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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qaee, R. D., Burstein, A., 2023, Welfare and Output with Income Effects and Taste Shock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8 (2), 76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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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学家们始终热衷于探究“经济环境改变对于福利的影响”。其中，经济环境改变既包括微观层面个人预算集的改变，也包括宏观层面技术的变革等。在假定人们的偏好始终保持一致且不受到冲击的前提下，链式加权指数（即迪氏指数）可以准确地反映实际购买力的变化，从而被视为衡量福利水平变化的“标准答案”。但问题在于，由于消费者的偏好存在异质性，因此当偏好受到冲击后，偏好的变化与收入增加的比例往往并不一致，即存在非位似偏好（Nonhomothetic Preferences）现象，此时采用迪氏指数测度福利水平的变化会存在偏误。因此，进一步探究非位似偏好设定下，福利对预算集或技术变革做出的反应是有意义的。
本文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探讨了非位似偏好设定下如何准确测度福利变化的问题。具体而言，Baqaee和Burstein将Hulten定理（构建总量指标的基础）进行了推广，并重新计算了福利。研究发现，假设存在非位似偏好的情况下，继续使用迪氏指数估计会低估福利水平的变化，而这主要归因于收入效应和偏好冲击而非替代效应。进一步地，本文作者将以上结论在三种情境下中进行了推广。在放松位似偏好假设后，长期内如果结构转型仅由收入效应或偏好冲击引发而非仅由替代效应引起，那么鲍莫尔成本病对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前者将是后者的两倍；短期内，采用迪氏指数测算的通货膨胀率显著低于通过本文提出的方法测算得到的结果；最后，文章以Covid-19衰退为例，进一步说明了福利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概念之间的差异，并表明实际消费和实际GDP是衡量福利或生产的不可靠指标。
二、模型设定
文章首先构建了一个局部均衡模型用于分析预算约束变化对于消费者价值（consumers value）的影响，并且比较其与真实消费水平之间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文章还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用于分析技术变革对于国民福利的影响，但本质上与局部均衡模型类似，故受限于篇幅不作具体介绍。局部均衡模型设定如下所示：
其中，x表示一种偏好关系
，c表示消费束。
其中，v(p,I;x)表示间接效用函数，p表示商品的价格集合，I表示预算。
其中，
为基于等价变换(equivalent variation)得到的收入变化的对数，用于刻画福利变化。
其中，
为基于迪氏指数测算得到的真实消费变化的对数，
为t期商品i的消费份额。
三、理论：引理与命题
引理1：福利计算
其中，该引理表明计算福利对冲击的反应只需要了解支出份额和替代弹性，而不需要了解收入弹性和品味冲击（给定这些弹性）。
命题1：福利变化与真实消费变化间的差异
其中，真实消费是通过观察到的t期的预算份额来权衡t期的价格变化，同时考虑到发生的支出转换。福利则是通过t1期的预算份额来权衡t期的价格变化，同时考虑到由收入效应和偏好冲击（Income Effects and Taste Shocks）引致的支出转换。
命题2：福利变化与真实消费变化的二阶泰勒展开式
此外，通过对式（7）取对数并求微分（略），可以得到式（14），如下所示：
命题3：具有非位似偏好消费者的真实消费与福利的变化
其中，如式(15)(16)所示，真实消费的变化与福利的变化之间的区别仅在于最后两项，即偏好冲击和收入效应。进一步地，如果商品为替代品(θ0>1)，则式(15)(16)后两项(含负号)均大于 0，表明当消费者为非位似偏好时，因相对价格下降而需求增加的商品所引致的福利增加额并未充分反映在真实消费的增加额中。
四、案例分析
为了更好地解释文章理论部分所发现的结论，作者给出了三个具体的案例：
案例1与长期增长有关，量化了存在收入效应和偏好冲击的情况下（见式（15）（16）），与福利相关的总生产率增长与采用迪氏指数测算的总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差异。如Figure 3所示，如果结构转型仅由收入效应或偏好冲击引发而非仅由替代效应引起，那么鲍莫尔成本病对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前者将是后者的两倍。
案例2与短期波动有关，旨在表明即使在短期内，行业内相关产品层面的供需冲击也会导致测算的真实消费与福利之间存在差距。如Figure 4所示，当消费者偏好为非位似或存在偏好冲击时，采用迪氏指数测算会显著低估通货膨胀率。
案例3与经济周期有关，文章构造了关于COVID-19经济衰退的定量模型来证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福利之间的差异，同时进一步说明，偏好的不稳定性会使实际GDP成为衡量经济周期变化的不可靠指标（见Table 1）。
五、结论与总结
文章基于新古典经济研究框架，创新型地从动态经济视角出发，分析了在偏好不稳定或不满足位似假设的情况下，基于Hulten定理测算的福利水平会与采用迪氏指数度量的真实消费存在显著偏差。通过对案例分析可知，如果长期内结构转型是由收入效应或偏好变化而非替代效应引起的，那么“鲍莫尔成本病”对于本文选用的福利衡量标准的重要性就会增加一倍；短期内标准平减指数会低估通货膨胀水平；而实际消费和实际GDP是衡量福利或生产的不可靠指标。
相比于本文所聚焦的时间维度上福利所受到的冲击，空间维度的福利比较也是另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从时间维度上看，今天的偏好通常比昨天的偏好更重要，而在空间维度上，不同地区的偏好同样重要，因此进一步在空间维度厘清宏观经济福利和微观经济福利之间的区别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此外，简单地比较不同地区的预算约束（生产可能性曲线，PPF）可能会对比较两个经济体的技术产生误导，故也可以作深入探讨，因为即使两地的PPF完全相同，本地家户所更看重的商品的相对价格可能在外地更低。
Abstract
We present a unified treatment of how welfare responds to changes in budget sets or technologies with taste shocks and nonhomothetic preferences. We propose a welfare metric that ranks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s that differs from one that ranks budget sets and characterize it using a general equilibrium generalization of Hicksian demand. This extends Hulten’s theorem, the basis for constructing aggregate quantity indices, to environments with nonhomothetic and unstable preferences. We illustrate our results using both long- and short-run applications. In the long run, we show that i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s caused by income effects or changes in tastes, rather than substitution effects, then Baumol’s cost disease is twice as important for our preferred measure of welfare. In the short run, we show that standard chain-weighted deflators understate welfare-relevant inflation for current tastes. Finally, using the COVID-19 recession, we illustrate that chain-weighted real consumption and real GDP are unreliable metrics for measuring welfare or production when there are taste shocks.
推文作者：李嘉豪，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ljh_975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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