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持续了两个多月的停工状态下，武汉的经济压力在消费者、企业、政府之间层层传导。如今，时隔76天后，武汉终于“解封”，武汉经济期待重回正轨。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系主任，中国新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罗知表示，不要指望疫情过后会出现消费和制造业的报复性反弹，武汉经济至少需要1-2年的才能重新步入正轨。虽然，国家已出台政策为武汉企业纾困，“但政策设计不是很解渴，政策的执行效果也不佳”。

 

那么，如何评估疫情对武汉经济的影响？武汉企业复工复产还面临哪些难题？民营企业难获政策帮扶的困境又如何解决？近日搜狐城市特邀罗知教授，深入探讨武汉经济复苏的难题与出路。

 

搜狐城市：您长期在武汉生活工作，据您观察，这次疫情对武汉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未来可能彻底复苏吗？

 

罗知：此次疫情对武汉影响很大，原先武汉预计在2021年实现GDP突破2万亿的目标，现在看来比较困难。2019年武汉GDP达1.62万亿，但今年两个多月的停工状态下，GDP损失据测算可达3千至4千多亿，如果后期复工不顺利，再加上全球疫情的继续恶化，损失还有可能增加。当然，政府通过拉动基建投资或许能够挽回1千多亿的损失，但是总损失仍然可能会超过2千亿。

 

至于武汉经济多久能够恢复，首先不能指望疫情过后会出现消费和制造业的报复性反弹，因为根据非典时期香港和广东的数据，类似现象并未出现。其次，武汉经济即使恢复，也需要1-2年的时间重新步入正轨。

 

一方面，从企业经营来看，武汉的企业4月8日才开始全面复工，而其他很多省份2月上旬就已复工，武汉企业的复工时间比其他地区足足晚了两个月。可想而知，武汉企业的很多订单事实上已被其他地区的企业抢占。在我们的两轮调研中，每次都有4成以上的企业反映市场抢占的问题。并且这些订单一般是一年一签，今年是基本抢不回来了，而且客户一旦失去，明年能否拿到订单也不一定。

 

另一方面，这次武汉停工期间，在第一轮573家企业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57%左右的企业只能维持1-3个月，这说明有一批企业在停工期已濒临破产。3月中下旬，在我对武汉企业进行访谈的过程中，也几乎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企业破产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企业的重新建立则需要较长时间。大批的企业破产，到整个经济生态的恢复，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此外，目前国外疫情依旧不明朗，武汉的无症状感染者也是隐患，这些都导致当下的复工速度并不是很快。所以，我认为2年内武汉经济能够恢复就已是比较乐观的情况。当然，如果国家能给武汉一些中长期的优惠政策，或许武汉经济回到正轨的速度会快一些。

 

搜狐城市：据武汉官方数据，截至4月4日，武汉市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7.2%，但员工到岗率仅60.5%；此外，一些学者根据污染物排放、用电量等方式测算的复工率则不太乐观，据您调研，武汉企业复工复产还面临哪些难题？不在统计范围内的中小企业复工情况如何？

 

罗知：据我观察以及从企业访谈来看，复工率并不是很乐观。首先，复工率这个指标仍有几点值得商榷：第一，该指标统计的是规上企业的复工率，大量规模以下企业的复工情况仍不明朗。第二，复工率是企业真实的复工率，还是政府批准复工的企业占规上企业的比重？3月份我们调研发现，部分企业拿到了复工批文，但是并没有复工。第三，复工率不等于复产率。很多企业开工了，但是产能没有起来。

 

企业复工面临的困难有以下几个：第一，资金困难。两轮企业调研结果都表明，能够拿到银行贷款或者银行贷款优惠的企业占比很少，7成以上的企业表示资金十分紧张；第二，员工到岗问题。目前武汉市的公共交通还未完全恢复，省内高铁虽已开通，但是省内大巴车线路还没开通，导致省内其他城市员工到汉务工、武汉市内员工上班存在困难。此外，部分企业担忧疫情风险，仍然鼓励员工在家办公。第三，订单萎缩的同时用工成本高。很多企业停工2个多月，颗粒无收，但仍需按照国家规定发放工资，支出较大的用工成本，这给企业带来压力。在订单萎缩的背景下，部分企业甚至反映只需30%的员工到岗即可，人来多了，也无事可做，还要支出工资，这表明很多企业存在裁员风险。第四，物流成本。在3月中下旬的调研中，企业普遍反映物流成本是去年的5倍左右，最近武汉的快递通道打开，企业的大宗商品物流成本或有改善。

