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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Bai, Y., & Jia, R. (2021).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litical hierarchy: Evidence from regime changes in China, 1000-2000 C.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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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政治等级制度，他们将国家划分为各个单位，这些行政中心将这些单位与中央政府连接起来。经济学家利用跨国或跨地区的变化已经证明了行政中心比其他城市更大，并且这些中心的位置对于政治问责和稳定性至关重要。然而，还有一些相关问题尚未得到解答。例如，政治等级制度如何塑造地区发展？我们是否应该将行政中心视为“寄生城市”，其成功主要是由于公共就业增加，但他们在生产力上其实没有优势？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将影响政治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领域的几个研究方向，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研究一个城市获得和失去政治重要性的长期后果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缺乏一个适合的实证背景。因为我们需要这个设定中的行政中心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体系内进行了变更。此外，这种获得和失去可能是内生的。例如，更成功的城市可能成为行政中心。在本文中，作者认为中国在1000-2000年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研究背景设定来应对这些挑战。首先，在公元1000年至2000年期间，存在六个主要的不同朝代或政权，这一时期的政权转变导致了国家首都、省界和省会的变化。其次，中国的三级行政体系（省-府-县）形成于公元960年左右，并在随后的千年中保持稳定。第三，由于这个稳定的行政体系，历史档案中提供了几个世纪的丰富信息。最后，这个设定提供了一种合适的变量构建方法来预测行政中心的位置以解决内生性的挑战。运用DID和IV的方法，本文发现：一个普通的地级市成为省会后获益巨大，人口密度提高了40%-50%。尽管这个发现并不意外，但经济学家尚不清楚失去政治重要性是否会导致省会城市显著衰退。本文进一步发现，这种地位一旦地位丧失，省会在75年内就会回到与其非省会城市相似的发展水平。作者认为省会城市经济优势的消失与政治决定经济活动分配的基础机制有关。有三种经济力量可能推动政治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公共就业的直接效应、公共就业的溢出效应（通过私人就业和集聚效应），以及市场准入的改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传导）。通过使用公共部门和交通网络数据，作者发现这些力量可以相互作用。因此，将省会城市视为“寄生城市”可能过于狭隘，因为市场准入也受到政治地位的影响。反事实分析表明，省会被设置在省的中心点，省级总体市场准入可能会提高10.8%。本文丰富了关于探讨政治因素如何影响经济地理的文献，从成本方面强调了前省会地区的衰退以及交通网络的变化对政治体制的重要意义；并且，本文的发现补充了有关经济活动长期空间分布的文献。相比于以往文献基于国家层面的分析，本文运用国家内部的变化丰富了对基于行政区划的政治经济学相关文献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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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本文的研究样本时间涵盖980-2000年，但排除了元代和民国时期的样本。本文第一种构建面板数据的方法是将历史数据投影到以2000年为基础的261个地级市，并包含11个时期：980年、1078年、1102年、1393年、1580年、1776年、1820年、1851年、1910年、1964年、2000年。作者也通过栅格数据，形成多个地区方格来构造面板数据。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三组：地理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面积对数、是否包括平原、是否有大河、是否位于沿海、平均坡度、海拔、经度、维度；农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小麦、大米、小米、大麦、甜土豆等粮食的适应性；区域位置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华北平原、西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南沿海、岭南地区、云贵地区、满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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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设定

首先，作者通过如下DID设定识别城市政治地位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表示期地级市是否是省会。，为各种结果变量。包括地理和农业相关的控制变量，为区域虚拟变量。 另外，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构建城市等级距离变量进行IV估计。由于中国领土辽阔，中央政府不可能直接从每个地方行政单位征税和收集信息。因此，为了巩固政治统治，一个等级制度是必要的。省会发挥着两个重要作用：首先，它是省的行政中心，主管财政、司法事务和福利问题。其次，它促进了中央政府与省内所有地级行政区之间资源和信息的传递。
同时，中央政府的目标是追求有效税收的最大化，最主要的考虑就是征税成本的最小化。因此在确定省会地理位置时，中央需要考虑两部分的征税成本，一部分是省级官员在本省各地级市，将税收等资源从各地集中到本省省会的成本，另一部分是相应部分的税收由地方上解中央的成本。因此统治者选择地级市i=1,2,…,n来最大化收益：其中，，，度量了在同一个省份，地级市到的距离。代表地级市的面积。为距离的边际成本，为省份总税收。因此，第二项衡量了省级官员从各个地级市收税的成本，第三项衡量了从省级到中央收税的成本。λ为权重。这等价于最小化下式，因此把下式定义为政治等级距离：
作者通过给宋代和明代的权重赋值0.3，给清代和现代中国的权重赋值0.2计算该政治等级距离对数构造工具变量（并且附录更换了这一赋值设定）。附录中作者检验了这一等级距离对数与是否是省会城市的关系，发现具有显著的负相关，从而验证了该工具变量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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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结果

