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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Zhao C, Qu X,Place-based policies, rural employment and intra-household resources 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economic zone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23,103210.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23.103210
01
引言
随着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EZs”)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由区位导向型政策带来的经济增长好处是否得到公平分配逐渐成为关注焦点。已有研究表明,EZs通过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缓解了收入不平等。遗憾的是,大部分的收入不平等指标是在地区层面计算的,忽视了家庭内部的不平等。虽然关于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并且注意到忽视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会导致整体不平等的显著低估,但是很少有研究评估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如何受到产业政策干预的影响。区位导向型政策可能会提高性别导向的劳动力市场环境,甚至是社会规范,反过来影响到个体的议价权。依然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其一,EZs是否能缓解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其二,在家庭内部谁从区位导向型政策中受益,谁有损失?其三,收益或者损失背后的机制是什么?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匮乏,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回答。
本文将EZs作为一个自然实验,探讨EZs的设立对家庭内部不平等的影响。本文使用的主要数据是1997-2011年的CHNS,这一数据的主要优势是包含了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食物消费的测度,这一信息对于估计资源如何在家庭内部配置十分关键。此外,本文将CHNS数据与全面的EZ数据相匹配来检验主要结果的稳健性和潜在机制。本文的研究分为四部分,首先,使用简约式模型检验EZs对自我报告的家庭内部决策的影响,发现EZs的设立显著提升了女性当家的概率。其次,运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结构模型估计资源分配。由于家庭资源分配在现实中很难观测和识别,本文使用了集体性的家庭模型。结构模型的估计结果与简约式模型一致,均支持EZs对于家庭内部女性地位重塑的重要性。再者,为了深入理解女性议价能力提高的潜在因素,作者探讨了EZs中的主要行业与女性的资源分配之间的关系,发现女性在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提升是由女性主导行业驱动,经济开发区内女性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可能性增加。最后,作者分析了区位导向型政策对儿童的影响,发现当家庭居住在EZs附近时儿童的辍学率下降了超过4%,并且女孩从女性议价权提升中得到的好处相比于男孩更多。
本文的贡献有两个方面:(1)本文通过建立EZs的地理邻近性、就业和家庭内部资源配置之间的直接联系,扩展了区位导向型政策的研究。(2)本文揭示了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内部不平等,并量化了女性的议价能力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据我们所知,本文首次系统分析了区位导向型政策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影响,也是第一次使用中国农村居民的个人消费的全方位信息探讨与EZs的关系。
02
区位导向型政策、食物摄入和样本选择
2.1. 区位导向型政策
区位导向型政策是地方政府通过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的竞争力来提高效率的一种重要手段,EZs选址主要配合中央和当地的发展规划。为激励经济开发区吸引投资,政府会实行大量支持性的区位导向型政策。中国已经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开发区,经过整合和整改,2006年将认可的经济开发区纳入国家开发区审计公告,但以往研究往往忽视了国家名单以外的其他地区,因此低估了经济开发区对家庭行为的影响。
本文使用CHNS数据集的社区调查,依据村庄干部关于问题“所处村庄/社区附近是否有一个开放的贸易区、一个开放的城市或一个特殊的EZ(乘公交车在两小时内到达)?”的回答来衡量EZs,并使用中国开发区审计公告的数据来检查主要结果的稳健性。
