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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Gao X, Liang W, Mobarak AM, Song R. (2023). Migration Restrictions Can Create Gender Inequality: The Story of China’s Left-Behind Childre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doi:10.3386/w30990 

国家统计局2015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流动人口 （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已多达2.77亿，占总人口比例超过20%。人口的涌入给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带来巨大挑战。严格的户口限制、“赞助费”制度和屡被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致使大量流动人口子女无法随迁进入城市就读，成为“留守儿童”。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导致特大城市户口限制进一步收紧、大量打工子弟学校关闭。本文基于上述背景，利用初中阶段赞助费大涨和2014年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出台两个政策冲击构造断点回归设计，分析城市人口调控对农村儿童留守结果的性别异质性影响，并结合留守对儿童发展的长期影响分析，考察城市人口调控政策的长期人力资本影响。

本文综合运用2010年人口普查、CMDS流动人口调查、GSCF甘肃农村儿童追踪调查和CFPS、CLDS数据等多套数据库，分以下三步展开故事：首先，基于初中入学年龄的断点设计，分析随迁入学成本增加对人口迁移决策和子女留守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冲击并未影响流动人口的迁移决定，也未影响男孩的留守结果，但导致女孩留守概率增加3.5个百分点。在流动人口群体内部的相同分析也得到了一致结果。进一步地，借助2014年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出台的准自然实验，分析父母生活在落户限制较高的城市对子女留守情况的影响。结果同样发现，特大城市的落户门槛收紧导致女孩留守概率增加7个百分点，但男孩不受此影响；留守的女孩并未得到经济补偿，她们得到的汇款甚至比男孩低出9个百分点。最后，对一套15年追踪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留守对儿童的经济社会结果有一系列长期不利影响。综上，作者认为城市人口调控政策意外地加剧了性别不平等，伤害了女孩的长期人力资本发展。

02  政策背景

2.1 户籍限制和留守儿童

1958 年，为了控制国内人口流动，中国正式建立了户口制度。每个人根据出生地等因素被划分为农村户口或城市户口，只能在特定地点使用国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任何国内移民都必须得到目的地政府的批准。从1984年开始，人口流动限制逐渐放宽。但如果没有城市户口，流动人口仍然无法在迁入地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尤其是子女随迁入学受到许多限制。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表明，2018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达6900万人。图1展示了流动人口的急剧增长情况。

2.2 初中和小学阶段的入学限制差异

流动人口通常要支付一笔不菲的“赞助费”，才能使子女进入城市学校就读。初中阶段的赞助费比小学高出53%，接近农民工平均收入的10%，成本的上升可能使流动父母更多地选择把孩子接回老家就读。作者引用了广州市的一个案例：2012年，在广州市流动人口子女中，约53%的小学适龄儿童在穗读小学，但只有32%的初中适龄儿童在穗读初中，仅20%的适龄儿童在穗参加中考。在CDMS数据中，作者也有类似发现（图4）。相比小学阶段，初中阶段的流动人口子女有更高的留守比例，在户籍限制更高的城市这种差距更大。

2.3 2014年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调控政策

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城市中心区人口超过 500 万的特大城市严格控制人口流动。这些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南京、东莞、武汉、沈阳和郑州（2013年城区人口超500万），他们被要求在 2020年之前设定人口控制目标，中央将根据该目标对地方政府进行评估。因此，自2014 年开始，特大城市政府开始严格限制低技能流动人口的迁入，包括严格限制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入学人数。与此同时，《意见》也导致中小城市户口限制逐步放宽。图A1表明，在2014年以后，非特大城市的落户门槛（以西南财经大学张吉鹏教授等构建的“中国城市落户门槛指数”测度）降低，特大城市的落户门槛上升。

03  数据来源

3.1 2010人口普查1%抽样调查

2010年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被用于分析儿童升入初中对父母迁移决策和儿童留守的影响。全样本农村儿童数据包括来自54596户农村家庭的72902名儿童。作者最终使用的子样本仅限流动人口子女（20,831人），其中迁出户籍所在县的群体被视为流动人口。在人口普查数据中，农村父母有三种迁移决策：带着孩子留在村里，带着孩子搬到城市，自己搬到城市而将孩子留在农村。表A1结果表明，2010年，16.5%的农村人口（1.11 亿人）从他们的户口所在县迁出。

