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Bing images

 原文信息：Calkins, Avery, Ariel J. Binder, Dana Shaat, and Brenden Timpe. 2023. "When Sarah Meets Lawrence: The Effects of Coeducation on Women's College Major Choic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5 (3): 1-34.

01

引言

2016年，女性获得了美国所有学士学位的57%，但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获得的学位中，女性仅占37%。虽然多数模型强调大学专业选择源于技能和收入潜力的异质性，但最近的研究将性别差距主要归因于偏好和主观信念的差异。一个重要的假设是，这些差异是由大学环境的性别特征形成的，例如与男学生和教职员工的互动可能会阻碍女性进入男性主导的领域。

在本文中，作者利用美国女子学院的衰落这一重要背景，估算了男女同校教育环境对女性专业选择的因果效应。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女子学院的数量曾达到数百所，但后来大多数都过渡到了男女同校。作者手工收集了学校向男女同校制过渡的时间信息，将其与几乎所有美国学士学位院校的多种面板数据合并，并实施了动态DID研究设计，比较了新实行男女同校制的院校与未改变学生性别组合的院校的专业主修行为的变化。

本文对多篇文献有所贡献。一是发现大学期间与男性同龄人的接触是影响对学习领域偏好的重要因素。二是进一步拓展了利用实地实验分析社会环境对经济行为中性别差距的作用的文献。三是为越来越多关于教育环境中同伴性别构成的文献做出了贡献。这些文献主要依靠同学性别构成的波动来研究性别同伴效应。四是为有关女子学院教育作用的文献做出了贡献。

数据和样本构建

02

作者手工收集了20世纪60年代过渡到男女同校的女子学院名单及其转为男女同校的日期。共找到了 154 所这样的院校，其中 118 所可以观察到学生在男女同校之前至少 4 年和之后 10 年的专业选择。然后，剔除了不属于目标群体的 41 所院校后得到了由 77 所院校组成的样本处理组。

1.1女性学位领域的IPEDS样本

本文的主要分析依赖于高等教育综合调查（HEGIS）和中学后教育综合数据系统（IPEDS）的数据。HEGIS 和 IPEDS 分别提供了 1966-1986 年和 1987-2016 年按年份、院校、专业和性别划分的学位授予信息，这两个资料几乎涵盖了美国所有授予学士学位的机构，以及所有被合法归类为高等教育机构的机构。

作者使用这些数据构建了一个衡量性别为G的毕业生在t学年在机构i获得f领域学位的比例的指标：

DGμ，it是指性别为G的第i年学院毕业生在μ专业获得的学位数量。

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完成数学、生物学和物理学、工程技术、计算机科学等STEM定量领域学位的女性比例，同时也研究经济学领域，因为现代经济学广泛使用定量研究。最后，作者将所有其他单独的专业汇总为九个领域，并考察男女同校对这十一个领域授予学位的全面分布的影响。

图2显示了领域选择的性别分布。与男女同校的女性（中蓝色）相比，女子学校（深蓝色）的女性更倾向于STEM和经济学等高回报领域。然而，在男性中看到了相反的关系：与男女同校的同龄人（灰色）相比，进入前女子大学（浅蓝色）的第一批男性不太可能选择定量较多的专业。但新录取的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STEM。这表明，随着男女同校，这些领域的性别组合发生了重大变化。

2.2 新入学女生特征的HERI数据

为了研究男女同校对新入学女生构成的影响，需要关于女生及其同龄人的基本能力和课程偏好的面板信息。作者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HERI）编制的CIRP大一新生调查中收集了这些数据。样本包括 1966 年至 2006 年间进入本科院校的近1300万大学新生.该调查从这些参与院校的新生中收集了关于他们的大学和职业规划、学业准备情况和其他特征的信息。

表 A2 比较了 IPEDS 主样本和 HERI 子样本中接受处理前的机构特征（IPEDS 数据）。这两个样本在主修STEM的女性比例、总入学率、研究生学位授予数量（非常低）等方面非常相似。该表还报告了被排除在主要样本之外的机构的特征。被剔除的样本与主样本相似，但主修 STEM 的女性平均比例较低。

