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沈欣怡

原文信息：Brainerd E. Winners and losers in Russia's economic transi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1094-1116.

 

引言

 

俄罗斯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如价格自由化，恶性通货膨胀，总需求下降，企业家阶层出现与大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等。苏联解体后的1991年到1994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虽然人们的生活在许多方面有所改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改革带来了不幸。

 

这引发了一系列有趣的问题：首先，俄罗斯的劳动者是否能从这些改革中获益？其次，加剧的薪资不平等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仅仅是从非工资福利向工资转变的一种体现？抑或仅仅是高通货膨胀和不完善的薪资指数化处理的一种体现？虽然大量文献已经从宏观层面研究了经济转型和私有化政策，我们对薪资结构的变化仍知之甚少。

 

本文使用俄罗斯家庭调查界面数据，获得了以下发现：（1）薪资分配差距扩大：不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两年内薪资不平等都加剧了一倍。截至1994年，俄罗斯薪资不平等问题已经比美国更严重；（2）教育和职业红利上升；（3）女性相对于男性收入下降；（4）高龄劳动者相对收入下降。

 

文献综述与背景介绍

 

本文主要对接了三条文献：对苏联薪资分配体系的研究，对东欧等国的并行研究和对俄罗斯性别收入差距的研究。大部分对苏联薪资分配体系的研究认为，虽然苏联自我标榜收入平等化，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苏联收入不平等程度可以与许多西方国家媲美。但微观数据的缺乏使这些研究困难重重——虽然苏联统计局做了许多年的家庭调查，但数据缺乏可信度、且个体层面数据未公开。仅有使用微观数据的一篇研究，利用1989年一座城市的家庭调查数据研究了性别收入差距。而对于东欧改革前后收入结构转变的研究中，几乎所有学者都发现，这些国家在体制改革后不平等情况加剧了，但在不同国家背景下教育红利和工作经验红利方面的研究结论不同。目前仅有两篇对俄罗斯性别收入差距的研究，但由于使用的数据自1992年七月开始，它们无法用来探究转型前后收入结构的变化。

 

在苏联经济体制中，国家掌握了几乎所有生产资料，政客的偏好而非消费者的偏好主导了市场生产，工资和物价由中央政府制定。虽然这一制度最初被证明在促进增长方面是有效的，但后来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苏联实施的这一制度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效率低下。戈尔巴乔夫在1980年间实行了经济改革，但这些改革对于改变宏观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仍然是不深入不充分的。1991年苏联解体，开启了市场化进程。1992年1月2日起，工资和大部分物价被放开；当年秋天，私有化进程开始。

 

　　从好的方面来说，俄罗斯经济改革使得消费商品重现于商店，促使了企业家阶层的出现。

 

　　截至1994年底，近乎70%的工业劳动者工作于私人工厂。但另一方面，经济改革十分不稳定，在立法和行政分支上发生了持久而激烈的权力争夺，GDP迅速下降，通货膨胀严重，用大量无偿行政性劳动和缩短工时来换取较低的失业率——宏观经济问题最终带来了空前的人口危机。

 

简单来说，俄罗斯薪资设定改革的核心是“去中心化”：从过去苏联的工资分级制度到薪资由工厂和工人组织协商而定。短期内技能造成的工资差距会加大，但长期来看，作者猜测，由于低技能劳动力自主学习/政府调控，差距可能会缩小

 

数据概况

 

本文使用All-Russian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全俄罗斯民意调查中心）于1991年5月,1993年4—6月,1994年4—6月调查的月度截面数据。该调查采样自16岁及以上的俄罗斯成年人，每月3000-4000个样本，抽样地区涵盖大约1/3的俄罗斯城市。

 

但数据也存在一定缺陷：（1）工资数据是当月收入，而非小时工资。由于平均小时工资在期间可能改变——低收入人群可能工作更少的时间，高收入人群可能工作更长的时间，使用月收入可能会高估收入差距。（2）存在拒答工资现象。由于缺失（大约4％左右）相对较少，所以简单删除这些样本。这可能会导致高收入工资的长尾缩短一些。（3）在高通货膨胀背景下，如果工资没有正确的被指数化，不同行业和职业的指数化机制不同可能导致月度数据出现巨大的暂时性偏差。（4）与俄罗斯总体人口特征相比，样本中高收入人群比例偏高。因此本研究结果并不能很好代表俄罗斯全国整体情况。

 

在数据清洗中，对数据进行了以下调整：（1）仅使用了受雇佣的、工作年龄的样本。即，18—59岁的男性样本和18—54岁的女性样本。（2）仅使用了收入至少为1991年5月最低收入的一半的样本。这有利于排除由于数据输入偏差导致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在俄罗斯教育体系中，受相同教育年限的人可能接受的是不同等级的教育（如职高与普通高中），所以大部分的分析使用“已完成的学位等级”而非“受教育年限”来表示个体教育水平。

 

实证结果

 

1. 描述性统计发现

 

对数据的简单描述性统计中，作者发现了以下几个特征：（1）从事工业/受雇于国有机构的劳动力比例有所下降，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2）相较于男性，女性更多地受雇于国有机构。（3）男女收入差距扩大。（4）私人部门的平均工资高于国有机构，且两者差距在扩大。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2. 技能红利

 

要探究薪资收入中的技能红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表征个体的技能差异？一方面，从通俗意义上来说，工资本身、以及劳动者在工资分配中的地位就能反映其技能状况——工资收入前10%的可以理解为高技能人才，后10%的代表低技能劳动者。此外，教育程度和职位也能反映其技能状况。

 

