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余玉方

原文信息：Calvi, R. (2020). Why are older women missing in india? the age profile of bargaining power and poverty.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8(7), 2453-2501.

原文链接：https://search.proquest.com/docview/2417235934?accountid=14662

 

 

引言

 

在印度，男女性别比例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极不均衡的。印籍诺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对此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后来，这种现象被命名为“消失的女性”。有学者认为，家庭的男孩偏好是其主要诱因。由于对男孩的偏好，一些家庭会选择流产女胎，或者让女孩早夭。但也有学者认为，“消失的女性”消失的主要还是成年女性。他们还绘制出了年龄和死亡率相关的图像，估计出差不多有一半“消失的女性”是失去生育能力的中老年女性。

尽管“消失的女孩”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消失的女人”却没有。年长女性为何消失？这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本文作者使用简约式和结构方程，识别出中老年印度女性死亡率较高的一个可能机制——在过了能生育的年龄之后，女性在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降低，她们能够分配到的家庭资源减少，在个人层面上变得更加贫穷，健康状况也因此受到负面影响，最终推高了死亡率。文章还有其他两个贡献，其一是首次计算了家庭内部的个人贫困水平。其二是首次将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情况跟女性的健康、穷困、死亡率联系了起来。

 

研究设计

 

“间接”是一个贯穿全文的关键词。文章探索的机制是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影响死亡率，但现有数据并不支持直接验证这样一种设想。作者发现，体重指数、是否贫血、是否患有疾病、贫困等是影响个体健康和死亡率的重要因素，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情况可以表征个体在家庭的议价能力高低，因此，文章通过检验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如何作用于前述系列变量，来间接证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死亡率的影响。

 

文章实证部分主要有两大块内容，第一大块内容是作者利用对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产生冲击的一项政策——印度继承法案，看其是否会对女性健康状况产生影响，来粗略地探讨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女性死亡率的作用。该项法案保证了政策出台时还未结婚的印度教、佛教、锡克教、耆那教的女性也可以拥有继承的权利，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女性的家庭内部议价能力。文章使用的基线回归模型如下：

yi表示女性的健康状况，HSAAi表示某一女性是否受到继承法案的影响，Xi包含了系列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协变量，带下标的α则分别表征了个体的宗教信仰、年龄组和所在地区，以及前面三个单一变量的两两交互项。

 

第二大块内容里，为了更好地测度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作者设计了结构方程，将其具体化为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情况，同时观察这种分配情况随着女性年龄增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基于第一大块内容说明的因果关系，该部分提供补充证据说明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提高，可以改善她们的营养状况和健康水平。

 

首先假设了一个由对所有家庭成员效用加总可得的家庭效用函数。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是，每个人通过购买消费品获得一定的效用水平。但由于是在家庭中，一个家庭成员购买的消费品可能是公用的，也可能是私用的。作者利用了一种技巧，把消费品都转化为私用品，从而便于把效用对应到每一个人，同时假定某人的消费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就如下所示：

 

 

其次，为确定最大化家庭总效用的策略，作者进一步假设家庭内部资源可以得到最优分配，同时每个人都可以最大化个人效用。考虑到不同家庭成员会购买不同数量的某类型商品，文章引入服装恩格尔曲线来说明资源分配情况，同时选择Piglog需求体系得到个体的服装恩格尔曲线方程。

 

最后，作者描述了一个假想的例子，并绘制出了该示例服装恩格尔曲线。

文章随后进一步说明了失去生育能力后的中老年女性确实有着更低的家庭议价能力。凭借之前得到的资源分配比例，作者计算发现了家庭内部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同时描绘了女性按年龄绘制的贫困率变化。这个变化图线和死亡率随女性年龄变化的图线也基本吻合，反映了贫困和死亡率的关联。

作者还尝试了一个反事实的政策实验。由于印度继承法案限制因素众多，辐射到的女性群体非常有限。如果放开婚否、宗教信仰、所在地区等约束，让所有的印度女性都能享受到该项法案赋予的继承权，那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结果显示，第一，样本中的女性如果获得继承权，贫困状况显著缓解，处于贫困中的人数减少了7.5%；第二，在过了生育年龄的中老年女性中，相较男性的贫困率能降低27%；第三，如果简单假设女性死亡率和贫困率间存在的是线性关系，这种情况下若不能再生育的女性可以拥有继承权，那会减少19%的“消失的女性”。

 

实证结果

 

第一大块内容，作者主要用OLS估计了简约式。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全样本女性的平均BMI是处于正常范围（18.5到23）内的，但样本中有26%的女性没有达到正常体重；贫血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样本中有50%的女性患轻度贫血，16%的女性患中度贫血，还有2%的女性重度贫血；样本中有六分之一的女性会受到印度继承法案的影响。女性营养状况相关的实证结果如下表所示。

