使用工企数据库计算地级市-行业层面的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通过该产业占该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所有地区该产业占比的平均值，使得变量能够表示各地区各产业的真实集聚程度。样本的基准期选取为2007年。

宗族文化。为了衡量宗族文化的大小，文章仿效文献做法使用每个地级市家谱的数量作为宗族文化的代理变量。家谱的数量从《中国家谱总目》中手工搜集的。《中国家谱总目》由上海图书馆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出版。根据这一数据，中国有283个地级市可以找到家谱。在识别时，该文将家谱数目按照各地级市人口进行了标准化。

产业合同密集度。对不同产业的合同密集度，文章直接使用了Nunn（2007）的估算方法和数据。

（二）实证策略

基准回归使用这样一个行业-地级市层面的实证框架：

为了排除战争和各个历史事件的影响，文章还对样本分时期进行检验、加入交乘项检验以确保稳健性。此外，文章也适用市场化改革之前的数据（1985年）进行了检验，发现1985年的数据中并不能看到这样的显著性，表明宗族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地方经济发展进程中，并且通过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而在中央计划经济的年代不体现。此外，加入社会资本相关的变量后实证结果仍然稳健。

在基准回归之上，文章还做了几项额外的工作：

（1）     对国有和民营分别计算集聚指标，并代换到原实证模型中进行回归——发现宗族文化对民营的集聚影响显著，对国有不显著。

（2）     使用两个工具变量——女真灭辽战争带来的南向移民、地级市到南宋朱子书院的地理距离，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仍然成立。

（3）     使用工企数据库考察企业层面的表现，通过企业主的姓氏识别是否属于大姓宗族，并未发现企业表现受到个姓宗族的影响，且仍然能识别出地区宗族文化的整体效应。

最后，文章还对移民的影响做了讨论，通过人口普查数据捕捉了移民的宗族信息，实证回归发现移民的宗族特征甚至也会影响一地合同密集型产业的集聚。这大大强化了文章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