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理2的经济学含义是：若采取同样力度的产权策略（Rent-sharing Regime）和税收策略（Tax Regime），产权政策下研究者做出的创新努力更高。其背后的机制在于：单纯对研究人员征税并不会影响高校行为，而改变创新所得在直接激励研究人员创新努力的基础上，个人—高校之间的分配会借助个人和高校的互补性创新活动要素投入间接激励研究人员从事创新活动。

在个体/行业层面的识别中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个体/行业固定效应。需要说明的是：单纯控制个体/行业固定效应并不能完全吸收掉处理项Treati。因为处理情况在个体层面扰动，而增加新设立企业所处行业的固定效应只能吸收部分扰动。此外，个体可能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流动，也即在样本期内经历了从高校内任职到高校外任职，因此单纯的添加个体固定效应也无法吸收处理项Treati，其造成的识别风险将在后续做具体说明。

（二）数据情况

作者通过整理多方数据库得到了包括初创企业、专利数据、以及一系列人口特征等信息在内的个体—年份数据。个体层面人口特征数据来自于挪威统计局，包括工作地点（workplace ID）、教育水平、婚姻状况、个人家庭财富；企业注册数据来自于Brønnøysundregisteret and Dun & Bradstreet，包括2000—2007年间挪威所有新注册成立企业的持有者ID、股权结构、行业属性以及一系列会计指标等；专利数据来自挪威专利局1994—2014年所有登记注册的专利信息，并根据专利持有者姓名和NIFU调研数据库（Nordic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识别出专利持有人是否在高校任职。

Table 2 呈现了加总到总体—年份层面和行业—年份层面新注册成立企业的标准DD回归结果。作者分别以初创企业总数和单位劳动力初创企业数目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2000—2007年任职于高校的研究人员为处理组，并选用不同控制组验证基线结论。列（1）—（2）以2000—2007年挪威全体非高校研究人员劳动力为控制组，发现相比于控制组，终结“教授特权”改革显著降低了由高校研究人员初创企业的数量，其政策效果约为67%（67%=1-e-1.102）。列（3）—（4）将控制组更换为2000—2007年拥有博士学位但并不在高校任职的劳动力后结论不变。列（5）中，作者将处理组更换为在2002年（改革开始前一年）任职于高校且不考虑是否在后续样本期内退出高校的劳动力（Pre-period Employment），并以2000—2007年挪威拥有博士学位但并不在高校任职的劳动力为控制组，结论依旧是稳健的。将Pre-period Employment设置为处理组意味着允许受到改革冲击的个体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自由进入—退出，这使作者进一步捕捉到了那些在政策冲击后离开高校的研究人员从事创业活动的情况。列（6）—（8）在行业—年份层面的加总回归仍支撑前述结论，并且作者还在列（7）—（8）中采用Poisson计数回归证明终结“教授权力”改革阻碍了高校人员创业活动这一结论并不受识别策略的影响。

然而，Table 3存在较大的识别挑战：高校研究人员绝大部分是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高知群体，以挪威所有非在校劳动力个体作为控制组可能导致实验组和控制组除了接受不同的处理情形外还有较大差别，因此并不是好的控制组。为此，作者在Table 4中仅保留了和高校研究人员具有相同个体特质的样本。Table 4 列（1）以至少取得硕士学位且在样本期内不在高校工作的劳动力作为控制组；列（2）—（3）以拥有博士学位且在样本期内不在高校工作的劳动力作为控制组；列（4）基于列（2）—（3）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设定，根据年龄、PHD类型（是否取得同一学科的博士学位）、性别、婚姻状况进行1：1近邻匹配后的结果作为控制组；列（5）—（6）进一步将样本限制在了样本期内注册成立过至少一家企业且拥有博士学位的个体。总体而言，上述估计策略得到的回归结果均支持终结“教授特权”这一改革会降低个体创业活动这一结论。

以拥有博士学位的非高校劳动力个体作为控制组同样也会带来的识别挑战是：对于临近样本期末刚刚取得博士学位但并不在高校工作的劳动力而言，终结“教授特权”改革可能会对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PHD们选择注册成立新企业提供了负向激励，而这部分个体在实证中被划分为控制组，因此会导致政策效应被“低估”。为此，作者剔除掉了2000年及之后后取得PHD学位的个体，重估后得到的负向政策效应的确更大。

此外，还需要考虑另一个潜藏的识别挑战。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希望探讨的问题是挪威终结“教授特权”改革对高校研究人员的创新行为究竟提供的是正向激励还是负向激励？前述实证结论仅能从数值上得出“改革不利于高校研究人员以设立新企业的形式进行创新成果转化”这一结论，无法捕捉到这一负向结果究竟是由高校研究人员在改革后的创新激励减弱所导致（集约边际），还是由高校研究人员退出高校进而流入非高校劳动力市场所导致（广延边际）。很显然，作者希望回答的问题是“集约边际”是否在改革前后发生了改变，但个体在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会在很大程度上会通过“广延边际”干扰回归结果。