2.2. 食物摄入量和不平等现象
根据CHNS数据中提供的三天内家庭实际的总食物消费量,本文计算了1997年至2011年间各轮家庭食品消费价值。使用食物摄入量来评估中国农村家庭中营养不平等的程度。本文使用基尼系数和平均对数偏差两种形式量化家庭内部营养不平等的程度:
其中,yi和yj代表个人i和个人j的食物消费量,是全部个人的平均食物消费量,n是全体个人总数。MLD的优点是它可以分解为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的不平等。
其中,yih是在有nh个家庭成员的h家庭中个人i的食品消费量,是平均家庭消费量,H是家庭总数。通过MLDW/MLD(内部组成成分MLD与总MLD的比率)获得家庭内部不平等份额。表1后四列比较了没有EZ组和有EZ组之间食物摄入量的不平等,结果显示没有EZ的村庄更不平等。
本文还计算了城市地区的不平等份额,发现城市地区营养摄入的不平等程度接近于农村水平,农村地区的家庭内部不平等程度高于城市地区。
2.3. 样本选择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样本包括12857户家庭,筛选如下:删除没有男性和没有女性的家庭(9.7%)。删除家庭总消费前后1%的家庭和家庭成员超过80岁的家庭(3.5%)以消除异常值。删除食品消费中有任何缺失数据的家庭(0.3%)或在表2中被列举出特征的家庭(1.1%)。同时去除受特殊节日影响的样本。农村地区家庭占样本的67.47%,关注农村地区主要有三个原因:(1)许多农村人口拥有低水平的家庭支出和收入,家庭内部不平等可能极大改变对个人层面贫困的评估(2)家庭内在的不平等在农村地区更加明显。(3)农村地区潜在混杂因素干扰小。最后,样本包括12857个家庭,其中4837个家庭带有儿童。
表2为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最后四栏显示了所有家庭以及有子女家庭的家庭支出和家庭层面的特征。
03
简约式分析
本节分析EZs对家庭支出的影响以及EZs与家庭内部个人自我报告议价能力之间的关系。
3.1. EZs与家庭支出
本文从家庭层面评估消费效应,估计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1)
其中,Yhct表示在t年居住在社区/村庄c的家庭支出h的对数,EZct是一个指标变量集,如果家庭居住在一个临近开放贸易区、开放城市或经济特区的村庄,它等于1。X'ht是一个表2中列出的家庭级协变量的向量。作者还引入了总家庭支出对数对控制收入的效果。μh和δt是控制任何遗漏变量驱动家庭支出的家庭和年度固定效应,指定的家庭和指定的年份是特定的。是一个特殊的误差项。
表3中的第(1)-(3)列为家庭总支出的回归结果,表明EZs的建立增加了家庭年支出;对家庭资产和食品消费驱动的影响在第(2)和(3)列中,影响较大;第(4)-(6)列表明EZs系数虽然不显著,但对于女性的食物消费份额是积极,对于男性的食物消费份额是消极的,儿童的食品消费系数十分积极且显著。第(7)列显示EZs的建立显著缩小了男女之间的食物消费差距。结果表明,区域项目可能有助于缓解男女之间的不平等。
3.2. EZs和家庭内部决策权
本文建立了EZs与个人议价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使用CHNS数据集中的家庭内部电视决策权反映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
重复等式(1)回归分析,将因变量替换为每个家庭h在t年的决策指标,采用五种分类:母亲、父亲、孩子、成年人和全部。相同的家庭特征和固定效应都被控制。使用线性回归模型和聚类村级标准误差形成表4简约式的估计结果。发现住在EZs附近显著增加了母亲决定电视节目和降低孩子做决定的概率,这表明开发区项目可能改变了个人的议价的地位。此外,发现家庭收入的系数不显著,表明表4结果不由家庭收入的变化驱动,进一步佐证EZs可能改变了女性议价地位的说法。
本文通过稳健性测试这些发现的敏感性。
首先,作者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如图1显示EZs建立作为参照年份,政策冲击前的系数是不显著的。母亲决策的系数显著且从参照年份开始变得更大。证实EZ村庄和非EZ村庄村在EZs建立前具有可比性,且EZs建立后立即出现显著差异。
其次,作者使用匹配样本重复估计,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采用与城市化指数与Jones-Smith and Popkin(2010)相同的12个成分来进行倾向得分匹配。经过一对一匹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表A6报告了使用匹配样本的决策估计系数,证实了EZs选择的潜在内生性并不是EZs与女性决策之间正关联背后的驱动力。
最后,本文研究了地理上临近EZs对女性做家务的影响,发现接近EZs使女性洗衣服的时间比例显著减少。
04
结构估算:中国家庭内部资源配置
由于自我报告议价能力代替存在主观偏见,本文采用家庭内部分配结构模型评估资源分配。研究EZs区是否增加了女性议价能力和获取家庭资源的能力。以恩格尔曲线来确定资源份额,个人食物的单独支出作为私人可分配的商品。
4.1. 家庭集体模式
假设家庭中有G个个体,y表示该家庭的总支出,家庭消费K种商品的价格为。家庭行为取决于一组观察特征,例如:家庭大小、年龄、儿童数量和分配因子。分配因子帮助确定议价能力和决定资源如何在家庭内部分配,但不影响人们对商品或规模经济的偏好。在框架中有识别地将EZs的指标作为一个分布因子。设X表示可观察到的家庭特征,d表示居住在EZs附近的指标。是h家庭购买的K商品数量的向量,是个体类型g所消耗的K商品数量的向量,。为了简化符号,本文省略了家庭特征和分布因素。
