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Van Neuss, L. (2019). The drivers of structural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33(1), 309-349.

 

推文作者：吴茂华

图片来源：图片由推文作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绘制。

 

这是一篇关于“产业结构变化动力机制”的推文。香樟推文中有大量非常优秀的相关推文，为我的文献阅读上提供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帮助，特别是吴利学老师和张谦老师的系列推文。这一篇推文也主要是对相关推文的一个总结以及关于产业结构变化动力机制这一篇文献综述的推送，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介绍。由于现阶段还处于文献研读的初级阶段，文中理解若有错误敬请谅解，也希望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原文，进入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之中。

 

01 相关推文回顾

 

吴利学老师的系列推文与本文的推送最为相关。吴利学老师对于产业结构变化动力机制的系列推文在我文献阅读的过程中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当我在阅读文献时也会对照吴利学老师推文的讲解。[香樟推文0422] 《产业结构变化的动力机制（1）：概述》对于产业结构变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一个概述，介绍了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两个方面的动力机制：需求驱动解释和供给驱动解释，并对这两种动力机制的主要思想和关键文献进行了介绍。[香樟论文推送 0448]《产业结构变化的动力机制（2）：供给侧解释》主要概括性介绍产业结构供给侧解释的三篇代表性文献，即Ngai and Pissarides （2007），Acemoglu and Guerrieri （2008）和Alvarez-Cuadrado, Long and Poschke（2016）。[香樟推文0462]《产业结构变化的动力机制（3）》主要介绍了产业结构需求侧解释的代表性文献 Kongsamut, Rebelo and Xie(2001)。[香樟推文472]《产业结构变化的动力机制（4）：需求驱动解释（II）》进一步介绍了需求侧解释的另外两篇较新的文献Comin, Lashkari and Mestieri（2016）和 Hori, Ikefuji and Mino（2015）。吴利学老师推送的这些文献应该是产业结构变动研究领域里最为核心的文献，也是研究产业结构变动必读的关键文献。

 

张谦老师的系列推文为我们介绍了产业结构研究的一些最新进展，是了解产业结构研究前沿的必读文献。[香樟推文1332]《中国的农业生产率、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强调了农业TFP增长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作用，并说明了部门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对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TFP增长均具有着重要意义（Cao, K. H. , and Rosenzweig, M. R. ,2013）。[香樟推文1365]《美国的贸易失衡与结构变迁》以美国为例运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了美国的贸易失衡对结构变迁的影响（Kehoe T. J., Ruhl K. J., and Steinberg J. B., 2018）。[香樟推文1468]《全球价值链：产业结构变迁的主角》在综合全球性贸易失衡、服务贸易、贸易壁垒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运用更为一般性地分析框架考察了投入—产出联系对结构变迁的影响（Sposi, M. ,2019）。[香樟推文1650]《空间结构变迁：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将空间因素纳入到结构变迁的传统分析之中（Eckert F. and Peters M. ,2018）。[香樟推文1828]《结构转型如何影响总体生产率？》探讨了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对结构变迁和不同国家总生产率的时间演化路径的影响（Duarte, M., and Restuccia, D. ,2010）。

 

另外，钟粤俊学长的推文[香樟推文1278]《开放经济、生产率与结构转型》介绍的是关于开放经济下的结构转型的重要文献（Matsuyama, K. ,2009），该推文在结尾为我们推荐了相关的Calibration和实证分析文章，如Herrendorf, B., Rogerson, R., and Valentinyi, Á. (2014) ，Teignier, M. (2018)，Uy, T., Yi, K. M., and Zhang, J. (2013)，郭凯明、杭静和颜色（2017），这些文章均值得我们反复阅读。

 

02 产业结构变动特征

 

整体上来看，三大产业的变动呈现出以下特征：无论是增加值占比、劳动力占比还是消费占比，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农业一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服务业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工业或制造业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倒U型”特征。特殊的年份或国家会出现不同的波动和差别，但是不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整体特征。

 

03 产业结构变化的动力机制

 

Leif van Neuss（2019）对研究结构变化的动力机制文献进行了综述。多部门增长理论主要关注市场经济中发生结构变化的两种机制：总（实际）收入的变化和相对部门价格的变化。收入效应来自于非同质性偏好，这一系列偏好与收入弹性的跨部门差异有关。相对部门价格效应来自于技术的部门差异。除了简要介绍这两种机制之外，这篇论文还强调了另外两种结构变化的机制：投入—产出（部门）联系的变化和通过国际贸易实现比较优势的变化。

 

（一）收入效应和结构变化

 