 

搜狐城市：目前，国家已在社保税费、金融信贷等方面对武汉企业予以支持，您认为这些政策手段是否足以支撑武汉经济重回正轨，还是需要额外的政策支持？

 

罗知：这些政策的出发点不错，但是我认为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策设计可能不是很解渴；二是政策的执行效果不佳。

 

疫情的冲击一开始是供给侧的冲击，后来又传导到需求侧。解决供给侧的冲击，最好的办法就是要让企业活下去，等待疫情结束，重回正轨。但这需要保证产业链的完整，不然产业链中任何一个环节断掉，即便疫情结束，我们也不能马上恢复。通过对比中国和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的政策，我认为国内政策在给企业纾困、让企业尽量活下去上还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

 

第一，企业纾困资金的总金额有很大的提高空间。虽然中央政府公布的企业纾困资金金额已经达到14500亿（各地政府也有额外资金），但与美国的8770亿美元、英国的3300亿英镑、德国的4000亿欧元相差甚远。特别是美国此次财政政策的刺激力度史无前例，对企业的资金投入也几乎可以用天量来形容。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企业受疫情影响的严重性评估很可能远高于我国，我们是否也需要调整对于此次危机的认识，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

 

第二，没有给予小微企业直接的现金补贴。目前英国、德国、荷兰、澳大利亚、的中小企业扶持计划中都包括了一定金额的现金补助，主要针对小微企业，但在我国政策中，中小企业的现金补贴政策则很少见。对于小微企业而言，各国的补贴金额并不高，但是可以解决这些企业的燃眉之急、保障小微企业生存，很有可能收益是大于成本的。

 

第三，缺乏相关的就业补助政策，而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好政策。事实上，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都出台了就业补助政策，我认为这个政策设计非常巧妙。一方面，就业补助减轻企业负担，尤其是对很多中小企业而言，用工成本占到企业现金流的很大一部分，政府帮助企业支付在疫情期间的工资，相当于帮助企业减少了“失血”，极大提高了企业生存的概率。另一方面，就业补助也维持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得消费不至于大幅下滑，企业面临的需求端萎缩风险下降，这些都有助于企业恢复生机。

 

第四，欠缺主要对中小企业进行金融扶持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目前国内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主要通过商业银行，而且主要是通过指导性政策。民营企业享受信贷优惠难，其中道理不难理解。商业银行是盈利性的金融机构，选择风险小、信息透明的企业给予贷款才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中小企业缺少抵押品、甚至没有清晰的账目、信息不透明，确实难以拿到贷款。而疫情冲击来临时，中小企业只会比正常情况下更加脆弱。商业银行出于自身考虑，对于给中小企业增加贷款“内心一定是拒绝的”。同时，目前我国出台的金融政策都是指导性政策，对银行的硬约束并不强，因此商业银行往往会采取其他方法完成央行对他们的信贷考核，例如把贷款放给前期的民营老客户，或者银行都抢着给最优质的民营企业放贷等等。这就导致在市场的选择下，只有少数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能够拿到贷款。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需要由政策性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来完成这一使命。例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就是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该银行的主要任务是给中小企业提供信贷。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通过政府信用支持发行债券，获得低成本资金，再把资金批发给中小银行，中小银行联合政府的担保公司给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日本也有非常完善的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包括商工组合中央金库、日本政策金融公库中的中小企业金融公库、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协会、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它们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为日本的中小企业提供低息的中长期贷款、信贷担保、信贷保险。正是由于有完备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和政策支持，德国和日本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远远轻于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

 

