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赵玲玲 

 

文章来源：Do Family Policies Reduce Gender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60 Years of Policy Experimentation. Henrik Kleven, Camille Landais, Johanna Posch, Andreas Steinhauer, and Josef Zweimüller. NBER Working Paper No. 28082

 

原文链接：https://www.nber.org/papers/w28082

 

作者：Henrik Kleven, Camille Landais, Johanna Posch, Andreas Steinhauer, and Josef Zweimüller

 

作为一个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社会，我国在不同性别就业中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这既表现在不同行业对性别的歧视，更表现在不同性别就业率的差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的扩大，就业市场中男女平等的局面逐步被打破，女性就业率持续下降而失业率有所上升（李实等，2013）。导致女性就业问题的原因，除了社会传统思想的禁锢，还有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下的劳动力需求。在利益最大化追求下，企业需要稳定而有可持续性的劳动力。女性结婚生子后往往要向家庭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影响女性在工作中的付出和努力程度、降低工作效率，加强了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其中，育儿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尤为关键。

 

为了解决女性就业歧视问题，欧美发达国家在育儿方面提供了育儿假期、托儿所等公共福利制度。我国也在2019年5月9日发布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地方政府探索试行育儿假、产休假并鼓励2-3岁托儿服务等。然而，大力发展育儿服务就能够解决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吗？Kleven et al. (2020) 以1953年至2017年奥地利的劳动力市场和出生历史数据为基础，探索育儿假和公共托儿所政策在消除就业市场性别不平等中所起的作用。该文表明：育儿假和公共托儿补贴几乎没有对性别不平等问题产生影响；性别不平等主要是由劳动力市场的均衡特征驱动，仅靠政策难以解决该问题。

 

01研究背景

 

一些研究认为，大量的性别不平等都可以归结到为人父母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不平等(Bertrand, Goldin and Katz 2010; Kleven, Landais and Søgaard 2019; Kleven, Landais, Posch, Steinhauer and Zweimuller 2019)，育儿假和托儿服务等政策能够有效改善性别不平等状况。文章使用了奥地利的行政登记数据，包括1953-2017年奥地利的劳动力市场和出生历史数据。在这一期间，奥地利在收入方面的性别差异下降了30%，同时支持有孩子家庭的公共政策也得到大力发展。育儿假政策于1961年开始实施并不断扩张，同时也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需要大量公共补贴的托儿服务。

 

奥地利与其他德语国家一样性别环境保守，在劳动力市场上男女性别差异较大。2018年，奥地利的收入性别差异约为40%，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约为55%。二战后，奥地利没有育儿假制度，女性仅能享受产后8周的产假（类似于病假）。1961年，带薪并保障工作的育儿假制度开始实行。经过四次重大改革，目前奥地利的政策非常优厚：父母双方合计可享受最多35个月的带薪育儿假，其中一方最多可享受28个月。奥地利公共提供的机构托儿服务分为1-2岁的托儿所和3-5岁的学前托儿机构，在过去的50年里都有了很大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1-2岁儿童只有不到2%进入托儿所，如今已上升到25%；同期，学龄前儿童托管比例从40%上升到90%以上。根据国家立法规定，奥地利政府对育儿机构进行大量补贴，自负费用在发达国家中属于最低之列（2015年，一个拥有2岁和3岁孩子的全职日托家庭自负费用仅占净收入的3%；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为13%，美国为22%）。与此同时，私人育儿市场非常有限。

 

文章应用不同性别的就业收入“生育惩罚”（child penalties）度量性别不平等水平，同时考察育儿假和公共托儿所制度能否有效降低性别不平等程度。基于育儿假改革的断点回归研究表明，延长育儿假的改革短期内对女性收入有显著负面影响，但长远看没有影响；托儿所和学前教育政策对女性相对收入的影响为零。这种政策的无效性来源于公共育儿政策对其他育儿形式的挤压，以及母亲育儿偏好的存在。总的来讲，儿童相关的公共政策并不能有效减少性别歧视。

 

02数据和“生育惩罚”指标

 

一、数据

 

文章主要应用1953年至2017年奥地利的劳动力市场和出生历史数据，数据来自奥地利社会保障数据库（ASSD）。ASSD覆盖了大约85%的奥地利人口，包括其就业和收入的详细信息，以及社保投保情况与人口统计变量。由于ASSD在1972年之前的数据没有数字化，文章还应用了Rueckwirkend Erfasste Versicherungsdaten (REV) 数据作为补充，以便连续估计1953年以来女性就业的生育惩罚。此外，ASSD和REV都只包含女性的孩子出生信息，文章又采用儿童福利登记册（Beihilfedaten）来补充父亲的信息。

 

公共托儿服务分析依赖于市级儿童保育服务的详细信息，包括每年儿童保育机构的数量、开放时间、每个机构的老师数量等。通过这些信息，该文构建了市级儿童保育服务供给的精确指标。

 

