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王凯璇 

 

原文信息：Chen, Ting, James Kai-sing Kung, and Chicheng Ma. "Long live Keju!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ume 130, Issue 631, October 2020, Pages 2030–2064

 

01 引言

 

　　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历史制度能够对现代经济发展产生持久影响，可能是直接影响，也可能是通过制度所培养的文化特征产生影响。中国的科举制度作为世界上最早的任人唯贤制度(自宋朝，约960-1276年)，通过科举考试招募有学问的人在官僚机构中任职。当一个考生在科举考试中通过选拔成为进士后，将获得相当高声望的职位和丰厚的金钱奖励。科举吸引了数百万学者——这种热情因候选人的社会背景和年龄不受限制而加剧。随着时间推移，科举考试制度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地方精英群体，他们对学习和学术成就深表尊重——这种“文化特征”在考试废除后仍然存在很长时间。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考察了科举考试制度（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对现代人力资本水平持久影响。

 

02 实证设计

 

　

 

　　第(1)栏中只控制了省固定效应，第(2)栏中又控制了基线协变量，在这两种情况下，进士的数量对受教育年限都有非常显著的积极影响。第(3)栏中控制了历史经济繁荣，结果仍然显著，每10，000人当中，明清时期进士密度增加一倍相当于今天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6.9%。第(4)栏中通过排除1370名进士移民来控制历史区域移民，结果依然非常显著。

 

　　由于进士是科举考试中可获得的最高成绩，它应该对今天更高水平的教育有更大的影响。为了验证这一点，作者将2010年中国人口分为四个不同的教育成就水平: “无教育”、“中小学”、“高中”和“大学及以上”。如第(5)至(8)栏所述，进士密度对高中以下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第(5)至(6)栏），但在高中及以上有正面影响。大学及以上的系数要大得多表明科举文化对大学教育的持久影响最强。

 

　　2、稳健性检验

 

　　（1）观察到的进士密度对受教育年限的长期影响可能是由残差中的空间自相关驱动的。作者首先对基准回归残差进行空间自相关的莫兰检验。然后模拟一组空间噪声变量来代替受教育年限和进士密度。结果表明，在控制省级固定效应后，残差中没有空间自相关。空间噪声对受教育年限和进士密度(感兴趣的两个关键变量)具有显著解释力的可能性很低。

　　（2）从地理上来说，繁荣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产生更多进士的地方，所以人们可能会担心观察到的持久影响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区驱动。作者排除了长江沿岸的30个县。结果显示历史进士密度的影响同样稳健。

　　（3）进士标准。在整个明清时期，进士的平均水平在500多年里保持不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士的重要性可能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作者以50年为间隔划分进士总数做每个时期平均受教育年限对进士数量的回归。结果表明明清时期进士的影响有相当大的变化。总的来说，虽然进士在17世纪之前的影响很小，但在整个明朝，进士的影响已经很大，而且还在上升，直到清朝早期到中期，进士的影响变得更加显著，最后在清朝末期，进士的影响逐渐减弱，当时，明朝面临着外来入侵和空前的国内冲突。

　　（4）进士作为科举考试成功的衡量标准是否合适的稳健性检验——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第(1)栏和第(2)栏分别报告了使用举人和生员配额密度的结果，生员配额密度对现代的受教育年限没有显著影响，但举人配额密度有影响。第(3)栏中把进士密度变量和举人配额密度一起放入回归，发现后者不再显著。最后，第(4)栏中添加所有三种变量，只有进士密度仍然是显著的(处于1%的水平)。为了检验稳健性，在第四栏的基础上回归了四个教育程度水平，得到了和基准回归结果表中一致的结果(第(5)-(8)栏)。所有这些结果都清楚地表明，在科举考试成功的三个衡量标准中进士是最合适的，可能是因为它的文化影响最深远

 

03 工具变量

 

　　一个县在科举考试中的成功可能与许多复杂的因素有关。尽管作者已经控制了许多可能的混淆因素，但仍有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误——这些变量同时与历史进士密度和现代受教育年限相关。例如，拥有更多进士的县可能与未被观察到的(自然或遗传)禀赋有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作者采用了工具变量法。