此外，目前政策的执行效果不佳。我们两轮调研的结果都显示，政府的社保减税政策效果不好。2月22-24日是第一轮调研，3月20日是第二轮调研，时隔一个月后，仅社保缓交免缴政策的实施效果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接近7成的企业都享受到了，但是其他政策的执行力度都不好，享受到的企业占比很低，大多不超过10%。国家出台了再多的政策，执行不下去，效果都要大打折扣。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纾困政策的对象需要根据疫情发展进行及时调整。目前国家出台的优惠信贷资金大多是针对重点保障行业，主要是一些医疗行业和涉及民生的行业。目前，武汉的疫情基本得到了控制，医疗用品的紧张基本得到缓解，群众生活也基本正常。因此，纾困资金的目标群体也应该及时做出调整，用于更多的行业。此外，减税政策的对象事实上仅针对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从3%下降到1%）。这一政策使得数量众多的一般纳税人无法享受，而属于一般纳税人的中小企业对于维持产业链的完整要比小微企业重要很多。

 

我认为国家应该对武汉的企业给予额外的优惠政策，因为武汉企业在2019年发展势头很好，但为了防疫需要、为了全国人民的生命安全被按下了暂停键，做出了很大牺牲。而且很多企业2-3年都不一定能够恢复过来，还有一批企业已经倒闭或者濒临倒闭。期盼国家能给予武汉企业更多的、中长期的退税、减税、减费、扶持等政策优惠，例如以前给一些外资企业的两免三减半的政策是不是有可能对武汉所有的民营企业实施。

武汉解除“封城”后，首趟赴京高铁抵达/人民视觉

 

搜狐城市：在中国，中小企业是吸收接纳就业的主要力量，有学者指出“此次疫情受伤害最大的群体是中小微企业和他们的员工”，据您调研，是这样的吗？

 

罗知：是这样的，我们预测此次疫情可能导致武汉地区3成左右的中小民营企业破产，他们一旦破产倒闭，员工肯定面临失业。事实上，很多经营困难的企业这几个月并没有给员工发放工资，确实是无钱可发。而且，中小企业的员工大部分没有很高的文凭，是社会上最普通最平凡的人，一旦失业，在整个经济大环境低迷的背景下，他们再就业也会存在较大困难，生活很可能由此陷入困境，特别是那些从小城镇到大城市打拼的人，很可能还背着房贷，家里小孩还要上学，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

 

搜狐城市：您曾提出“帮扶政策落实到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身上非常困难”，为何民营企业会处于难获政策帮扶的境地，这种困境又该如何解决？

 

罗知：民营企业所遇到的困境，一方面和营商环境有关，一方面也和企业自身有关。政策落实到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身上非常困难的现象并不是只在武汉存在，我估计在很多城市（沿海地区可能好点）都存在。这主要是因为营商环境还有待改善，多数时候政府都在关注大型企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没有给中小民营企业打造很好的政务服务平台，平时与中小企业的沟通也不顺畅，缺乏中小企业交流和反馈机制，也未形成为中小企业主动服务的意识，缺少与中小企业进行对接的部门和机构，缺少一个机构能够去协调各个部门帮助中小企业降低交易成本、优化办事流程，也没有机构对政策的落实效果去进行评估和考核。所以，在政策落地的过程中，政府不一定能听到中小企业的诉求。

 

另一方面和企业自身有关，例如在金融扶持方面，由于中小企业没有抵押品、账目没有经过严格审计、风险高，再加上商业银行有自身安全性和利润的追求，给风险高的中小企业贷款本来就不符合他们的目标，更不要说是疫情冲击下的中小企业了。

 

至于解决办法，一是需要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危机化解工作小组（疫情结束后是否可以成立中小企业发展局），协调部门工作、排查企业困难、打造公共服务平台、监督和考核政策实施效果；二是需要改善营商环境，中小企业数量众多，政府无法逐个沟通交流和支持，但只要给他们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做到政府在不该出现的地方不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一定出现，中小企业也就能很好地发展；三是建立政策性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包括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中小企业政策性担保公司等，给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帮助他们解决资金问题。

 

搜狐城市：疫情之下消费萎靡，出口锐减，现在多地推出“新基建”项目，投资是拉动武汉经济复苏的良方吗？

 