实证策略

03

本研究的目标是估算采用男女同校制对历史悠久的女子学院女生所学专业分布的平均处理效果。研究的DID设计将实行男女同校教育前后的结果与没有改变校园环境性别组合的学校的同期趋势进行了比较。实证研究分为两步：

首先，对于在t*年过渡到男女同校的每所学校j∈J，研究构建了男女同校对结果yit（例如，在 t 年 j 学校毕业于 STEM 的女性比例）影响的估计值。从一组未处理的学校中，选择一组在基线协变量向量上与学校 j 匹配的对比学校Cj。然后利用j观察到的学校 j 和对照学校k∈Cj相对于选定基期 b 的结果趋势，构建以下模型：

在第二步中，根据处理年份，按时间对所有接受处理的学校的特定学校的预测值进行平均。也就是说，如果t*j是学校j采用男女同校的年份，在不同的事件时间构建ATT估计τ=t-t*j。这就产生了对采用男女同校校园环境的动态反应的估计。具体而言，总体事件研究参数构建为：

此外，为了提供一个汇总度量并提高统计功效，作者构建了将事件时间τ集中到向男女同校过渡后的五年期的估计。将这些估计称为“短期”和“长期”影响：

对于所有估计参数，都采用了以学校为单位、1000 次重复聚群数据的Block Bootstrap法进行推断，并报告了标准的 95% 置信区间。

3.1 对照组的构建

根据标准的平行趋势假设，对特定学校的估计值 αjt是无偏的：在对照组Cj中观察到的平均结果趋势等于在没有实行男女同校的情况下在学校 j 中观察到的趋势。

表 1 提供了汇总统计数据，为选择对照组提供了依据。第 1 列显示了主要样本学校的平均机构特征，这些特征是在每所学校的相关基期 b 中计算得出的。在这些教育前的年份里，接受处理的学校有十分之一的毕业生获得了 STEM 学位，STEM 的年增长率接近于零。

3.2 混杂劳动力市场冲击的测试

作者使用三月CPS构建了四个州年度劳动力市场状况指标，并将这些指标按地区和年份分配给大学，然后来测试男女同校时间前后这些指标的变化，如果由此得出的估计值与0相差很大，这可能表明主要结果不是由男女同校驱动的，而是由无关性别的外部劳动力市场力量驱动的。 

图 A3 显示了测试结果，发现对失业率没有影响。研究还发现，在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中，男女同校与STEM相关职业的就业率与非STEM相关职业的就业率之间没有相关性（估计的长期效应为-0.0013，标准误差为 0.0035）。的确，在实行男女同校教育后，从事 STEM 相关职业的男性工人（相对于从事非 STEM 相关职业的男性工人）的收入在短期内有所增加，但这种效应在几年后就会消失，估计的长期效应不够显著（0.043，s.e. 0.034）。从事 STEM 职业的女性的相对收入略有下降，但与男性的情况一样，这种下降很快就会消失，从长期来看也不显著（-0.014，s.e. 0.023）。

04 

主要结果

图 3 显示了男女同校对STEM专业女性毕业生比例影响的估计值。与平行趋势的假设一致，估计值非常接近于 0。回想一下，数据衡量的是所授予的学士学位，因此，男女同校的前两年的估计值主要代表了当第一批男生新生进入校园时，大三或大四女生的专业选择。这些女生中的大多数在改革之前就已经选择了自己的专业并上了核心课程。相比之下，在男女同校的第三年（事件时间 τ = 2）毕业的大部分女生都是在男女混校的环境中度过大学生活的。因此，如果男生的到来阻碍了女生选择 STEM 课程，那么从事件时间 2 开始的急剧下降正是研究所期望的。这种模式在所有 4 个对照组中都非常相似。