 

　　四书五经是中国科举考试的核心。一个人要想成功，不仅需要相关文本的可用性，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大量的参考文献来解释这些细微差别并教授八股文的技巧。然而事实上，只有19个印刷中心分布在278个县，而这19个中心占同期出版的13，050本书的80%。这意味着，由于陆路运输费用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各县获得参考书的机会差别很大。

 

　　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书籍的地理可用性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转向传统中国(木刻)印刷所需的两种主要成分——松木和竹子——的位置寻找线索。大约从14世纪起，中国盛行的印刷技术主要依靠松树和竹子来生产油墨和纸。为了节约运输成本，主要印刷中心可能位于松树和竹子栖息地附近。因此，距离最近的松竹遗址将是一个合理的工具变量。此外，得益于长江下游地区连接良好的河流支流，制造油墨和纸张所需的主要材料大部分沿河流运输。

 

　　因此，工具变量背后的逻辑如下：

 

　　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县在科举考试中的成功与印刷获得书籍密切相关，主要的印刷中心位于松树和竹子栖息地附近，印刷所需的原材料通过主要的通航河流支流运输，一个县距离其最近的竹子和松树栖息地的河流距离将是一个可行的工具变量。

　　上表考察了松树和竹子对印刷术的重要性。第(1)栏和第(2)栏进行了进士密度对印刷书籍的回归，结果非常显著。第(3)和(4)栏考察了河流到印刷需要的两个主要原材料的距离对一个地区是否有一个主要的印刷中心和印刷书籍的数量的影响，结果是显著的负向关系。最后结果显示，工具变量（河流距离）与进士密度呈显著负相关(列(7)和(8))。综上所述，这些结果证实了松树和竹子在决定书籍可用性和一个县科举考试成功的重要性的假设。

 

　　使用距离竹子和松树位置的最短河流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的独特优势是松林和竹林的位置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作者仍检验了它们与其他遗漏变量无关——最明显的是可能与现代受教育年限有关的经济繁荣。例如，作者发现工具变量与一个县是否是指定的商业中心、专门生产和出口丝绸或茶叶的中心(中国的两个主要出口项目)、人口密度(明清时期及以后)和城市化率(明清时期及以后)无关。它也与种植水稻、小麦、茶叶、桑树(养蚕需要)、玉米或甘薯的农业适宜性，以及地形崎岖和不利的气候条件(尤其是干旱和洪水)无关。最后，工具变量也与指定的商业中心、丝绸中心、茶叶中心、1920年的大城市、国家首都和省会的距离正交。

　　2SLS估计结果：

　　首先报告简化式的估计。第(1)栏仅使用省固定效应，第(2)栏包括控制变量。鉴于河流距离(以及河流流域的支流)也可能与贸易和商业活动相关，明清时期控制了一个县到其最近的主要通航河流的最短距离以及第(2)栏中的全套控制变量。在这两列中，简化式的估计是显著负的；正如假设的那样，一个县距离竹子和松树的生长栖息地越远，现代受教育年限就越短。第(3)栏和第(4)栏中使用受‘高中’和‘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作为因变量，结果显著为负。

 

　　第(5)栏和第(6)栏中报告2SLS估计值。结果显示，第一阶段工具变量的估计都很显著。第二阶段工具变量的估计也很显著。以到松树和竹子两条最短河流的平均距离为工具变量，进士密度显著且正解释了受教育年限。工具变量后的进士密度的系数(0.085，第(6)栏)略大于OLS估计值(0.069，第(3)栏)，表明之前低估了科举制对当代人力资本水平的长期影响。

 

04 机制分析

 

　　1、科举文化的传播

 