罗知：基建当然可以拉动GDP，但这对于缓解目前企业的困境、缓解需求端的萎缩作用可能不是很大。现在武汉面临的困境主要是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中小企业不起眼，但是对产业链的完整相当重要。只有保障产业链的完整，才能在疫情结束后快速复苏。然而基建受益的都是大企业，数量很少，并且在带动就业方面作用不大。“新基建”虽然在发展方向上是准确的，但目前仍有部分技术问题未解决，例如工业物联网，到底怎么发展还没争论清楚，现在提这些概念又如何落实呢？

 

此外，拉动基建投资也不太有助于缓解需求端的萎缩，目前需求端的萎缩一方面来源于疫情，另一方面也源于居民收入的下滑。2020年，许多人收入下降几成定局，而且就业压力非常大，因此国内消费市场的萎缩不容乐观。想要提振消费，还是得从提升居民收入着手，但是基建对于提高居民收入的作用并不大。只能说，基建可以拉动GDP，但是最终是否有利于为大范围的企业纾困、为居民纾困，还需观察。

武汉复产后，车间所有员工都戴上了口罩/人民视觉

 

搜狐城市：疫情期间，在武汉汽车产业几乎停摆的同时，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中，仍有大量企业维持运转，您认为这次疫情会对武汉产业调整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民营企业能否迎来新机会？

 

罗知：疫情之下，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会支撑不下去，被迫倒闭。最先倒闭的肯定是那些本身就有“基础性疾病”的企业，但也很有可能是一些新企业甚至新兴产业、新兴业态，他们还未站稳脚跟，就遭受到很大的打击。从结构上看，武汉似乎调整了产业结构，但对于企业和企业背后的千千万万个家庭而言，这很残酷。经济学讲究资源配置效率和理性，但在这个特殊时期，这些企业的出局不完全是市场的原因。因为它们在没有疫情时，还是可以生存的。而且如果因为这些有“基础性疾病”的企业或者方兴未艾的小企业被淘汰，导致产业结构被动调整，我不认为这一定是好事，因为我们不能仅仅看到蛋糕的结构变化，而忽视蛋糕变小的问题。

 

这次疫情期间，医药、互联网、高科技产业受冲击较小，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很多企业在疫情过后准备开拓线上业务，进行业务转型，企业正在积极地进行调整，但至于能不能迎来机遇，还需要看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是否会给予武汉更好的民营企业扶持政策、产业政策，二是武汉的营商环境能否得到改善。此前我曾建议过，成立武汉民营经济改革试验区，走一条内向型的民营经济发展新道路。

 

搜狐城市：为了帮扶民众和提振经济，美国、日本、香港、澳门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武汉封城76天，普通民众生计受损严重，您认为，武汉是否可以借鉴这种模式？

 

罗知：这个模式很好，我曾估算过，由于消费有乘数效应，政府每发放1元消费券，可以拉动武汉市内消费1.708元。简单计算一下，武汉常住人口1400万，一人发放1000元现金消费券，即140个亿，将带动武汉市内消费约239亿。例如政府通过发债形式筹集专项资金（年利率3%），那么也将有约95亿的净收入。更重要的是，这对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还有额外的正向溢出效应，或许收益远大于95亿。甚至有人建议给武汉每人发放1万元的消费券。

 

现在的问题是，发放消费券需要有财政支持，但整个2月湖北省的财政收入仅3个多亿，武汉市肯定更少。发放消费券的资金从哪里来是个比较大的问题，希望国家可以支援武汉，比如把2018年、2019年武汉上缴的税收退还，补充武汉的财力。

 

搜狐城市：一季度宏观数据即将公布，武汉经济无疑受疫情冲击极大。但此前武汉有着良好的经济实力，2019年GDP位居全国第八，您预估，2020年武汉能否坚守在全国前10行列？

 

罗知：说实话，我觉得挺困难。今年武汉的GDP能够不负增长就很不错了。实际上，我认为今年武汉的目标不应该是GDP，而应该是保就业、稳民生和全面脱贫，GDP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不是目的。只要今年武汉的失业率不大幅上升、居民生活水平不下滑，同时实现全面脱贫，我觉得我们就胜利了，并不需要在乎GDP排名。

 

文章原载于搜狐城市 ，翟杨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