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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Doepke M, Kindermann F. Bargaining over babies: 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09(9): 3264-3306.
生育率对人口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关于如何有效提升生育率的讨论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此背景下，本文构建了家庭内部夫妻双方的讨价还价博弈的理论模型，并通过实证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合理性，揭示了夫妻双方能否就生育孩子达成一致的关键在于：
夫妻双方如何分担生育成本。
从研究范式角度看，理论和实证能够很好地对应；从现实意义角度看，文章提出了非常精准且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的政策建议。
01
摘要
生育孩子是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的重要事项。数据显示，在生育率较高的国家，夫妻双方就是否生育孩子存在分歧的数量超过半数；而在生育率较低的国家，也存在女性比男性更加不想要孩子的情况。文章验证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只有夫妻双方都同意生育孩子时，孩子才会出生。
文章构建了能够解释上述事实的夫妻双方讨价还价博弈的理论模型，推导出夫妻双方能否就生育孩子达成一致的关键在于夫妻双方如何分担生育成本。文章也通过实证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合理性。
文章政策建议在于：降低生育成本可以提升生育率，但即使降低家庭生育孩子的成本，夫妻双方仍有可能无法达成生育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减轻妻子的生育负担，对生育率会有更加明显的影响。
来自世代和性别计划（GGP）的证据
02
本文使用来自世代和性别计划（the Generations and Gender Programme）的数据来评估对生育决策达成一致的重要性。
用来确定生育偏好和伴侣之间的同意或分歧的问题是：
Q1:“你自己现在想要生育/再生育一个孩子吗？”
Q2：“夫妻在孩子的数量和计划生育时间上并不总是持有相同的观点。您的伴侣/配偶现在是否希望生育/再生育一个孩子？”
样本包括在第一轮调查中回答这两个问题且女性伴侣处于育龄的所有受访者，包括已婚和未婚夫妻、同居和分居的夫妻。调查在2003年至2009年间进行，样本覆盖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等11个国家，共有33,479对夫妻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本文重点关注有关生育意愿、生育结果和夫妻家庭中子女抚养任务分配的三个基本事实。
2.1 许多夫妇就是否生育孩子存在分歧
根据问题Q1和Q2的答案，计算以下分歧份额：
图1显示了各国的生育意愿分歧程度。图1中面板A说明了（1）在至少一方希望拥有孩子的情侣中，有25%到50%的情况下其中一方不同意。（2）大多数女性反对要孩子。（3）在总生育率较低的国家中，女性不想要孩子的倾向明显，而在总生育率相对较高的国家（法国、挪威和比利时）中，几乎没有这个倾向。
图1的其他面板的主要观察结果是，对于已有至少两个孩子的夫妇来说，不同意要孩子的比例（50%至70%）更高，而在低生育率国家，女性不同意要孩子的倾向更为明显。
2.2 夫妻意见不一致时，很少有婴儿出生
本文认为这个分歧是对生育的重要阻碍，通过以下回归简单地确定基本事实：
在这里，birth_i 是一个二项指标，如果第i对夫妇在表达生育意愿后的三年内有一个孩子（在第二次调查中观察到），则它取值为1。右侧变量表示第i对夫妇在第1次调查中的生育意愿。
由上表得出，对于一对夫妇而言，如果男女双方都同意要孩子，进行生育的可能性要比男方不同意的夫妇高出三倍以上，相较于女方不同意的夫妇，进行生育的可能性要高七倍以上。
数据表明，在潜在父母都同意要孩子的情况下，孩子诞生的可能性更高。虽然女性对其生育有一定的独立控制权，但只有在双方都计划要孩子时，他们才有可能拥有孩子。
2.3 当男性照顾孩子的时间较少时，女性更有可能反对再生育孩子。
本文通过GGP数据计算全国范围内男性照顾孩子的平均比例。通过数据发现，生育率最高的国家（比利时、法国和挪威）的男性生育的比例也最高。挪威的男性做的最多，而俄罗斯的男性做的最少。
为了研究抚养责任分配与生育意愿的关系，本文比较了男性在抚养中的份额与女性反对再要一个孩子和男性反对再要一个孩子之间的差异。图2显示，在女性承担大部分抚养孩子的工作的国家，女性更有可能反对再要孩子，生育率也较低。
图3将拥有年幼子女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与生育观念的差异联系起来。这一结果表明，当母亲在生育和事业之间协调的难易程度存在差异时，可能导致不同国家在承担生育责任的分配和生育观念方面存在差异。
接下来，文章构建了一个家庭内部夫妻双方博弈模型解释上述现象。
03
理论模型
文章构建了一个夫妻关于生育孩子的讨价还价博弈模型，依次分析了存在承诺和缺乏承诺的情况下夫妻的生育决策，诣在从理论上说明夫妻之间就生育决策无法达成一致的原因，进而指出夫妻双方如何分担生育孩子的成本对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影响。
博弈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夫妻双方分别决定是否生育孩子，第二个阶段夫妻双方分别进行消费。第二阶段分配消费时，按照纳什讨价还价解进行分配。只有两人在生育孩子后的效用都比生育之前高，两人才会都同意生育孩子，孩子才会出生。下面依次分析存在承诺和缺乏承诺的情况下夫妻的生育决策。
