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维国
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模范教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实验室建设与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级教学团队带头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管理科学》《财经问题研究》等期刊编委。
王鑫鹏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创新转化效率、要素禀赋与中国经济增长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部分地区以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为代表的外延型经济发展方式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背道而驰。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增加,依靠生产要素大规模投入的“要素驱动”模式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因此,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依靠创新驱动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在眉睫。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学研用结合”。其中,“产学研”与“用”相结合是将科技“第一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步骤,可见高度重视创新转化过程,努力提高创新转化效率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
创新过程可以分解为知识创新、科研创新和产品创新三个阶段。在产品创新阶段创新转化过程中,创新转化效率显得尤为重要,它表现为每单位技术性、创新性产出转化为收益性、价值性产出的能力,即反映经济系统中知识与技术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效率。知识性、技术性创新主要集中于工业行业,而要素禀赋决定中国工业行业的发展水平,因此,深入研究创新转化效率和要素禀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中国各地区动能转换的动态分布特征对于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为此,本文首先基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的视角,构建理论模型研究创新转化效率和要素禀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其次,采用修正后的三阶段DEA模型和熵权—TOPSIS方法分别测算中国城市层面创新转化效率和要素禀赋。再者,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并基于实证结果划分中国动能转换过程各城市所属区域类型。进一步根据不同时期各城市在区域间的动态演进过程,总结动能转换的动态分布特征。
主要发现
第一,理论分析表明,创新转化效率和要素禀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创新转化效率和要素禀赋低于门槛值时,要素驱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当创新转化效率和要素禀赋高于门槛值时,创新驱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当创新转化效率高于门槛值、要素禀赋低于门槛值,或者创新转化效率低于门槛值、要素禀赋高于门槛值时,经济增长动能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第二,核心解释变量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各城市创新转化效率差异较大,在考虑环境变量等因素后,综合技术效率下降。理论模型推导得到的初步结论在实证分析中得到验证。进一步根据实证结果测算得到的门槛值划分区域类型,发现东部省份大多数城市位于创新驱动型区域,中、西部省份大多数城市位于要素驱动型区域。
第三,中国大部分城市动能转换的动态分布特征是从要素驱动型区域进入结构转换型区域,其中小部分城市最终到达创新驱动型区域。东部省份多数城市动能转换类型为创新引领型和创新突破型,大多数创新滞后型城市位于中、西部省份。
政策启示
第一,“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努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的第一个五年,也是中国进行新旧动能转换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时期。将技术性、创新性产出转化为收益性、价值性产出是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环节。各地区应该把握此次发展机遇,结合当地要素禀赋水平,出台促进创新转化效率的激励政策。
第二,参照中国各城市动能转换演进规律,当一个城市要素禀赋和创新转化效率同时低于门槛值时,应该首先注重要素禀赋的提升。当一个城市要素禀赋高于门槛值,创新转化效率低于门槛值时,经济处于动能转换过程中,经济增速放缓的预期应该被纳入当地经济发展规划中。此时应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避免重走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的外延型经济发展老路,更不能盲目开启“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追求短期经济快速增长。
第三,由于东、中和西部地区内部各城市动能转换动态分布特征迥异,在政策制定方面应该因城施策,同时采用对点帮扶的方法,将东部创新转化效率和要素禀赋水平较高的城市与中、西部创新滞后型城市配对,利用东部创新引领型和创新突破型城市的先进技术与经验,提高中西部城市产业化发展水平和创新转化效率,促进区域间共同发展。
数据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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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发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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