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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Chun Wai Cheung, Guojun He, Yuhang Pan.2020. “Mitigating the air pollution effect? The remarkable decline in the pollution-mortality relationship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01.

 

简介及背景

 

　　香港约有750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人的平均寿命是全球最高的，2017年男性平均寿命为81.32岁，女性平均寿命为87.34岁。然而，与世界其他富裕经济体不同的是，香港的空气质量很差，跨界空气污染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珠江三角洲是中国主要的制造业中心，由几个高度工业化的城市组成，包括广州、东莞、佛山、江门、深圳、珠海、中山，以及惠州和肇庆的部分地区。由于珠江三角洲的重工业和经济活动，珠江三角洲的颗粒物约占香港平均污染水平的50%至60%，并在一定时期内上升至70%。影响香港跨界污染严重程度的因素主要包括：珠江三角洲的基线空气污染水平、风向以及珠江三角洲与香港各区之间的距离，根据风向的不同，香港的空气污染程度可高可低：当香港处于珠江三角洲的下风向时，风会把珠江三角洲的污染物带到香港，对香港的空气质素造成负面影响；相反，当香港处于珠江三角洲的上风向时，香港的空气质量将会改善，因为区域空气污染物会被风带走。

 

　　本研究利用香港2000-2015年微观层面的死亡数据，估计空气污染对死亡率的因果影响。本文的识别策略建立在跨界污染对香港空气质量有重要影响这一事实上，珠江三角洲地区重工业活动排放的废气经风力输送到香港，造成香港空气质量的外源性变化。因此，本文基于风向、珠江三角洲的空气污染、珠江三角洲与香港各区之间的距离构造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研究了香港空气污染对死亡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导致更多的人死于心肺疾病，但这种影响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减弱，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这一效应的减弱可能是由医疗改善措施和社区医疗服务在非典（SARS）疫情后的发展所驱动，而不是由回避行为的改变或公众提高对空气污染的意识所驱动。

 

 

数据及实证策略

 

　　本文的数据主要包括两部分：

 

　　（1）空气质量和天气数据。香港的空气质量数据来自香港政府环境保护署辖下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珠江三角洲的空气质量数据由本地的环境局报告，并由香港科技大学的环境中心管理处收集。本文使用空气污染指数（Air Pollution Index，API）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空气污染指数是一项全面的空气污染测量方法，香港和内地政府均采用。天气数据（包括风向、风速、气温及雨量），均由香港天文台提供。香港的每个空气质量监测站均与附近的气象站配对。

 

　　（2）死亡数据。死亡数据由香港政府统计处提供，本文使用2000 - 2015年期间的“已知死亡微数据”。该数据集记录了每个死亡样本的详细属性，包括死亡日期、年龄、性别、死因、职业、居住地和在香港居住的时间。死因分类是根据《国际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第九次和第十次修订（ICD-9和ICD-10）将死亡数据分为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CVR）和非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non-CVR）。港政府规划署将香港居住地按三位数三级规划统计区的编号分为289个总区作城市规划之用，政府统计处会把这些“三级规划统计区”分成151个大三级规划统计区，本文研究基于这一划分法。

 

　　本文将死亡率数据与空气污染数据和大三级规划统计区的人口数据进行匹配，人口数据取自香港2006年、2011年及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本文采用线性插值的方法来填充其他年份的人口数据。每个大三级规划统计区都被分配到最近的空气质量监测站。

 

　　

 

主要结果

 

　　表2报告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后，API显著增加了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对非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没有显著影响，API增加10个单位将导致香港每月CVR死亡率增加1.77%。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API对男性和老年人CVR死亡率的影响更大，滞后效应分析发现空气污染对CVR死亡率的影响不存在滞后影响，非线性影响估计表明API对CVR月死亡率的影响大致是线性的、对非CVR月死亡率的影响在统计学上仍然不显著。另外，本文经过一系列分析表明本文非系统性测量误差并不严重，不会影响主要的研究结果。

　　本文的研究结果经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1）剔除远离空气污染监测站的样本区域，变换距离空气污染监测站距离；

 

　　（2）将当地风向作为工具变量；

 

　　（3）更换空气污染的衡量指标（PM10）；

 

　　（4）检验不同污染指标（SO2、O3和NO2）的对死亡率的影响；

 

　　（5）使用相同的IV方法识别每日、每周和每个季度API 对死亡率的影响；

 

　　（6）使用OLS估计；

 

　　（7）将非事故死亡率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

 

空气污染对死亡率的影响减弱

 

　　本文将样本分为2000-2002年、2004-2008年和2009-2015年三个不同的时间段来研究空气污染的影响。对于CVR死亡率，API的负向影响在2000-2002年最大（第1列）：API每增加10个单位将导致死亡率增加3.13%，空气污染对CVR死亡率的影响最近几年变得越来越小且不显著（第2-4列），在香港，空气污染对死亡率的影响正在减弱；对于非CVR死亡，所有的系数都很小且无统计学意义。

