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陈振环 

 

原文信息：CARAVAGGIO N. A global empirical re-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for deforestation[J].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20,119: 102282.

 

原文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389934120305165?via%3Dihub

 

背景

 

从历史来看，环境与发展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森林一直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过去几十年热带地区的森林持续流失，引起国际社会对森林保护问题的关注，REDD+计划（注：通过减少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砍伐与森林退化降低碳排放）就是全球行动的标志。联合国粮农组织（FAQ）认为，全球森林砍伐率在下降，森林净流失却仍在上升。但卫星监测结果表明，1982年以来亚热带与温带地区的森林面积上升，对冲了热带地区的森林面积流失，这被认为是全球森林面积增加的主要原因。上述证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事实：在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森林砍伐似乎在逐渐降低。这种现象能不能用森林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d）理论来解释？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全球114个国家、时间跨度50年的森林面板数据集，对上述猜想进行验证。

 

理论回顾

 

EKC理论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Grossman & Krueger（1991）率先研究了经济发展和环境退化之间可能存在的倒U型关系。世界银行于1992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对肯定这一理论起到了深远影响。此后，Shafik & Bandyopadhyay（1992）和Panayotou（1993）的著作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理论，并根据Kuznets（1955）提出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间的倒U关系为其命名。EKCd与Mather’s（1992）提出的森林转型（Forest Transition）假说具有不可否认的相似性。在30年后的今天，EKC依然是环境经济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但纵观EKC类文献，其重点关注对象一直是诸如二氧化碳等环境污染物，森林砍伐却很少受到关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环境类数据较易获取，而长期的跨国森林覆盖数据却较难收集。这导致针对EKCd的研究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况，通常只能针对较为狭小的区域或同一国家内部进行研究。从文献回顾的结果看：现有文献结论也充满争议，对于EKCd既有支持的观点，但也不乏批判与否定的声音。Hyde（2014）更是认为EKCd的有效性是林业经济学中十二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本文属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探索性尝试。相较以往研究，本文的贡献在于：（1）重构的数据集时间更长、精度更高、国家更多；（2）根据收入划分国家分组，而不是根据地区，更契合经济发展阶段假设；（3）面板数据技术的应用。

 

数据来源

 

森林数据本身存在着跨国或跨期分析可比性问题。对于本研究来说，优先使用Tree cover是更好的选择，它包含了全部树木（含森林、散生木、四旁树）；而Forest cover则仅限定为满足一定面积和树种要求的木本植物群落，即常用的森林覆盖。然而，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数据标准，有的国家公布了Tree cover数据，有的国家仅公布Forest cover数据，但Forest cover在森林资源清查中使用的较为普遍。《 FAO Production Yearbook》是本文1960-1994年实证数据的主要来源，但1995年以后该年鉴不再发布森林覆盖数据。因此，作者遵循Meyfroidt et al.（2010）的做法，对1960年以来各国森林覆盖数据进行了重构。最终样本选择了2000年森林覆盖至少为100万公顷以上的国家，这是EKCd文献中常用的样本阈值。

 

使用2015年的数据做一个初步探索。图1给出了各国森林砍伐率和人均GDP的散点图，以森林覆盖率作为气泡大小的权重，气泡颜色表示不同地区（洲）。可见，非洲国家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组，森林砍伐率大部分都为正值，且有些国家的森林砍伐率很高。全球114个国家有50%以上国家处于EKCd曲线的单调递减阶段。欧美发达国家倾向于高收入组，而且森林砍伐率接近于零或负值。通过局部加权的散点图平滑（LOWESS）得到的红线曲线将上述结论展示的更生动。

图1 森林砍伐率与人均GDP的散点图

 

研究方法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依据世界银行标准将114个国家划分为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其中，低收入组由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不超过1005美元的国家（21个国家）组成。中等收入组包括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006美元到12235美元之间的国家（65个国家），而高收入组包括人均国民总收入等于或超过12236美元的国家（28个国家）。

 

因变量：EKCd指受经济增长影响的森林退化，这里的森林退化用森林砍伐率替代。因此，本文的因变量设定为每年的森林砍伐率，参照Puyravaud（2003）的研究，带有一期时滞。式中，森林砍伐率为正数表示森林退化程度增加，当该值为负数表示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重新造林或森林恢复。

核心自变量：人均GDP及其平方项。人均GDP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表示。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控制变量：为了保持面板数据维度一致性，选取各国农业面积、人口密度及贸易开放度作为控制变量。农业面积采用农业用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比重表示；人口密度以总人口的对数表示；以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表示贸易开放度。设定两组回归模型，公式（2）没纳入控制变量，公式（4）包含了控制变量。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因变量满足一阶单整，而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同时包含一阶单整或零阶单整情况。面板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存在协整关系。这种情况采用面板ARDL（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是最佳选择，采用混合组均值（PMG）估计方法。基于面板ARDL模型，还可以进一步估计面板ARDL-ECM模型，即误差修正模型，以考察EKCd短期动态受偏离均衡的影响。第三组回归模型为公式（5-6）

实证结果

 

表2为根据公式（2）的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结果显示，中收入组国家的EKCd曲线呈现倒U型，拐点为200美元；高收入组国家的EKCd曲线是正U型，拐点为9605美元，意味着高收入组国家的森林正在恢复。低收入组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结果类似，但它的转折点为283美元，处于低收入国家临界值域内，因此它们的森林砍伐率呈现了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

表3给出了加入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EKCd曲线的检验结论与表2类似，但不同之处在于曲线拐点发生了变化。低收入组的拐点为260美元，中等收入组的拐点为796美元，高收入组的拐点为2368美元。很明显，高收入组的拐点明显低于表2中的结果，但控制变量引入对EKCd曲线的敞口方向未产生剧烈影响。

最后，作者还使用面板ARDL方法对EKCd曲线进行了验证（结果见原文，因表格太大此处省略）。结果发现回归结果在统计学上仍然支持之前的结论。这意味着使用三种形式的模型设定对EKCd曲线的检验，均得到了支持且结论稳健。

 

结论

 

先前文献对EKCd有不同的观点，本文目的就是解决这一久悬未决的问题。通过估计三组模型验证EKCd曲线的有效性，发现面板ARDL模型的结果最让人信服。重要的是，本文的结论揭示了经济发展与森林砍伐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对于不同收入组的国家而言，找到自己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并采取特定的森林保护政策，可以有效地缓解经济发展与森林砍伐之间的矛盾。就全球范围内而言，为了解决森林砍伐问题，实现低收入组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十分必要的。

 

这篇文章简单吗？思路确实很简单，但前期工作量真是很大。特点是全球视野、问题宏观、注重讨论，当然推文中讨论部分被我省略了（原文占用了很大篇幅的）。详见原文吧，哈哈。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parent firm reputation risk on the level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ctivities of foreign subsidiaries. We first argue that a strong reputation risk spillover occurs from parent firms to their foreign subsidiaries due to the high visibility of multinationals, the control of parent firms over their subsidiaries, and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associated with foreign firms in host countries. Then, we argue that subsidiaries may resort to CSR in their host country to reduce the spillover effect. Thus, we hypothesize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 firm reputation risk and foreign subsidiary CSR activities. Moreover, we explore several contingency factors at both the parent firm and subsidiary levels that affect the extent of spillover and the need for subsidiaries to use CSR as a buffer against parent firm reputation risk. We find that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 firm reputation risk and foreign subsidiary CSR activities is weaker for foreign subsidiaries that directly report to the parent firm, with longer operations in the host country and larger institutional distance between host and home countries. Using a unique sample of subsidiaries of large multinationals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16, we find general support for our argu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