二、生育惩罚

 

文章用Kleven, Landais and Søgaard (2019) 提出的方法度量孩子对劳动力市场中母亲和父亲的影响。对每一位父母，事件时间t是孩子出生的年份。表示性别为g事件时间为t的个体i在s年的产出，然后分别对男性和女性做以下回归：

三、育儿假对生育惩罚的影响

 

奥地利2008年的育儿假制度为父母提供了三个选项，分别是长期育儿假（“30+6”，分别为母亲和父亲的休假长度）、中期育儿假（“20+4”）和短期育儿假（“15+3”）。将2008年出生孩子的父母根据休假选择分为三组，估计各组父母的生育惩罚水平，从而得到图2。图2显示，父亲的收入不受生育孩子的影响，且与休假长度无关。相比之下，不同休假时间下母亲的生育惩罚具有显著差异，收入下降的程度和持续时间都与休假长度密切相关。休假时间越长，母亲收入下降幅度越大、持续期越长。即使在孩子出生后9年，选择长期和短期休假的女性之间收入仍相差15%。

1、1990、1996和2000改革

 

为了进一步探索育儿假与生育惩罚之间的因果关系，论文进一步研究了1990-2000间的三次改革。这三次改革都集中在带薪育儿假的长度调整，其中1990年和2000年的改革均为延长休假期，1996为缩短假期。由于改革对适用范围的限定，该文运用断点回归（RD）分析育儿假政策对生育惩罚的影响，结果如图3所示。

 

结果表明，育儿假的延长导致女性收入在短期内下降，但长期并没有影响。对男性而言，这三次育儿假改革对收入的动态影响都为零。

2、1961年改革

 

奥地利在1961年1月引入带薪育儿假，该计划也适用于政策实施前的政策对象（分娩一年内的女性），因此论文选用DID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图4展示了育儿假政策对女性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1961年政策的实施对育儿假期间（孩子出生后头12个月）女性就业和收入都有严重的消极影响，但在女性行使完这一权利后影响消失。

3、为什么育儿假不影响母亲们的职业生涯？

 

通过对奥地利半个世纪以来的育儿假政策改革的分析，该文得出结论：长远来看，育儿假对母亲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没有显著影响。作者提供了一种解释：在做育儿假休假决定时，额外休假对职业生涯的影响已经被考虑在内。也就是说，人们内化了这一休假对职业生涯的长期影响。

 

四、公共保育服务对生育惩罚影响的

 

1、度量公共保育服务供给

 

通过市级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年度信息，文章构建了不同年龄段儿童的保育覆盖率Index 1-2 和Index 3-5。

 

在此基础上，构建儿童综合保育指数Index 1-5，度量当地公共托儿供给水平。

2、公共托儿服务供给对生育惩罚的影响

 

文章利用DID方法度量儿童保育服务扩张对母亲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整体保育服务的扩张降低孩子出生两年内的生育惩罚，但是处理组的儿童保育服务扩张对女性生育前一年的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孩子出生后1-2年的女性收入也没有受到影响。即便是长期来看，城市托儿所供应的大幅增加也没有显著影响生育惩罚水平。

3、为什么儿童保育不能改善母亲的职业生涯？

 

以往研究中，支持者认为儿童保育补贴对女性劳动力供给具有巨大的积极影响，但也有研究认为该影响很小或者不存在。本文的结论是影响不存在，并列出了原因且加以验证：1）保育服务挤出：机构托儿可能只是简单挤出了亲属照看等其他托儿安排；2）摩擦和偏好：母亲照顾孩子的强烈偏好削弱了机构托儿对女性就业的影响。

五、性别不平等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性别不平等情况的变化

 

利用奥地利的数据，文章复现了1953年以来收入的性别差异演化历程，并将之分解为儿童相关的性别不平等和其他性别不平等。图12显示，尽管性别差距在缩小，奥地利收入的性别差距仍然很大；儿童相关的性别差距基本没有变化，缩小的差距主要由其他政策（如：教育平等）带来的。

六、结论

 

研究指出，帮助育儿的公共政策不能有效解释性别不平等的改善。结果显示，育儿假政策短期内对女性就业市场带来消极影响，但是没有长期效应。更让人惊讶的是，公共提供育儿服务对消除性别不平等毫无帮助。广义上讲，文章的结论与Goldin (2014)一致，即两性趋同更多依赖于劳动力市场的均衡特征而非政府干预。

 

Abstract

 

Do family policies reduce gender inequality in the labor market? We contribute to this debate by investigating the joint impact of parental leave and child care, using administrative data covering the labor market and birth histories of Austrian workers ove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We start by quasi-experimentally identifying the causal effects of all family policy reforms since the 1950s on the full dynamics of male and female earnings. We then map these causal estimates into a decomposition framework a la Kleven, Landais and Søgaard (2019) to compute counterfactual gender gap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ormous expansions of parental leave and child care subsidies have had virtually no impact on gender converg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