假设家庭具有规模经济消费,该家庭的总消费量。通过Barten-type消费技术模拟规模消费的模型经济,将家庭购买的数量z转化为私人商品等价物qg。
设是g型个体在K商品约束下的效用函数。个人的总效用可能取决于其他家庭成员的福利,假设总效用对商品的子效用函数是弱可分离的。集体模型的标准特征假设:即使家庭成员可能有不同的偏好,家庭在商品分配方面也是帕累托有效的,遵循社会福利功能:
(2)
其中是帕累托权重,取决于价格、个体特征和家庭支出。由此得到每个家庭成员的私人物品等价物qg。个人g在家庭中的资源份额为,定义为总家庭资源被分给每个个人的比例,通过影子价格A'p下定价消费向量得到。一个家庭内的总资源份额之和等于1。
对于私有且可分配给成员类型的商品,家庭需求函数可由式(2)推导出:
Wg(y,p,X,d)是总家庭支出y花在个人g上的份额,wg是在个人预算约束下,通过最大化Ug(qg,X,d)花费在个人g的私人商品对y的百分比。在方程(3)中,作者估计了每个家庭成员类型g的食物恩格尔曲线,然后通过恩格尔曲线来求解资源份额λg。
4.2. 家庭资源份额
假设每个家庭成员有一个与价格无关的广义对数(PIG-LOG)效用函数其形式为,通过 Roy的证明,我们可以得到每个个人私人可分配商品的相应预算份额函数,推导出以家庭支出对数为线性的恩格尔曲线,最后,通过将预算份额函数导入等式(3),获得资源份额。假设所有特定类型的家庭成员偏好相同,并将女性视为一个整体,在一个有女性(F),男性(M)和儿童(C)的家庭中,给女性、男性、儿童的家庭总资源份额分别赋值为:。可分配的商品需求函数可以用恩格尔曲线形式写出:
(4)
其中,Wf、Wm和Wc是对女性、男性和儿童可分配商品的预算份额;是潜在偏好参数的组合。在没有孩子的家庭中,该系统只包含两条恩格尔曲线,用于女性和男性的可转让商品。
通过在每个方程中添加一个误差项来估计系统(4),加入一个不同家庭成员的偏好的相似性,并使资源份额之和为1。偏好参数αf、αm、αc和斜率偏好参数β被指定作为X的线性函数来解释家庭间可观察到的异质性。家庭资源份额Λf、Λm和Λc依赖于Χ和d。用看似非线性的非相关回归方法来估计系统。NLSUR估计器被迭代直到估计参数和协方差矩阵确定。
4.3. 估算结果
表5报告了女性和男性的资源份额的估计系数。列(1)和(2)考虑所有家庭样本,列(3)和(4)只考虑有15岁以下儿童的家庭样本。发现EZ在两种情况下对女性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对男性有消极影响。表明资源从男性重新分配给了女性和孩子,以前被忽视的工业政策在塑造女性家庭议价能力方面具有积极性。
表6报告了女性预测资源份额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同时计算了女性相对于男性所控制的资源。结果表明,居住在非EZ村庄的女性和儿童的资源份额估计低于男性,在EZs建立后,女性的相对控制度接近0.5,证实了EZ项目在改善家庭内部不平等方面的重要性。同时,表6面板B报告了被孩子数量分解的资源份额与不考虑孩子数量的资源份额具有相同的描述性统计特点,证实了无论孩子的数量如何,接近EZs对女性都是有益的。本文还做了按调查年份划分资源份额的描述性统计,表明EZ村的女性相比非EZ村的女性控制着更多的家庭资源。
图2绘制了EZ村庄与非EZ村庄的家庭资源份额分布和女性控制相对于男性的分布。如图所示,EZs存在将总资源从男性向女性再分配的积极作用,并且儿童资源份额分布没有明显变化。最后一个子图显示,EZ村的女性相对控制分布的整体曲线向右移动,表明与男性相比,居住在EZ村附近的女性议价能力提高。
4.4. 处理潜在内生性
作者使用匹配的样本重复结构估计,并纳入城市化指数来解决对处理组潜在内生性的担忧。在匹配样本中,EZs附近的村庄和远离EZs的村庄更有可比性,同时城市化指数可以控制村庄间的发展差异,减轻内生性的担忧。
首先,作者估计匹配样本的恩格尔曲线系统。表7中的面板A显示不匹配的样本和匹配的样本会产生相似的结果。
其次,作者通过将村庄特征作为影响资源分配的因素重新估计家庭模型。表7的面板B显示,估计结果证实了EZ项目对女性家庭议价能力的积极影响。
最后,作者比较了有EZ村庄和没有EZ村庄之间的家庭特征,以检查不应受添加EZ影响的结果。发现,除了儿童数量外,EZ村与非EZ村之间具有广泛的可比性。
4.5. 稳健性检验
包括以下稳健性检验:(1)结构估计和模型假设的内部有效性假定和关于帕累托效率与偏好相似性的假设。结果表明,前者资源份额似乎与支出无关,后者验证假设有效。(2)采用降损方法控制村庄固定效应、聚类村庄内和随时间推移的标准检查结果的稳健性。结果表明,改变规范并不改变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3)评估家庭内部分配的决定因素是否随家庭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进一步证实了接触EZ项目增加了女性的议价能力和她们获得家庭资源的能力。(4)排除非经常居住在被调查村庄的家庭。发现人口流动的影响是有限的(5)使用中国开发区审计公告的数据。证实了,只考虑到国家一级和省级区域,EZs对家庭行为的影响可能被低估。
05
机制:EZs的就业和农村就业
本文分析了居住在Ezs附近对女性家庭议价能力有积极影响的潜在的机制,如图A5所示,存在两种机制(1)EZs建立改变了人们对什么是家庭平等的看法。(2)EZs建立增加了女性的劳动力市场机会,从而提高了女性在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
5.1. EZs的主导产业和资源配置