　　尽管科举早已被废除，但它所培养的重视教育的文化很可能一直存在。为了检验科举的长期持续效应是否(至少部分)归因于受过教育的精英家庭内部的文化垂直传播，作者使用CFPS数据的三个样本，考察发现祖辈进士密度对受访者的教育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第（1）栏的结果表明那些有更多进士祖先的人更有可能将教育视为“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决定因素”，这些受访者也一贯倾向于政府优先考虑教育支出(第(2)栏)。在父母样本中，祖辈进士密度与父母期望子女上学的年数(第(3)栏)和父母用于监督子女家庭作业的时间和精力(第(4)至(5)栏)显著正相关。祖辈进士的密度也与父母与子女沟通频率（受访者主观评价）显著相关(第(6)栏)。

 

　　2、 教育基础设施

 

　　教育基础设施可能是科举考试对当代人力资本水平产生持久影响的另一个渠道。在历史上的中国，考得好的县也可能建立了更全面的教育基础设施。因此作者检验了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更大程度的成功是否会导致更多的儒家书院(书院)。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法令所有传统书院和官学都将改为现代学校，作者研究了进士密度对这种新教育体系的可能影响。作者用明清时期的儒家书院数量、1895年至1947年间建立的学院数量、1900年以及2010年列举的中小学数量作为教育基础设施的代表。此外，作者还研究了进士密度对当代(特别是2010年)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各种教育水平的影响。

　　关于科举制的持久影响，估计结果表明进士密度对1900年的中小学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4)栏)，而2010年没有(第(8)栏)。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小学和中学教育在1986年后成为义务教育，但在19世纪后期，中国各地的入学率各不相同。但进士密度对1947年和2010年的现代大学的影响比对中小学的影响更大，这表明科举制通过教育基础设施这一机制对高等(大学)教育有更强的持续影响(第(5)-(6)和(9)-(10)栏)。

 

　　3、 社会资本

 

　　通过进士考试的人总是会进入官场来加入一个精英群体。他们可能会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环境中相互影响，从家族和宗族事务到慈善组织。社会资本有利于公共产品的提供。作者通过家谱—谱牒的数量来衡量进士密度对家族或宗族组织的力量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宗族越强大，谱牒的数量越多)。同样，更高的进士密度也发现与1840年的大量慈善组织有关，以及在1935年和2008年的调查中各种社会组织，包括农民协会、工会、商会、妇女协会、教育和学生团体、宗教协会、慈善组织等。总之，通过社会资本，科举考试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人力资本水平产生了影响。

　　4、 政治精英

 

　　通过科举考试成功进入官场后，进士成为政治精英。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投资于教育基础设施，延续后代成功。利用中国历史上三个不同时期的数据，作者发现进士密度对晚清和民国时期的高级官员数量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政治资本机制的持续传导。但当中国转向共产主义，政治精英不再局限于那些来自文人背景的人时，这种影响就消失了。

05 科举与社会流动

 

　　鉴于这些机制及通过教育机会不平等扩大差距的可能性，作者还考察了科举考试制度对长期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科举影响力较强的县，父母的教育背景对个人的教育结果影响较小，从长远来看，科举制对社会流动性有积极影响。

06 总结

 

　　通过观察具有科举考试成功悠久历史传统的县与现代受教育年限之间的正向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对人力资本水平或教育水平的持续积极影响。作者使用距县最近的松林和竹林的平均河流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因果识别。

 

　　在机制分析中，作者使用CFPS数据确定了在家族内部科举文化对重视教育的垂直传播机制，此外也证明了教育基础设施，社会资本以及较小程度上的政治精英都促进了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对重视教育的文化特征的影响。鉴于可能存在的多个路径，当地科举考试的成功程度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通过这些渠道中的任何一种造成不平等。因此，作者升华了科举制对教育程度的影响并提供了证据表明它具有减轻世代相传的教育和收入不平等的作用。

 

Abstract

 

China’s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 (keju), an incredibly long-lived institution, has a persistent impact on human capital outcomes today. Using the variation in the density of jinshi—the highest qualification—across 278 Chinese prefectures in the Ming-Qing period (c. 1368–1905) to proxy for this effect, we find that a doubling of jinshi per 10,000 population leads to an 8.5% increase in years of schooling in 2010. The persistent effect of keju can be attributed to a multitude of channels including cultural transmission, educational infrastructure, social capital and, to a lesser extent, political eli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