作者发现，最低收入相对于平均收入的比值不断下降。这可能来自于三方面的原因：这可能反映低技能劳动者利益的丧失、且俄罗斯缺乏一个能保护所有工人利益的工资商讨机制。但也可能仅仅反映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被雇佣。对于教育和职位带来的薪资差异结果也类似：不同教育水平、职位级别间的薪资差距在扩大。

图 1 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1985-1994

 

　　个人所得税问题可能掩盖了真相、实际的不平等问题比数据反映出来的更严重。1996年个人所得税被正式废黜之前，企业要为超过平均税收（最低收入的一定倍数）的薪资缴税。这促使企业压低最低收入，并以非现金福利/隐藏收入（比如人身保险）的形式支付给高技能劳动者薪资，造成了数据中工资分布的长尾和工资跨度被低估。

 

但这可能招致两个质疑：这真实地反映了工资分配的不平等，还是仅仅是高通胀/不完善的工资指数化导致的后果？收入不平等仅仅反映了由非工资福利向现金收入的形式转化？

 

对第一个质疑，作者的回应是：一方面，由于1993到1994年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19%→7%），这种不平等仅仅是通货膨胀的反映的话，1994年不平等情况应有所改善，但事实并非如此。另一方面，作为对工资指数化问题的回应，人为地对不同职业间工资指数化的调整是很轻微的，且1993年计算了工资差距的”lower bound”——所有未接受指数化的个人的工资，都被用调查前两个月的相关地区消费者物价指数夸大了。结果显示，虽然男女差距有所缩小，但贫富差距数据与之前结果仍然相似。

 

对于第二个质疑，作者引用了1993年一项意向调查的结果。结果表明，当时大部分企业仍在继续向员工提供大量非工资福利，1993—1994年间1/3的企业增加了非工资福利，25%的企业停止发放。

 

3. 经验红利

 

作者发现，尽管技能红利在扩大，但相对于年轻劳动力，更有经验的老龄劳动者相对收入在下降，如图2所示。

图 2 不同工作经验人群的收入差距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个体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不仅仅取决于人力资本收益大小，也取决于个体能够受惠的时间。由于老龄劳动者受惠于人力资本收益的时间较短，他们可能不认为学习新技术是值得的。同样地，这也能解释为何企业更愿意招收与培养年轻员工，以及女性受惠于工作经验要高于男性（女性的预期寿命更长）。

 

4. 性别红利

 

以月度工资的对数值为因变量，性别（女性=1）为自变量，控制教育分类变量，工作经验变量及其平方项，地区哑变量，月度哑变量，地区和月度交乘项哑变量后发现，男性相对收入在持续上升（自变量回归系数从1991年的-0.248，到1993年-0.464，到1994年-0.446）。且加入职业、工作领域等一系列哑变量和性别交乘项之后结果仍成立。

 

男女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与性别相关的特定因素：国家对企业的控制消失后，企业家明目张胆地表现出对女性劳动者的歧视。但也可能是由于大部分女性从事低收入工作，在收入差距拉开之后，女性劳动者的权益更受影响。作者计算了中等收入女性在男性收入分布中的位置（在男性收入分布中计算出每一个女性所处的位置，并找到中位数，计算其在收入分布中的百分比位置），由于这一数值在3年间几乎没有变化（30.2% → 30.4% → 33.0%），证明性别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总体收入差距的扩大，而非性别歧视。

 

5.难以观测的群体内部差异

 

尽管从各个维度上看，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大大增加了，但它们的变化幅度还不足以

 

解释总体薪资水平的不平等。具有相同特征的人群内部的不平等程度，相比于群体之间，可能更加严重。

 

作者使用Juhn等1993年发表在JPE上的一篇文章中的分解方法，计算了群体内部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比例，发现可观测因素和不可观测因素的变化都导致了不平等的加剧，而后者起着主要的作用。

表 2 群体内部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比例计算

 

作者猜测，可能的遗漏变量包括：（1）企业家才能/敢于冒险的能力。这使他们敢于在新的经济体系下抓住机遇。（2）运气成分。在俄罗斯经济体制中经营就像是买彩票，大量政府租金近乎随机地提供给一部分人，使他们拥有成功的机遇：比如经营领域恰巧是在市场经济中比较占优势的，或是恰巧所在企业的管理层愿意和职工分享红利。

 

6. 俄罗斯薪资结构的变化问题是否重要？

 

薪资分配的不平等，从更深层次上说，是社会福利在不同群体间不均衡分配的表现。一种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人们政治倾向的改变——那些“losers”可能更倾向于支持共产党或是国家主义者。

 

作者我们利用调查结果进行了两次probit回归，分别探究了“人们是否投票“与”是否投票给极右派“的影响因素。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losers”会更乐于投票、并且也更乐于投票给极右派。但实证结果并不支持作者的这一假说。

 

结论

 

尽管不平等每天都在莫斯科的街头上演，但还是很难想象它在过去几年变得如此严重。改革中的“Winners”，是那些年轻而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他们的工作技能使它们能够在私有企业中攫取新的机会。而改革中的“Losers”，那些年老的工人，他们的人力资本被低估、并且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自我提升、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自然，女性也是最大的输家。长期看来，随着获利机会、高额租金的消失，并且个人也在学习新的技能，这种不平等或许会有所改善。但如果没有合适的政府干预，这种改善也许要远远慢于不平等的日益严重。

 

本推文由中国经济转型讨论班（CETW）供稿。

 

Abstract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has produced a substantial and rapid change in the wage structure in Russia. Household surveys taken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nsition indicate that overall wage inequality nearly doubled from 1991 to 1994 and has reached a level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Returns to both measured skills (education, occupation) and unmeasured skills within groups have increased considerably. Skill premiums across experience groups, however, have become more compressed and relative wages of older workers have declined. In addition, female wages have declined relative to male wages across all percentiles of the wage distribution. (JEL J3 1, 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