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2日，由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电子工业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承办的第七届中国产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召开。本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郑世林老师在年会上发言所整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国和贸易国，而且中国研发投入开始接近美国，是世界第一大专利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作为一个超大经济体已经腾飞，如何行稳致远仍然值得深思。鸦片战争之前，我国也是一个大国，但为什么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没有走向工业化？而工业革命却发生在欧洲相对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

时至今日，中国虽然成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但是我们仍然难以产生原创性的科学思想或革命性技术和产品。我们不仅缺乏大师级的科学家，也同样缺乏传奇性的企业家人物。因此，当中国产业技术接近世界技术进步前沿面的时候，企业就会不约而同地碰上缺乏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基础软件等“卡脖子”难题。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事情。

企业家群体很善于做“1-100”（应用性创新）的事情，但是并不擅长做“0-1”（基础性创新）。由于市场化改革后，中国企业距离世界技术前沿距离很远，只要跟踪、模仿国外技术，进行应用性创新，再加上中国本身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较低，就可以进行生产，赚取丰厚的利润，这就养成了我们企业家群体的路径依赖惯性，习惯做“1-100”事情。多数企业很少有决心或胆识投入基础研发，去做“0-1”的事情。

而且，我们多数企业认为基础创新需要有钱才能创新，眼前的商业化机会才是最实用的。不少企业更善于模仿学习的“拿来主义”，更善于抓住行政垄断、优惠或补贴政策机会获得商业利润，更愿意投资较高利润回报的房地产，或者利用低成本或规模优势制造产品。鲜见企业家有雄心、有情怀去投入基础研究，做一家伟大产品的企业。正是如此，我们现在很多企业一旦遭遇技术“卡脖子”，就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从全球来看，基础研究是企业保持全球行业领导力的关键。德国和美国著名企业成立伊始就非常注重基础研究。19世纪70年代，德国巴斯夫（BASF）公司投入经费大量招聘科学家，诞生了纯靛蓝合成染料等影响产业进程的成果，基本垄断了19世纪末期染料市场。1891年德国拜尔公司建立内部实验室，诞生了阿司匹林和硝苯吡啶等基础药物。二战后，西门子将1/6企业预算投入到有机化学、电化学、固态物理等基础研究，巩固了行业巨头地位。美国GE数学家伊瓦尔·贾埃弗因其在超导体中的隧道效应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1925年AT&T成立了贝尔实验室，是太阳能电池、数字交换机、通信卫星、C语言、UNIX操作系统、蜂窝移动通信设备、通信网等许多重大发明的诞生地。IBM实验室基础研究成果同样显著，集聚了一批获得诺贝尔奖、图灵奖、奥利弗·巴克利奖的科学家。

美国还一些著名企业从小型研究型公司做起，后来成长世界领军的高科技企业。一批怀揣理想主义的梦想家退学创业，致力于从“0-1”做革命性的产品。比如盖茨创办了微软，乔布斯创办了苹果，扎克伯格创办了Facebook，马斯克创办了Paypal、SpaceX和Tesla，这些企业诞生了Windows视窗、笔记本电脑、APP、交友软件、互联网支付、新能源汽车等革命性产品，已经成为世界高科技的标杆和领导者。因此，做基础研究不一定靠规模和资金，而是企业家要有梦想和才华。

日本、韩国等后发国家企业通过基础研究实现了追赶。据汤森路透发布的“2011-2019 全球创新企业”名单显示，日本上榜企业数量持续领先，日本的东芝、日立、富士通、丰田等大企业均被评价为最具创新性。近几年，日本有三位企业科学家先后获得诺贝尔奖，无一不说明日本企业对基础研究的重视。韩国三星研发投入一直处于世界企业的前列，致力投资于未来技术。

那么，中国企业为什么不愿意去从事基础研究呢？

一方面，知识生产和产权保护理念不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基本逻辑是用生产获得利润，认为知识没有春天。而当今世界的顶尖企业基本靠知识产权竞争。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的企业不少是靠自然的垄断或者大规模来竞争的，仅有少数企业靠知识来竞争。美国企业则依靠引领行业的知识产权取得市场领先地位。我们的氛围是很少保护Idea，所以我们认为Idea不值钱，很多人就不愿意做基础性的创新研究。

另一方面，中国大多数企业集中于具有明显商业化前景的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上，而忽略研发周期较长而收益不稳定的基础研究。2016年中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总支出的比重仅为3.2%，远低于美国（25.8%）、日本（46.7%）和韩国（57.7%）。正是由于我们缺乏基础研究投入，导致很多的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基础元件、基础材料，这也是整个产业面临的重大核心问题。

前面史丹老师讲到，我们的产业、工业在逐步的早熟，为什么是早熟而不是成熟？早熟之后没有核心技术支撑我们产业来创造更大的利润，难以成长出来领导型企业，我们的产业就容易增长乏力。

那么，如何提高我国企业的基础研究水平呢？

一是要尊重知识产权。我认为要改变每个人、每个企业家的观念，包括政府的观念，要让大家形成共识，认为知识是有产权的，必须要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允许一部分人通过知识致富。如果你是企业的老总，那么基础研究的员工的知识产权更要去保护，甚至激励员工去生产知识。专门设置一个从事基础研究的部门，通过知识产权分红和股权激励，吸引一批的科学家和科技人才。

二是企业要敢闯“无人区”。改变我们固有思维，不是西方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认为我们在技术前沿上，要有自己的想法。例如，特斯拉总裁马斯克投入飞船基础研究探索载人火星。我们的企业家有没有这种抱负、有没有这种雄心、有没有这种梦想？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家不能光盯着眼前的商业化利益，更应该做一个有梦想的企业家，敢闯“无人区”。最终，形成一帮企业做“0到1”的事情，另一帮企业做“1到100”的事情，这才是一个大国相对科学的企业群体的分工和布局。

三是政府要通过减税激励企业做基础研究。在科技创新上，一些涉及国计民生领域，采取举国体制是有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在市场决定领域，往往举国体制很难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我认为可以基于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经费、企业聘请科学家的薪水、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基础研究费用、以及企业对大学基础研究捐款进行大幅度抵扣税。这个指挥棒很重要，会自然引导企业转向基础研究的投入，同时也避免创新补贴带来的资源误配。

四是企业基础研究最终还要依赖高校和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水平的提高。我国高校的基础研究占研发费用支出40%，发达国家占60%—80%的比例，因此中国的高校也要向前沿基础研究和基础性学科倾斜，挖掘更多的从“0到1”的故事。这是青年学者非常重要的使命，要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我们的论文，发表顶尖学术论文，获得诺贝尔、图灵奖等。同时，要建立起科学家与企业合作基础研究的激励机制，不仅能够实现产学研的基础研究合作，也为企业培养一流的基础研究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做了巨大的贡献，那么，未来三十年，也就是截止到2050年，可能中国企业的原创、革命性技术和产品，将为世界和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简介

郑世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产业经济评论》执行主编。研究领域为创新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中国经济治理（项目制、试点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