表 2 利用方程（5）对女性专业选择的长期影响进行了估计。男女同校导致主修 STEM 的女性比例下降了 3.0 个百分点。为了提供这一估计的背景信息，第二行记录了在大学没有过渡到男女同校的反事实情况下，长期主修 STEM 的女生比例的预测值。表 2 报告的反事实比例为 9.9%--相对于这一基线，男女同校导致主修 STEM 的女生比例下降了 3.0/9.9 = 30%。

主要结果对构建对照组的各种替代方法都是稳健的。附图 A1 展示了几种稳健性检验。在以下情况下，处理效果估计值变化不大：（1）最初被排除在外的处理学校重新回到样本中；（2）主要处理样本被限制在 HERI 子样本中；（3）主要处理样本中排除了早期转换为男女同校的（1969-1971 年）。

表 2 第 2 列至第 5 列报告了我们对各个领域长期影响的估计值。估计值表明，主修生物学的女性比例下降了 1.7 个百分点，主修物理科学的女性比例下降了 0.6 个百分点，主修数学的女性比例下降了 0.6 个百分点，主修经济学的女性比例下降了 0.6 个百分点。这些估计值在10%或更低的水平上都具有统计显著性。

4.2 领域选择的分布

前女子学院的女性选择了哪些领域来代替STEM和经济学？

图 5b 显示了半弹性反应，它考虑了每个领域的相对规模，将图 5a 中的每个估计值除以主修该领域的女性的反事实比例。通过这种方法对领域规模进行重新调整后，性别替代模式得到了加强：经济学、STEM 和商学领域的女性流出比例最大，而除经济学、卫生学和心理学以外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女性流入比例最大。这些结果有力地证明了女子学院的男女同校引发了女性所获学位的重大变化。

机制检验

05

5.1与男性同学和教师接触

图 6 面板 A 报告了估算出的男女同校对新生中男生比例的影响。男生比例在几年内稳步上升，然后开始趋于平稳，占新生人数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男生在毕业生中所占比例在过渡后的第 5 至 9 年增加了 19.2 个百分点。由于这些男性选择定量领域的比例过高，这些结果表明，尤其是 STEM 相关专业的女性，经历了大量男性同龄人的流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教职员工的性别构成。我们观察到男性教职员工比例略有上升，长期估计值为 4.5 个百分点（12%，）。相对于基准比例（几乎为零），男生比例的增长也要大得多。总体而言，这些结果表明，相对于榜样效应，性别同伴效应更有可能影响女性的专业选择。

5.2校园环境的其他特点

利用 HERI 大一新生调查数据，按照高中平均学分绩点（GPA）对每所学校、每一年的所有入学新生进行排名，估算了男女同校对女生在班级中平均排名的影响。研究发现女生的平均能力排名在统计上显著提高了 4 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表明，如果学术竞争在决定专业选择方面很重要，那么男女同校会促使更多的女生进入竞争激烈的专业。

作者还考虑了是否男生增加后教室拥挤使得女生减少、转型学院是否为吸引更多学生或因预算不足而改变了课程设置，从而阻碍了定量领域的选择、是否因资源约束而增加男生招生人数，并降低成本的假设，但研究发现这些都不显著，从而排除其机制影响。

5.3学生偏好和特点

另一个重要的假设是，男女同校诱发了组成效应，即在新的男女同校环境中就读的女性事先选择 STEM 领域的可能性较小。

作者利用 HERI 数据估算了男女同校对上述几个因素的影响。图 7 的前四个面板显示了男女同校对新入学的大一女生中打算主修 STEM 及其最大组成部分（生物、物理科学和数学）的比例的影响的估计值。表 3 总结了三个对照组中每个组对每个专业的长期估计效应。在所有结果和对照组中，统计上都不显著。

图 7 的最后两个面板显示了对职业和家庭抱负的估计值。我们没有发现大一女生对科学职业感兴趣的比例有下降的迹象（面板 E）。

接下来，我们考虑了可能学生影响选择定量专业倾向的其他特征的变化，如学习能力和父母背景。图 8 的面板 A 和面板 B 检验了 HERI 数据中衡量学习能力的最佳指标--高中 GPA 的变化。改为男女同校后，获得至少 A 或至少 A- 的女生比例没有下降。