关于结构变化文献的第一个方面表明，经济活动在各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过程可能是由于实际收入变化引起的需求结构变化所致。因此，结构性变化是由非同质性偏好驱动，如Stone-Geary偏好，它可以产生非线性恩格尔曲线。随着收入的增加，不同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会发生变化，诱导一系列活动向提供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商品部门重新分配。按照这种方法，三大部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应该分别满足最迫切和最不迫切的需求以及最奢侈的需求。从这一角度解释结构变化的最经典文献为 Kongsamut, Rebelo and Xie(2001)。

 

（二）相对价格效应和结构变化

 

关于结构变化文献的第二个方面将各部门活动的重新分配过程与相对部门价格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而相对部门价格的变化是由部门的技术差异所驱动。

 

1.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中的部门差异

 

Baumol(1967)是研究跨部门技术差异驱动的结构变化先驱，他很早就提出了“成本病”假说，根据这一假说，经济资源，特别是劳动力，从“进步”部门，即那些以相对较高的技术进步率为特征的部门，转移到停滞或“非进步”部门，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出现所谓的“成本病”，即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Ngai and Pissarides(2007)概括了Baumol的理论，并为其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特别是，他们推导出了非平衡的技术进步，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不平横能够在一个多部门增长模型中产生平衡的增长以及结构变化的条件，该模型具有同质偏好和两个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和资本。经济表现出均衡增长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是一个对数跨期效用函数。沿着均衡增长的路径，只要商品间的替代弹性小于1，生产消费商品的劳动力就会转移到TFP增长率相对较低的部门。如果替代弹性大于1，劳动力就会转移到TFP增长率相对较高的部门。如果替代弹性等于1，则就业的部门结构不变，名义增加值份额和名义消费份额也不变。在Ngai and Pissarides(2007)的模型中，结构变化是由生产率增长的跨部门差异所驱动的相对(部门)价格变化造成的。为了使该模型能够再现大多数发达国家数据中观察到的就业份额轨迹，需要做出一些假设。特别是，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广泛部门之间的替代弹性相对较小的情况下，需要假定农业生产率增长速度最快，服务业生产率增长速度最慢。

 

2.要素密集度的部门差异

 

同样关注相对部门价格变化引起的结构变化，其他学者建立了一些模型，其中相对价格的变化不是由TFP增长率的跨部门差异所驱动。例如，Caselli and Coleman(2001)假设技术进步在各部门之间是中性的，但对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进行了区分，他们构建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20世纪上半叶观察到的有效教育成本下降增加了技术工人的相对供给，从而降低了技能更密集的非农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促使劳动力从农业向现代工业转移。

 

Acemoglu and Guerrieri(2008)建立了一个两部门增长模型，其中各部门的资本密集度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相对部门价格的变化是由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供给所驱动。特别是，伴随着（中性）TFP主导的经济增长过程，总 "资本—劳动 "比率的持续上升，有助于降低资本密集型部门商品的（相对）价格。只要两个部门之间的替代弹性小于1，劳动力就会出现从资本密集型部门转移。经济渐进地达到平衡增长路径，长期增长率由渐进的主导部门即劳动密集型部门决定。为了使模型能够重现发达国家三大产业的就业份额轨迹，需要假设农业比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高，制造业比服务业的资本密集度高。

 

3.要素之间替代弹性的部门差异

 

在一个包括Ngai and Pissarides(2007)和Acemoglu and Guerrieri(2008)增长模型作为特例的框架内，Alvarez-Cuadrado et al. (2017) 研究了结构变化的另一个来源，即资本和劳动力之间替代性弹性的跨部门差异。除了影响相对部门价格外，资本和劳动力之间替代性的跨部门差异的存在，导致了一种特殊效应的出现—被称为“要素再平衡效应”—它与“相对价格效应”竞争，决定了要素配置对资本积累和技术变革的反应。直观地说，“要素再平衡效应 ”的主要思想为，即当劳动力随着总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而变得相对昂贵时，也就是当资本变得相对更充裕时，最灵活的部门—即那些资本和劳动之间具有较高替代的部门—可以更容易地从劳动中替代出来，从而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因此，部门“资本—劳动”比率可以以不同的速度增长，使得要素收入份额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与Ngai and Pissarides(2007)和Acemoglu and Guerrieri(2008)的模型相比，Alvarez-Cuadrado et al. (2017)的模型甚至使得任何部门使用资本和劳动力的比例有可能向相反的方向移动。他们所获得的结果可能对分析其他生产要素的结构变化也特别有用，例如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在不同部门的可替代性(Reshef,2013;Buera et al.,2015;Wingender,2015)。

 

（三）投入—产出联系和结构变化

 

虽然最近的多部门增长文献主要研究了最终需求渠道—特别是收入和相对价格效应—在结构变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一些研究强调了投入—产出或部门联系的重要性，因为提供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公司又是中间产品的“消费者”。