3.2 存在承诺
即夫妻决定不生育孩子时，两人均会比生育孩子获得更大的效用。总结而言，存在承诺时，夫妻双方对是否生育孩子的决定是一致的，也是具有效率的。
从表达式可以看出，存在承诺时，孩子出生的充要条件是孩子为夫妻二人带来的效用之和大于生育孩子的成本，即孩子为家庭整体带来的效用大于孩子为家庭整体带来的成本。
3.3 缺乏承诺
缺乏承诺意味着夫妻在孩子出生之前对孩子出生之后的消费分配没有给出承诺。这样就意味着，如果夫妻双方决定生育一个孩子，孩子出生之前夫妻的外部选择效用不再作数，两人具有新的外部选择效用。新的外部选择效用为：
只有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夫妻双方才会决定生育一个孩子。
从表达式可以看出，缺乏承诺时，孩子出生的充要条件是孩子分别为夫妻二人带来的效用大于其承担的生育孩子的成本，即不再以家庭整体为对象分析效用和成本。
两个命题的结果可以总结为下图。
存在承诺的情况下，夫妻的外部选择效用在A点；如果他们选择生育孩子，在孩子出生后，他们对应效用会是C点，故在存在承诺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就是否生育孩子总能够达成一致，并且孩子出生后两人效用均增大。
缺乏承诺时，生育孩子后，夫妻的外部选择效用在D点，夫妻对应效用在E点。E点与B点相比，丈夫效用增大，妻子的效用减小。故丈夫想要生育孩子，妻子不同意生育孩子。两人的效用水平只能在B点，即不生育孩子，无法享受到孩子带来的效用。
从上一节的数据中，可以得到现实生活中存在承诺和缺乏承诺的情况都是普遍存在的。文章接下来将理论模型和数据进行匹配，验证理论模型的合理性。
数据和模型匹配
04
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选取参数：（1）考虑是否要孩子的偏好的分布（2）偏好随时间的演变（3）女性劳动力的占比。通过对比，确定了生育意愿分布的24个参数，孩子偏好持久性的4个参数，劳动参与率的4个参数。
通过回归的方法来衡量各国间女性和男性生育意愿分歧的相对变化。
得到图像：
由图像可得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分歧差异呈反向变动关系。由此总结了反应偏好偏差的4个参数，通过汇总建立化简后的20个有效目标参数，可得校准后的参数集。
从模型和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可以得出：生育孩子的边际效用随孩子数量的增加急剧下降。从第二个孩子开始，男性对孩子的平均偏好估值为负，女性比男性更偏爱孩子。可能是因为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的生育负担。
0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验证生育孩子需要夫妻双方的一致同意这一简单的事实切入，构建了一个夫妻双方的讨价还价博弈模型，并通过实证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合理性，揭示了夫妻双方能否就生育孩子达成一致的关键在于夫妻双方如何分担生育成本。
政策建议方面，本文指出夫妻之间的生育负担分配是影响生育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某一方承担了大部分生育负担，从社会整体上看生育意愿将出现不平衡分布。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对家庭提供高额生育补贴，夫妻双方也可能无法达成生育决策一致。为了使提高生育率的政策更加有效，针对妻子进行补贴是更加有效的做法。数据也显示，向女性提供生育补贴比向男性提供能更加有效地提高生育率。
Abstract
It takes a woman and a man to make a baby. This fact suggests that for a birth to take place, the parents should first agree on wanting a child. Using newly available data on fertility preferences and outcomes, we show that indeed, babies are likely to arrive only if both parents desire one. In addition, there are many couples who disagree on having babies, and in low-fertility countries women are much more likely than men to be opposed to having another child. We account for this evidence with a quantitative model of household bargaining in which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burden of child care between mothers and fathers is a key determinant of fertility. The model implies that fertility is highly responsive to targeted policies that lower the child care burden specifically for m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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