5.4组成效应有多大？

另一种方法是将大量的新生特征结合起来，构建一个预计主修 STEM 的比例，然后研究这一指标在过渡到男女同校后的变化情况。

这种方法需要两方面的信息。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男女同校对新生特征的影响。我们可以使用 HERI 大一新生调查数据来估算这些影响。其次，我们需要知道这些特征对获得 STEM 学位的毕业概率的边际效应。我们使用1972 年全国纵向研究（NLS72）中的女性样本来估计这些影响，它们提供了与所获学位领域相关的大学前特征的个体测量。此外，抽取样本的时间与大部分样本过渡到男女同校的时间相对接近。

利用我们的 NLS72 样本，我们估计了 ，其中 Yi 是获得 STEM 领域学位的指标，Xi 是学生 i 在大一或更早时测量的特征向量。然后，我们将系数向量 ˆδ 与 HERI 大一新生调查数据中的学生特征进行交互，以预测各年级、各学校中将获得 STEM 专业学位的女生比例。最后，我们将这一预测比例作为主要规格的结果，来估算男女同校制对预期主修 STEM 专业的大一女生比例的长期影响。估计结果表明，打算主修 STEM 的女性主修 STEM 的可能性要高出近 34 个百分点。这些结果表明，STEM 意向对最终专业的预测作用相对较强。

研究评估了男女同校对大一女生主修 STEM 的预测比例的影响。如果只使用意向专业，我们发现预测的 STEM 所占比例会略微增加0.5个百分点。HERI-IPEDS 子样本显示，STEM 学位的获得率下降了 3.4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构成的变化可以解释-16% 的男女同校教育的总体效应。

总之，对组成效应的主要点估计接近零，这可能发生在男性进入大学校园导致更多具有 STEM 倾向的女性转向，而这些女性并没有受到混合性别竞争的影响。因此，前女子大学主修 STEM 的女生人数减少，主要是由于校园环境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男生同伴的增加。

06 

结论

本研究利用了美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独特的自然实验——20 世纪 60 年代至 2000 年间，数百所女子学院在不同时期向男女同校制的过渡——估计出男女同校的大学环境对专业选择中的性别差异的影响。

从长期来看，与对照院校相比，主修 STEM 的女生比例下降了约 3.0-3.5 个百分点（30-33%）。男女同校对女性获得经济学和商学学位也存在负面影响。

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男女同校改变了预科女生对 STEM 的偏好或准备程度。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男女同校会在与 STEM 相关的课堂上造成更激烈的成绩和机会竞争，改变所提供的课程，或在高成本领域造成能力限制。然而，男女同校极大地改变了学生的性别结构，在较小程度上也改变了教师的性别结构。因此，作者得出结论，女性退出 STEM 领域的原因是，她们更多地接触男性同龄人，以及女性与同性教师榜样互动的机会略有减少。

无论哪种情况，研究结果都表明，在男女同校的大学环境中，人们对性别的理解和表现方式，是造成性别差异在专业选择上的重要原因。研究结果对将单性别学习环境的特点融入男女同校环境中的持续性举措具有启示意义，例如为女生开设编码学院、由高年级女生对大一女生进行指导，以及为 STEM 领域的女性创建学术俱乐部和举办学术会议。虽然大规模恢复单一性别教育的可能性不大，但诸如此类的政策可能会有效缩小大学专业选择中持续存在的性别差距。

Abstract 

We leverage variation in the adoption of coeducation by U.S. women’s colleges to study how exposure to a mixed-gender collegiate environment affects women’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s. Our event-study analyses of newly collected historical data find a 3.0-3.5 percentage-point (30-33%) decline in the share of women majoring in STEM. While coeducation caused a large influx of male peers and modest increase in male faculty, we find no evidence that it altere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female student body or other gender-neutral inputs. Extrapolation of our main estimate suggests that co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explain 36% of the current gender gap in STEM.

声明：推文仅代表文章原作者观点，以及推文作者的评论观点，并不代表香樟经济学术圈公众号平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