Table 5重点回应了上述问题。作者首先将全样本处理为2000—2007年的平衡样本，这保证了不存在个体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形，并分别考察了当处理组为“在2000—2002年曾在高校有过任职经历的劳动力个体”（Pre-period University Researchers）和“在2000—2007年样本期内始终在高校任职的劳动力个体”（Stayers）时的政策处理效应。前者用于检验“广延边际”效应是否存在，后者用于检验“集约边际”是否存在。Table 5 列（1）—（3）表明，当处理组个体包括了在改革后可能离开高校的研究人员时，终结“教授特权”改革所起到的政策效果与前文中的回归结果没有明显差异。这初步排除了“广延边际”竞争性假说。Table 5 列（4）—（6）的结果与前述回归相似且提供了更为精准的识别，表明终结“教授特权”改革造成的负激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集约边际”效应。此外，作者也在附录部分（Table A1）直接考察了改革是否会影响个体从业行为，即改革是否会增加高校研究人员离校择业的概率或降低PHD选择进入高校任职的概率。作者追踪到了2000年高校在职教师的个人数据，观测其在2000—2007（样本期内）是否离开高校（离开取1，否则取0），并采取两种分组思路：其一是将获得自然科学/工程类PHD学位的高校研究人员作为处理组，将取得人文社会科学PHD学位的高校研究人员作为控制组。其二是将在改革前便注册成立了新公司的高校研究人员作为处理组，将改革前未注册成立新公司的高校研究人员作为控制组。无论采取怎样的分组思路，均未发现终结“教授特权”改革增加了高校人员离职率。感兴趣的读者可检索原文附录。

探讨完改革对创业活动数量的影响后，作者进一步从初创企业连续五年在位、销售收入、雇员人数、资产总额等角度考察了这一冲击对创新质量的影响。Table 6A 列（1）—列（4）以挪威全体非高校研究人员注册创立的新企业为控制组，首先考察了终结“教授特权”改革对企业生存概率以及一系列会计表现的影响。相比于控制组，终结“教授特权”改革使得高校研究人员注册成立的新企业连续5年在市的概率下降了15%。同时，相比于控制组，处理组在位企业的销售额度、雇员人数和资产规模等均有下降。Table 6A 列（5）—（8）以拥有博士学位的非在校劳动力注册成立的新企业作为控制组，发现上述各项指标均为负，但不具备较好的统计显著性。

除去检验在位新企业的会计表现外，作者进一步检验了终结“教授特权”改革如何影响高科技初创企业的进入情况。根据欧共体经济活动行业分类2位数代码（2-digit NACE Code），作者剔除了低端制造业和低技术含量服务业，仅保留高科技行业企业（High-Tech），并加总到行业层面进行回归。Table 6C 列（1）表明，相比于挪威全部非高校劳动力而言，在终结“教授特权”改革的影响下，由高校研究人员新成立的高科技企业数量有了明显下降，但将控制组更换至拥有博士学位的非高校在职人员后Treated × Post项不再显著。此外，挪威在2000年前后出现了ICT投资热，这导致了Table 6C 列（1）—（2）中的Post项显著。作者在列（3）—（4）中进一步剔除了ICT类企业，发现终结“教授特权”改革的确降低了高校研究人员注册成立新高科技企业的数量。

作者还考察了改革对技术型PHD（例如STEM学科类PHD）和非技术型PHD（例如取得社会科学类PHD）高校研究人员创业活动的差异性影响，发现改革主要影响的是拥有技术型PHD高校研究人员的创业行为。此外，作者还排除了“隐匿所有权”这一竞争性假说，即高校研究者是否会将新注册公司的实际所有人登记为亲属或相关联公司，进一步说明结论是稳健的。

05 

然而，仅根据Table A2并不能得到“专利申请”和“学术发表”是互补关系，潜在的内生性挑战在于：Table A2无法识别组内差异。因为有过专利申请的学者本身便具有较强的学术发表能力，从而导致二者呈现互补关系，而终结“教授特权”改革则可以捕捉到个体层面在政策冲击前后的学术发表与专利申请行为的变化。因此，作者转向DD识别策略。考虑到挪威的非高校任职群体几乎不存在学术发表行为，作者采取两种处理思路：（1）根据挪威高校学术体系中35种不同领域的博士学位，将1995—2010年的样本个体划分为20个“有过专利申请”（处理组， Patent-Heavy）的博士学位领域和15“从未申请过专利”（对照组， Patent-Free）的博士学位领域。（2）在改革之前便有过专利申请的个体（处理组，Inventors）和从未申请过专利的个体（对照组，Non-Inventors）。综合Table A3和Table A4的结果表明：终结“教授特权”改革并未明显影响到高校教师的学术发表情况，专利申请和学术发表二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Trade-off。

作者还探讨了终结“教授特权”改革对高校创新造成的负向冲击是否会因专利成果转移办公室（TTO）的设立而呈现出差异性，并通过在挪威高校发放调研问卷的方式进一步考察了改革出台后高校学者的专利申请行为。感兴趣的读者可检索原文和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