3.2 中国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CMDS）

CMDS数据被用于分析在流动人口内部，升入初中断点以及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对子女留守的影响。抽样对象是在城市居住一个月以上但没有当地户口的流动人口。本文综合使用CMDS2011-2016年间六轮截面调查数据构建数据集。CMDS 分析样本包括来自30个省份的 171,859 名流动人口子女，其中 47,121 名是初中学龄儿童，124,738 名是小学学龄儿童。在CMDS数据中，流动儿童的父母有两种迁移决策：带着孩子搬到城市，自己搬到城市而将孩子留在农村。

3.3 甘肃儿童与家庭调查数据（GSCF）

GSCF数据被用于分析留守对儿童发展的长期影响。GSCF是一项长达15年的针对农村儿童的追踪调查，于2000年首度调查了甘肃100个村庄的2000名9-12岁儿童，并于2004 年、2007 年、2009 年和2015 年开展四次追踪。本文综合使用5轮调查数据集构建面板数据，最终使用的样本是2015年终线调查追踪到的1414个儿童。

其中，被解释变量logVic是一个指示变量，包括三种决策：带着孩子留在村里，带着孩子搬到城市，自己搬到城市而将孩子留在农村（带着孩子搬到城市的为基准组）。SchoolAged_i是判断儿童i的年龄是否超过初中入学年龄的指标（基于儿童出生日期相对于9月1日入学日期的差值）。Des_Hukou_c指农村人口原籍地 c 附近城市的落户严格程度，由原籍地周边400公里范围内城市的落户指数和该城市权重相交乘得到。

本文关注的解释变量是SchoolAged_i，Des_Hukou_c和Female_i构成的交乘项。它关注的是，对那些来自户籍政策更严格城市的周边农村地区的流动人口来说，当他们的子女到了读初中的年纪，女孩相比男孩是否更有可能被留在农村。驱动变量是儿童年龄和初中入学年龄之间的差距，带宽为2年。

实证结果表明，落户指数和儿童年龄的交乘项对农村人口的迁移决策没有影响（表1，1列和3列），但会导致女孩被留在农村的概率增加（表1，6列）。从边际效应来看，附近城市的落户门槛严格程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达到初中入学年龄的女儿被留守的概率就会增加1.4个百分点（表2，2列）。考虑到有5.9%的农村户籍的小学适龄女童是留守儿童，这意味着初中阶段的随迁入学成本上升使女孩被留守的可能性增加了24%。

其中，i表示个体儿童，j表示儿童父母工作的城市，t是调查年份。被解释变量Leftbehind_ijt是一个虚拟变量，若儿童当年被留守在农村则为1。HighHukou_jt也是虚拟变量，若当年儿童父母工作城市的落户门槛指数高于均值则为1。作者进一步控制了年份-城市固定效应和出生队列固定效应。本文关注的解释变量是Leftbehind_ijt，HighHukou_jt和Female_it构成的交乘项，其系数代表在户籍限制更严格的城市，在孩子达到初中入学年龄（T_i=0）后将其留在农村的概率是否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驱动变量和带宽与前述模型相同。

图5画图展示了在初中入学年龄断点处流动人口子女的留守情况变化。结果表明，在户籍限制更严格的城市，达到初中入学年龄的女孩的留守比例迅速上升，但男孩的留守比例则没有明显的跳跃。在户籍限制不那么严格的城市，女孩和男孩的留守比例都没有明显跳跃。据表A11所示，在户籍限制更严格的城市，恰好达到初中入学年龄的女孩留守的可能性将增加3.2-3.5个百分点。鉴于中国流动人口家庭中有34%的女孩被留守，这一影响效应代表农村女孩留守概率增长了10%。

在模型（3）中，I(Pop>500million)是表征高落户门槛城市的指示变量，若政策实施前该城市主城区人口超500万则为1。I(t>2014)是指示政策后年份的虚拟变量。其他变量设置与模型（2）相同。