本文调查了EZs的建立对女性家庭内议价能力的影响。重新定义EZ变量,研究开发区的主导产业与女性资源份额之间的关系。将EZs主导产业分为女性主导产业和男性主导产业。在公式(4)中引入EZ和两个虚拟变量的相互作用项,并将女性主导产业与非女性主导产业进行比较。表8回归结果表明为女性创造劳动力市场机会是她们资源份额增加的主要动力。
5.2. EZs和就业
通过增加性别维度说明EZs和农村就业之间的关系,通过使用以下规格检查EZs对个人工作地位的影响:
(5)
其中,Workihct是对t年居住在社区/村庄c的h家庭个人的工作活动的测度。个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被控制以限制混杂因素。
表9中(1)-(3)列报告了女性就业的固定效应估计,而(5)-(7)列关注男性就业。结果表明,EZs的建立使女性从农业转向了非农业产业,EZ附近的女性工作的时间更长。第(4)列和第(8)列报告了EZs对个人年收入的影响,EZs建立显著增加了女性收入,而对男性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同时,据文献,EZs在补充商品和服务方面具有辅助就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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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s对儿童教育的影响
本节关注EZs对儿童教育的影响,估计双向固定效应回归:
(6)
如果t年社区/村庄c的h家庭至少有一个15岁以下的儿童辍学,则Yhct等于1,否则为0;EZct为经济区的指标变量;X'ht是家庭水平协变量向量;μh和δt是家庭和年度固定效应控制任何导致儿童辍学的遗漏变量;是特殊误差项。
表10是基于有孩子的家庭估计的,并将有女儿和有儿子的家庭进行分别估计。EZs的建立对孩子的辍学率具有消极作用,证实了女性更高的议价能力对儿童的人力资本积累有积极影响。同时女孩相对男孩从女性议价能力提升中获益更多。
07
结论
本文使用CHNS数据分析了区位导向型政策对家庭内部资源配置的影响。
首先,作者使用个人层面的食品消费量,分析了农村家庭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程度。通过简约式模型评估了EZs设立对个人议价能力的影响。发现处于EZs附近显著增加了女性决策的可能性。其次,采用集体家庭模型确定个人资源分配。发现对于有小孩的家庭,居住在EZs附近的女性比居住在非EZs附近的女性控制着更多的家庭资源份额。同时,本文分析了EZs的建立如何对女性资源份额产生影响。发现EZs为女性创造了广泛的工作岗位,将她们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形成更高更稳定的收入。最后,本文评估了EZs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发现当家庭居住在EZs附近时儿童辍学率下降,并且女孩从女性的议价能力中获益更多。
研究结果也提供了一些政策借鉴。其一,本文揭示了中国农村家庭内部存在的不平等,识别家庭内部分配不平等是决策者理解不平等和增加社会福利的重要因素。其二,研究结果为实施产业政策和增加就业机会提供了理论依据。证明了政策会对家庭内部平等以及对儿童发展产生影响。其三,区位导向型政策会改变当地不同性别劳动力的市场条件,导致家庭内部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其他影响。深层次上,一个国家的区位导向型政策影响与其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本文为新兴经济体促进区位导向型政策以及改善性别不平等提供了有效的参考。
Abstract
Using both reduced-form methods and structural modeling, we 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based policies and individual bargaining power in rural China. Exposure to economic zon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women’s resource shares and reduces within-household inequality. The results are mainly driven by economic zones with female-dominated industries and women’s sectoral reallocation from agricultural to non-agriculture employment. Moreover, we analyze the impact of place-based policies on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find the dropout probability of children decreases by more than 4% when households live near EZs and girls benefit more from women’s bargaining power compared with boys.
推文作者:韩小迪 白秀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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