 

Ngai and Pissarides(2007)在他们的基准模型中进行了扩展，明确考虑了各部门同时生产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可能性。假设所有的中间产品都被用作生产单一中间产品的总CES生产函数的投入，Ngai and Pissarides (2007)的研究结果显著地表明，当总量生产函数是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形式时，他们从基准模型中得出的主要结果基本保持不变。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在部门层面还是在总量层面，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就业比例都是恒定的，而结构性变化则是以生产最终消费品的部门劳动力重新分配的形式发生的，劳动力从高TFP增长的部门流出，转向低TFP增长的部门。在Ngai and Pissarides(2007)的模型中，处理中间产品的一个主要缺陷是中间产品的使用强度缺乏跨部门差异。事实上，中间产品在总产出中的份额在每个部门都是一样的。此外，总的中间产品在各部门的生产也相同，基于Cobb-Douglas总量生产函数，不允许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力的任何部门重新分配。

 

Berlingieri(2014)首次尝试在经济增长的多部门模型分析框架内，探讨中间产品构成的变化在塑造劳动力的部门分配和结构变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Berlingieri（2014）利用他的校准模型预测1948年至2002年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份额的轨迹，发现投入—产出结构的演变，主要是由于PBS外包，可以占到服务业就业增长的36%左右，占到制造业下降的25%。

 

Sposi(2016)以开放经济为背景，研究了投入—产出联系对于影响经济活动在三个部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分配作用。Sposi（2016）考察了投入—产出关联在不同发展水平下的系统性差异，尤其是制造业的服务密集度，认为投入—产出关联对结构变化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渠道。第一个渠道认为投入—产出关联如何影响生产力冲击对相对（部门）价格的影响有关。因此，（相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对（相对）制造业价格的影响取决于服务业作为中间品在制造业最终生产中的使用强度。相应地，同样的（相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在发展中国家—与富裕国家相比—转化为制造业价格的更大跌幅，因为它们通常更密集地使用制造业产品。第二个渠道涉及最终需求模式的变化如何转化为增值和就业的部门结构的变化，这完全取决于投入—产出的联系。Sposi(2016)基于一个三部门、多国家、Ricardian模型（其中结构变化由收入效应、Baumol效应、通过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变化和投入—产出联系的变化驱动），更专门地研究了中间投入强度的跨国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经济活动构成的跨国差异。

 

（四）国际贸易和结构变化

 

根据贸易理论，开放经济给参与国际交流的每一个国家带来了一个结构性变化的过程。这种活动的重新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比较优势的结果，而比较优势是由技术和要素禀赋所驱动。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直接受到国际贸易引起的专业化模式的影响(如Rowthorn and Wells,1987;Imbs et al.,2012)。此外，贸易有可能提高生产力—特别是在面临外国竞争的部门—并促进收入增长。因此，它通过前面介绍的机制,特别是通过收入和相对价格效应影响部门支出份额，进而影响经济结构。

 

Matsuyama(2009)是最早明确研究全球化和贸易对结构变化，特别是对制造业就业下降的主要文献之一。Matsuyama(2009)在一个严格的分析框架内考虑到结构变化的全球视角，其中明确阐述了跨国相互依存关系，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两国Ricardian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具有代表性的家庭消费三种商品（食品、制成品和服务），并具有Stone-Geary效用函数，这些消费品是使用劳动力作为唯一生产要素所生产。Matsuyama(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表明，一个国家的特点是制造业生产率提高较快，可以推迟或减缓其非工业化进程。

 

为了概括Matsuyama(2009)的直觉，并使得其论点正式化，Uy et al.(2013)还提出了一个两国(Ricardian)贸易模型，在该模型中，活动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广泛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可以通过收入和相对价格效应，以及根据相对（部门）生产力的国际差异通过国际贸易进行。除此之外，Uy et al.(2013)表明，一个在制造业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有可能表现出制造业劳动力的驼峰型（倒U型）模式，即使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水平高于其他部门。

 

04 结语

 

最近关于结构变化的文章越来越多，这也为学者提供了机会和挑战。未来研究的一个主要挑战是更多地考虑到农业、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各分部门之间观察到的异质性，例如在需求模式、技术参数和中间产品的使用方面。异质性模型是当下也是未来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Abstract

 

The main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an integrated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devoted to identifying the drivers of structural change, broadly defined as the process of re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cross the three broad sectors agricultur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Using the GGDC 10‐Sector Database, this paper first presents the empirical facts associated with structural change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world – that is Europe and the USA, Asia,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 then reviews four determinants of structural change: (i) changes in income, (ii) changes in relative (sectoral) prices, (iii) changes in input–output linkages and (iv) changes in comparative advantage(s) via globalization and tr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