结果表明，那些在2014年之前就已迁入特大城市的父母在政策实施后将女孩留下农村的概率增加了7个百分点（表4，1、3列），但男孩留守与否不受政策影响（表4，2、4列）。由此可见，无论是使用不同数据还是替换不同的断点，作者的发现均表明城市人口调控会增加女孩被留守的概率。

既然城市人口调控会使更多女孩被留守，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留守对儿童的长期人力资本发展有何影响？作者使用GSCF甘肃农村儿童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儿童留守对成年后经济社会结果的长期影响。

作者首先构建了代表儿童留守的变量“Leftbehind”和影响父母外出决策的外生冲击变量“WID_ct”。在GSCF首轮调查中，受访儿童出生于1988-1991年，所以样本儿童在2000年或2004年调查期间处于初中阶段。运用这两轮调查提供的信息，作者将初中阶段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务工超过6个月儿童的识别为留守儿童（Leftbehind=1），其他为非留守儿童。此外，由于父母的外出务工决策是一种内生选择，作者借鉴“偏离-份额”工具变量的构造方法，借助中国加入WTO引起的贸易冲击构建影响父母外出决策的外生变量“WID_ct”（式4），即附近城市的进口需求冲击。

其中，c代表出生地，d代表临近的城市，k代表行业。首先，计算每个城市中的每个行业在1997年中国加入WTO前的出口份额，将这一份额与该行业当年的国外进口需求相乘，可得到加入WTO对每个城市、每个行业的世界进口需求冲击。接下来，城市中各行业的进口需求冲击相加可得该城市的进口需求冲击。最后，各城市进口需求冲击和城市权重指数（该城市到流动人口出生地距离的倒数）相乘，可得解释变量“WID_ct”。

接下来，作者分三步走，分别考察进口需求冲击对父母迁移、父母收入和福利、儿童长期发展的影响。首先，进口需求冲击显著提升了父母的迁移概率（表6）。WID_ct（1999或2003年）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会导致父母迁移倾向（2000或2004年）增加 22 个百分点，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与孩子分离的可能性提高 40 个百分点。进一步地，冲击使家庭经济状况显著改善，比如更有可能拥有非农收入、食物消费更丰富等（表7）。然而，当作者转而关注冲击对儿童日后发展（2015年调查数据）的长期影响时，却发现冲击对儿童的教育成就、劳动力市场表现和健康状况有显著不利影响（表8）。也就是说，留守对儿童长期的人力资本发展不利。考虑到GSCF研究区域有限，外生冲击的变异可能不足，作者进一步使用2005人口普查数据和2014CFPS数据再度进行了类似的回归，结果仍保持稳健。

为什么人口调控政策可能导致更多女童被留守？作者从重男轻女的文化沉疴、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生产力的性别差异和养儿防老传统四个方面的视角出发，进行机制分析。

作者首先发现城市人口调控政策加剧了已有的重男轻女效应。首先，人口调控政策对女孩留守的促进作用仅体现在那些有兄弟的女孩身上（表9）。也就是说，只有当家庭内部面临男孩和女孩的资源分配冲突时，才会选择牺牲女孩。接下来，作者引入了“流动人口原籍省份二胎男女性别比”这一指标作为地区重男轻女程度的测度，将该指标与模型（3）中的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交乘，再度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如果流动人口来自重男轻女程度更深的地区，人口调控政策更有可能导致他们的女孩被留守（表10）。

本文首度从实证上发现，城市人口调控政策意外地加剧了性别不平等。具体来说，城市人口调控政策增加了流动儿童中的女孩被留守在家的概率，留守又进一步阻碍了她们的长期人力资本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产业结构转型增加了中国城市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但如果“重男轻女”的性别偏见始终存在，流动人口将被迫在“留下男孩”还是“留下女孩”的抉择中牺牲女孩，继而使代际性别不平等永久化。本文的启示意义在于，即使人口调控政策没有明确的性别内涵，对移民的限制也可能加剧性别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