基于11个时期的数据得出的DID估计结果表明，省会地位与人口密度增加40-50%有关。表2列(1)-(4)控制变量与固定效应逐渐增加。在将五种作物适宜性、地区虚拟变量及其与时间的交互作用控制后，估计值在0.47左右。列(5)-(7)为简约式估计，这表明政治等级距离越高，人口密度越低。列(8)-(9)使用IV方法也得到与列(1)-(4)一致的结论。在附录中，作者使用空间聚类标准误、Oster遗漏变量检验、固定=0.2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到了一致的结论。作为发展的另一个衡量指标，作者进一步使用了城市化数据，但这些数据仅在所研究的后一个千年（1580年、1820年、1964年和2000年）可用。如表3所示，DID和IV估计结果显示，省会地位使得地级行政区的城市化率提高了11-18个百分点，与平均城市化率的变化（15个百分点）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增加。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政治地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涉及人口规模，而且还涉及经济活动。为了进一步探究获得或者失去省会地位的影响，本文使用change-on-change的模型设定进行研究。表4表明，获得省会地位与人口密度约增加47%相关，而失去省会地位与人口密度约减少39%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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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解释

是什么解释了政治与发展之间的这种联系？理论上有三个经济力量可能对这种联系做出贡献：公共就业的直接影响；通过私人就业和集聚效应传导的公共就业的溢出效应；以及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传导的市场准入的改善。作者试图在这一部分检验这些机制，并回答一个长期吸引社会科学家兴趣的问题：可以把这些省会城市视为主要通过公共就业获得成功但在生产力上几乎没有优势的“寄生城市”吗？1. 公共就业以及溢出效应公共职位可能会转移到了新的省会城市。例如，历史和社会学的讨论经常强调商人和手工艺人移居政治中心为官僚们服务。作者在这一部分测量了1776年和2000年两年的公共就业情况。为了获取有关官员的历史信息，我们将一套120卷的政府记录的清代官员档案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并使用了1776年的信息。为了获得2000年的数据，我们使用了人口普查的信息，该普查涉及所有行政和社会组织以及公共机构的就业情况（例如，公立医院和学校的医生和教师）。相比之下，历史普查不包括职业信息。在表5，作者研究了两个时期的横截面相关性，发现省会城市拥有更多的公共就业。省会的变化也会影响公共就业的等级。公共就业可以通过私人就业和集聚效应产生溢出效应。虽然无法直接估计这些溢出效应的大小，但进行粗略分析可帮助我们理解需要多大的效应才能解释本文在人口变化方面的主要发现。例如，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和其他学者的估计，作者估计2000年的公共就业占总劳动力的约10％，或者总人口的6-7％。在第4列中，省会城市对于对数公共就业和对数人口的系数分别为1.15和0.68，这意味着仅靠公共就业就能解释0.115（1.15×10％）×0.68。因此，需要对公共就业的溢出效应应用较大的乘数（例如大约6）来解释我们关于区域发展的发现。已有的有关公共就业对总体私人就业的溢出效应的估计小于1.22。这个分析表明，虽然溢出效应当然存在，但它们无法轻易解释我们所有的研究发现。2.市场通达度连接省会城市的新基础设施建设是塑造一个地区市场准入的另一个常见特征。从历史上看，大运河的建设就是国家提供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发展作用的典型例证。由于两个原因，交通网络在不同政权下经历了巨大变化。首先，维护线路是昂贵的。许多陆路由于缺乏维护而消失；例如，大运河的一些部分长时间处于严重破损状态。其次，当一个政权取代前任政权时，统治者根据地区在政治等级中的相对重要性决定将重新建设哪些交通网络的部分。即使某些旧线路得到保留，地区在网络中的重要性也会因为重新连接或新建的线路而发生变化。因此，中国的政权更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系统地研究交通网络的变化。为了追踪交通网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本文将道路和水路地图数字化对应到三个具体年份的历史时期——宋朝（1078年）、明朝（1587年）和清朝（1820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铁路地图（1990年）。通过下式计算地级市i的通达度：其中，d i,j代表地级市i,j之间的距离。表6表明，在每个时期，省会城市的地位与更高的中心性密切相关。第（5）和（6）列报告了双重差分和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同样，省会城市地位的变化与空间中心性排名的变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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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独特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展示了政治等级如何在千年间塑造了国家空间发展。研究结果表明，这一现象主要由于其背后有一个强大的集权国家提供重要的公共产品，如交通，从而促进了经济活动地点的变化。然而，强大的集权国家也可能带来成本。本文没有观察到几十年后县级失去政治地位后经济优势仍然存在。此外，更加分权化的行政中心选择方法可能会增加区域市场准入，这些发现突显了集中化政治制度的成本。另一方面，本文也表明，将国家的作用引入对于经济活动的探讨可能会增加对经济活动持续性和其变化的理解。推文作者信息：卢文益，北京大学，邮箱: wenyilu@stu.pku.edu.cn.

Abstract 

We study how political hierarchy shapes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using variations driven by regime changes during the 1000–2000 period. We find that changes in the status of the provincial capital led to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different prefectures as measured by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Two other novel findings stand out: (1) the economic advantages of the provincial capitals did not persist if they lost their political status, and (2) political hierarchy shaped economic development not only through public employment but also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such as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Our finding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s in determining the locations of economic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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