全样本的女性会因为继承法案的影响提高15%左右的BMI；把样本缩小至正常体重范围内的女性，该比例上升至25%；如果单看超重或者肥胖的女性样本，则跟预期的一样，不会有显著影响。此外，如果女性能享受到继承权，体重不达标的可能性会降低大约4个百分点，发生轻度贫血、中度贫血和重度贫血的可能性则分别下降3%、3%和1%。

 

女性患病和死亡率相关的结果另如下表。如果一名女性获得了继承权，那么她患病的概率降低了将近9%。特别地，她患失语症、热病的概率都能降低4%左右。同时，作者注意到，是否获得继承权和女性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之间没有显著相关的关系。而从死亡率来看，拥有继承权的女性在调查前一年离世的概率也更低。

作者还做了系列稳健性检验探讨结果的敏感度。由于法案是否适用于某个女性，要看她是否结婚。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样本个体是否会受到继承法案的影响，作者尝试剔除在颁布法案当年和邻近年份结婚的女性样本进行分析，同时也使用了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结婚时间这一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不会影响继承权和女性健康之间的关系。法案颁布还可能影响到家庭的消费模式、婚姻市场上对配偶的选择，但这些因素并没有对继承权和女性健康之间关系造成实质影响。最后，作者还比较不同年龄段女性的营养状况、健康水平、死亡率对继承法案冲击做出的反应，甚至利用男性样本进行检验，均显示识别策略有效。

 

第二大块内容，作者求解了结构方程。下表报告了全部家庭、有15岁以下孩子家庭、没有15岁以下孩子家庭的相关结果。

可以看到，家庭成员构成情况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有着明显的影响。如果家庭内部女性成员越多，那女性获得的资源比例越高，如果是男性成员越多，则越低。孩子的数量影响不会很大，如果所有孩子都是女孩，女性获得的资源比例会高1.3个百分点；如果孩子里有男孩，女性或主动或被动地牺牲自己原本可以获得的资源补贴给男孩。家里寡妇资源分配情况更是不容乐观，而随着女性年龄增长，她们能够分配到的家庭资源也会减少。特别是在没有孩子的家庭，女性的家庭资源分配更是如此，这意味着女性的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和养育孩子息息相关。

 

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也非常重要。在整个社会处于弱势地位阶层的家庭里，女性会有更高的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如果家庭内部的男性和女性接受了更高程度的教育，女性也能获得更高比例的家庭资源。但如果家里经济来源单一，尤其是由男性赚钱，女性的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就会更低。

 

估计结果进一步确认了印度继承法案的价值。平均而言，如果某女性通过这项法案获得了继承权，她分配得到的家庭内部资源会增加0.9到2.3个百分点。

 

作者同样进行了非常严谨的稳健性检验。从使用不同消费品的恩格尔曲线，到在原结构方程体系中添加了食品消费方程，再到放松原先估计过程中的规模经济假设和改变简单的家庭产出形式，主要结果依然保持了一致。

 

写在最后

 

Rossella Calvi这篇发表在JPE上的文章探讨了未曾受到很大关注的问题——印度中老年女性畸高的死亡率。作者通过精巧的构思，以印度继承法案为突破口，发现可能是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影响了中老年女性的死亡率。而且创造性地计算出了家庭内部个人层面的贫困情况，进一步填充了逻辑链条——内部议价能力会影响女性个体的贫困情况，从而改变身体健康水平，最终指向死亡率。

 

作为学习公共管理的一名学生，我对论文可以有怎样的政策指导意义非常关注。在国庆当天，习近平主席于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我就回想起了这篇曾由导师在组会上讲评过的论文。Rossella Calvi在文章也有说到，自己的研究可以带来这样的政策启发：贫困不能只看家庭，还要看个人。家庭内部资源在不同成员中的分配情况可以作为衡量个体贫困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也可以作为评价减贫政策效果的一个指标。印度继承法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有限数量家庭的内部资源分配，使得部分女性拥有了更好的健康状况。但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如何保障身处家庭的妇女的权益，依然是十分值得关注的议题。

 

推文作者简介：

 

余玉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经济管理2020级学硕，主要兴趣：劳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欢迎互动交流：yuyufang2010@163.com

 

Abstract

 

Almost half of missing women in India are of post-reproductive ages. Can intra-household gender inequality and asymmetry in poverty explain a portion of these missing women? Using a natural experiment, I link women’s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power to their mortality risk. Using a structural household model, Iestimate the age profile of women’s bargaining power and construct women’srelative poverty rates. I find women’s bargaining power declines with age, with older women’s poverty rates closely matching their mortality rates by age. This suggests many missing women might be accounted for by measuring poverty at the individual rather than the household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