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网络视角下的价格市场化改革与转型性衰退

马福国  潘文卿

作者简介

马福国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兰州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国际贸易与宏观经济学理论。2011-2012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Starvros中心访问学者，2014-2015年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东方国立大学访问教授，2017年9-12月参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法培训并顺利毕业。2021年于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发表Atalay (2017)的勘误论文，主持并参与多项省部级、校级科研与教改项目。

研究背景

1989年中东欧（CEE）以及原苏联加盟国（FSU）陆续开始实行经济转型战略，转型初期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转型性衰退，产出下降幅度以及持续时间都超过转型开始前最为悲观的估计与预测。同样是经济转型，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转型的根本目标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发展。而转型模式的选择理应内生于转型经济体的初始条件，换言之，是否选择适宜于转型国家在转型之前初始条件的转型模式与转型政策，才是决定转型绩效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本文试图借鉴生产链破坏理论来揭示价格市场化改革政策冲击如何与转型国家初始条件结合共同导致宏观层面产出波动的一般机理。

研究方法

本文借鉴新近的生产网络破坏理论建立包含生产网络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来重新审视转型性衰退的生产网络根源，揭示出价格市场化改革冲击如何与特定的链式生产网络相互作用并最终导致乘数倍的总产出波动的机制。本文的分析澄清了价格改革冲击的总产出效应不但与政策的覆盖面或改革速度有关系，而且与每个受价格改革影响的生产部门在生产网络当中的位置相关。本文依据生产部门的网络位置定义了三类价格市场化改革冲击，，并分析了每一种价格市场化改革冲击的宏观产出波动效应。具体结论为：激进式价格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产出波动效应最大，首先放开上游部门产品价格的渐进式改革的产出波动效应次之，首先放开下游部门产品价格的渐进式改革的产出波动效应最小。依据KLEMS细分产业的数据库，本文利用一阶条件方法校准了理论模型中结构参数的取值范围，分析了三类价格改革政策冲击宏观产出效应的时间趋势以及随不同的微观结构参数取值发生变动比较静态结果。在反事实实验中，本文考察了上述三类价格市场化改革政策冲击在独立生产网络经济中的总产出波动效应，并与简单链网络中的政策冲击效应比较发现：生产网络的存在会乘数倍放大政策冲击的产出波动效应，并揭示了此乘数效应的时间趋势以及随微观参数值发生变动的比较静态变化结果，数值模拟结果证实了转型国家转型初期经历的转型性衰退的网络根源的相关特征事实。

政策启示

在中国当前实行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及高质量发展战略背景下，改革开放政策的设计与实施要注意改革政策与部门、区域以及国家间生产网络结构的互动影响，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源于决策者按照生产网络中部门关键度来决定被改革部门的优先次序，从而最大程度熨平部门受到改革政策冲击后的宏观波动效应，最小化改革转型面临的成本，使得改革能够被顺利推进，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前景。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也可以用来分析其他真实与名义冲击的宏观网络效应。

边际贡献

首先，我们使用包含链式生产网络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量化了部门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在转型性衰退中的作用，澄清了价格市场化改革导致的部门生产无序化如何被链式生产网络放大为宏观经济波动的具体机制，丰富了改革政策冲击的宏观网络效应的文献；其次我们基于生产链遭到破坏的一般分析框架，将渐进式价格市场化改革细分为首先改革上游部门与首先改革下游部门的渐进式改革，并分别讨论不同的价格改革路径的宏观网络波动效应，扩展了改革路径选择的宏观效应的相关文献；最后我们依据宏观经济波动的网络根源文献，首次使用KLEMS提供的细分行业数据，估算了了各转型国家的最终产品部门生产中的替代弹性大小范围，基于估算结果所做的数值模拟证实了有关转型性衰退原因的跨国实证研究中，工业与贸易扭曲程度以及价格改革激进度发挥显著作用的网络根源，为未来建立全面估算改革转型的实际成本的结构量化模型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研究思路。

刊于《中国经济学》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