　　本文选择将2003年作为样本分隔点，是因为在2003年SARS爆发后，影响香港人口健康的许多因素（尤其是医疗基础设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SARS疫情始于中国广东省，2003年2月蔓延至香港，在香港造成了广泛的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影响。与以往的流行病不同，它的爆炸性传播揭示了香港医疗制度的一些基本缺陷（包括病房拥挤、部分医院通风不良、缺乏隔离设施、重症监护设施不足，以及难以隔离和聚集疑似感染SARS的病人）。SARS爆发后香港进行了多项医疗服务改善，香港医院管理局（医管局）在2004年初制定了超过200项改善目标。卫生预防中心的成立就是为了处理公共卫生问题，并帮助预防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由于肺炎是香港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当局亦采取了多项改善措施，以减少呼吸道疾病的传播。此外，医管局加强以社区为本的服务，并特别关注弱势社群（包括老年人），建立了若干以社区为基础的小组，包括社区护理服务、社区老年评估和社区精神科小组。自2003年以来，以社区为基础的老年保健服务迅速增加，并推行Visiting Medical Officer Scheme，为养老院的老人提供外展服务、医疗咨询及善后辅导服务，并在诊所推行家庭医学，以及增加医生接受社区照顾训练的比例。这些改变大大改善了香港的医疗服务质量，并被认为是香港长寿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很难从经验上证明，医疗服务的可用性和质量的改善（难以衡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空气污染对死亡率的影响，但本文认为，这一渠道极有可能奏效。本文为这个论点提供了额外的支持证据，并试图排除几种可能的解释：

 

　　（1）急救服务的可得性。大量医学研究表明，空气污染常常引发急性心血管疾病（如中风和心脏病发作）、增加各种呼吸道疾病的风险（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在出现症状后60分钟黄金时间内进行治疗至关重要，并显著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病人是否能立即得到医疗照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病人的地址和附近医院之间的距离。香港的急救服务效率高得惊人，救护车服务几乎是免费的，并承诺在接到请求后12分钟内到达病人的地址，在样本期内，香港有20家医院提供急症室服务。本文基于样本所在的区是否能立即进入有事故和急诊（A&E）服务的医院，来探讨空气污染效应的异质性，即在所有拥有A&E服务的医院周围2公里范围内，比较空气污染对范围内外死亡率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8。空气污染对A&E服务区内CVR和非CVR死亡率的估计值在统计学上都不显著，对居远离有A&E服务的医院的CVR死亡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改变距离医院的距离时，结果依然稳健。容易获得紧急医疗服务可以减少与污染相关的死亡，这与本文的论点是一致的，即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对于减轻空气污染的影响是重要的。

　　（2）空气污染水平的下降。在样本期内，香港的空气污染指数大部分时间在40至50之间，并无明显改善或恶化。特别是2000年至2002年期间的空气污染指数（在此期间空气污染的影响最大）与其后的年份（例如2004年至2007年）并无太大不同，这表明空气污染效应的减弱并不是由空气污染水平的变化所驱动的。

 

　　（3）吸烟人数的减少。现有的文献也表明，吸烟者对空气污染更敏感，因为他们有更高的全因死亡、心肺死亡和肺癌的相对风险，这一观点经常被用来解释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死于空气污染这一发现。基于此论点，如果这些年来吸烟的人数越来越少，空气污染的影响就会减少。本文收集了香港政府的数据，并对样本期内的吸烟人口进行比较发现，吸烟者的百分比在整个期间几乎没有变化，即吸烟也不太可能导致空气污染效应的减弱。

 

　　（4）人们提高了对空气污染的认识，更多的人会采取避免空气污染的行为。大量研究表明人们会采取行动避免接触空气污染，本文收集了来自谷歌趋势的数据研究了空气污染与在线搜索“空气污染”相关关键词次数之间的关系以验证这一假设，结果见表9。结果显示API与PM2.5、PM10或API的搜索量之间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关系，但与空气污染的搜索量之间却存在正相关关系，人们对空气污染的知识相对有限，因此没有深入研究描述特定空气污染物的技术术语。空气污染指数与市民对空气污染的搜索量之间的关系，在谷歌趋势数据可得的所有年份都是稳定的，这说明香港市民对空气污染的反应不会随时间有太大的改变。

　　本文进一步研究空气污染指数与搜寻与空气污染有关的避免措施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10。虽然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空气污染，但这种意识并没有导致有意义的回避行为，特别是，空气污染指数与口罩和空气净化器这两种最常用的空气污染防护措施的搜索量之间没有相关性。另外，本文也使用香港的电影搜索量作为衡量室内活动的一种方法，同样没有发现相关性。因此，本文认为香港人对空气污染的回避行为是非常少的，所以空气污染效应的减弱并不是由意识或回避空气污染所驱动的。

结论

 

　　本研究的关键发现是，空气污染对死亡率的影响在2003年SARS流行后显著下降，并且在统计上变得不显著，医疗改善措施和社区服务的发展可能会推动空气污染效应的下降。疫情是对医疗体系和治理体系的大考，揭露了各项不足和短板，本文研究结果就证明了疫情之后的大整顿在长期具有实质性的积极影响。在当前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严峻形势下，医院和社区是我国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堡垒，如何从这次新冠疫情中准确找准医疗体系和社区治理的短板并及时补齐是重中之重！

 

Abstract

 

Using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from mainland China as an instrument, we show that air pollution leads to higher cardio-respiratory mortality in Hong Kong. However, the air pollution effect has dramatically decreased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before 2003, a 10-unit increase in the Air Pollution Index could lead to a 3.1% increase in monthly cardio-respiratory mortality, but this effect has declined to 0.5% using recent data and is no longer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xploratory analyses suggest that a well-functioning medical system and immediate access to emergency services can help mitigate the contemporaneous effects of pollution on mort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