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孙秀丽 

原文信息：Akee, R., Copeland, W., Costello, E. J., & Simeonova, E. (2018). How does household income affect child personality traits and behavio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3), 775-827.

 

研究背景

 

该论文的大的背景是家庭资源和儿童人力资本的形成(Currie and Almond 2011; Cunha et al. 2006; Becker and Tomes 1986; Duncan and Brooks-Gunn 1997; Cameron and Heckman 1998; Blau 1999)。这些研究都表明弱势 (disadvantage)的代际传承与家庭环境因素紧密相关。试图去缓解这种情况的公共政策一般更偏好通过基于机构，如学校和公共诊所的干预手段来来抵消家庭特征和实践的。有大量文献评估了这些干预(interventions)的效果，比如研究者评估了Head Start, Perry Preschool Study, TN STAR项目，以及北卡罗纳的Abecedarian Project等。研究表明这些基于机构的项目可以提高个性特征测度值，并可以提高各种行为测度，而这些又会进一步提高儿童长期的结果。

 

那么是否有可能不依赖于如学校和公共诊所这样的机构而直接通过影响家庭环境来缓解这种弱势的传承呢？比如，有些研究表明父母资源和孩子的成绩，孩提时的身体健康，长期的教育成就以及社会成就都有因果关系（Duncan, Brooks-Gunn, and Klebanov 1994; Duncan et al. 1998; Duncan, Morris, and Rodrigues 2011; Shea 2000; Plug and Vijverberg 2003; Milligan and Stabile 2011; Akee et al. 2010）。同时，研究家庭收入对孩子成就的研究表明收入方面的干预缺失对孩子的健康有长期的正影响 （Hoynes, Schanzenbach, and Almond 2016; Aizer et al. 2016; Hoynes, Miller, and Simon 2015）。因此，作为基于机构干预项目的另外一个选择，提高收入的干预受到了经济学家越来越大的关注(Banerjee et al. 2015)。

 

现有的研究表明家庭收入的增加和儿童的健康以及劳动市场的表现有关。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研究这些效应背后的机制。基于机构的干预的机制背后的机制都比较清晰，比如更小的班级规模，更有健康意识，咨询或者提高的为人父母的技能等。但家庭水平的现金干预的作用机制还不清楚。

 

研究方法

 

本文用纵向的数据研究了非条件的现金转移项目对孩子的影响。大雾山研究(The Great Smoky Mountains Study, GSMS) 调查了来自北卡莱罗纳11个县的在调查开始处于9，11，13岁的孩子，对他们每年进行面谈调查直至16岁。同时父母也被会面谈。同时，GSMS中存在对美国印第安孩子的过抽样(oversample). 这些印第安家庭从调查的第五年开始从Eastern Band of Cherokee 印第安部落政府得到一笔直接的现金转移，该转移来自于在他们的部落保护区新开的一家赌场的收入。每个成年印第安在籍的成年人不管是否被雇佣，婚姻状况，是否有年幼儿童以及是否居住在保护区，都可以收到这笔转移支付。数据的纵向特性使得benw 可以研究家庭在收到这笔无条件现金转移之前和之后的变化，并比较收到转移和未收到转移的家庭。进一步的，因为该调查主要是用于收集行为和精神精神健康，因此本文有详尽的儿童精神和行为健康以及父母的一些信息。

 

印第安的孩子来自于11个县中的两个。在最初的调查中包含350个美国印第安的孩子以及1，070个非印第安的孩子。在研究中根据被抽选进调查的概率给出了比例权重。同时，在种族之间以及收入群体之间，每波调查的摩擦率以及不回答率是大体一致的(Akee et al. 2010)。

 

该无条件的转移可以被看做长久性的收入增加，但转移的规模每年各不相同。本文估计出这笔转移支付大体相当于每年为$3,500. 这笔收入的增加无论在绝对数还是相对数上都不是小数，大体相当于平均家庭年收入的14.4%。

 

本文对于诊断和异常的定义与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IV(DSM-IV) (美国心理协会2000)的标准相一致。作者用行为和情绪上的异常的次数作为结果变量。GSMS所包含的问题与大五人格测度(Big Five Measures of Personality)相一致。作者在整合了这些问题后，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了个性测度。同时，本文还构建了父母关系质量以及父母行为的测度变量。

 

本文的研究框架是基于Becker and Tomes (1979)的对孩子的投资回报模型，研究了孩子禀赋回报的外生冲击对父母行为和投资的影响。Heckman (2007) 以及其他的一些研究构建了允许儿童发展的不同时期技能的动态互补性的模型，这些模型可以推出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的形状。同时这些模型可以得到纯粹的收入上的增加可以提高父母对孩子的投资。

 

因为在调查的第五年才开始收到收入转移，因此在调查初期年龄为9岁的儿童和年龄为11岁的儿童在到达16岁之前分别收到4年以及2年的收入转移。但最大的群组，在调查初始年龄为13岁的群组在16岁之前没有收到任何的收入转移。

 

本文的实证方法为三重差分：

 

 

其中 i 表示单个孩子，t 代表年份，文章感兴趣的系数为 λ. YoungestCohort 表示这个孩子所在的组为最年幼的群组(在调查开始时为9岁)或者第二年幼的群组(在调查开始时为11岁)。为了控制年龄趋势，X 中控制了孩子的年龄以及年龄和美国印第安哑变量的交互项。同时，X 中还控制了调查的月份哑变量来控制任何调查时间带来的不可观测因素。还控制了家庭中小于6岁的孩子的数量。

 

为了做事件分析，本文还将感兴趣的主要交互项 AmericanIndian×Youngest

 

Cohorts×After 替换为各波调查的哑变量 AmericanIndian×YoungestCohorts×Surveywave, 并将这些系数画成图形来展示效应随着的变化。

 

实证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转移支付对家庭收入有逐年增加的影响。而且，转移支付的影响对孩子行为异常、情绪异常都有减少的作用，而转移支付对孩子的尽责(conscientiousness) ， 亲和性(agreeableness) 以及神经质(Neuroticism)方面都有显著的正影响。各波调查的影响如下图所示：

考虑总的影响时，影响如下图所示：

其中panel A所展示的是没有控制个人异质性的结果，Panel B 所展示的是控制了个人异质性的结果。可以看到结果跟分波的结果是一致的，在控制了个人异质性后，结果都有所减小。

 

本文还研究了效应的异质性。发现对于行为和情绪异常高于中位数的孩子，效应更大；对于尽责、亲和性以及神经性低于中位数的孩子，效应也更大。在传导机制方面，转移支付对父母的监督、与父母的活动时间都有正的影响。同时转移支付对父母关系的改善以及亲子关系的改善均有正的影响。同时发现转移支付对父母的精神健康状况也有所改善。

 

Abstract

 

We examine the effects of a quasi-experimental unconditional household income transfer on child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health and personality traits. Using longitudinal data, we find that there are large beneficial effects on children’s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health and personality traits during adolescence. We find evidence that these effects are most pronounced for children who start out with the lowest initial endowments. The income intervention also results in improvements in parental relationships which we interpret as a potential mechanism behind our find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