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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罗知(武汉大学中国新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系主任、教授)
武汉某企业老总H先生联系上我,是因为看到我发在澎湃新闻上的文章《疫情中的三个武汉企业案例:最担心客户流失,都希望尽快复工》(2020-03-05,澎湃商学院)。发稿当天下午,他就通过我的同事找到我,说要和我聊聊他的故事。和他聊之前,我心里还有点打鼓,因为H先生直接指定了时间让我给他打电话,而不是和我商量,这与之前所有的采访对象都不一样。
拨通电话,我才知道,原来H先生正在武汉市当志愿者。H先生的企业是做文化用品的,拥有一个小型工厂和销售团队。他说,3月5日你写的那3家企业其实都是经营很好的企业。
H先生要告诉我一些普通的武汉中小企业在疫情中艰难生存的细节,给我算一算他的经营账。
首先是营收。
2012-2013年市场环境好,H先生公司的营收可以达到4300万左右,但是近年宏观经济调整,企业营收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已经下降到2000万左右。
H先生说,由于疫情的发展,一季度的营收已经全部没有了,他估计整个上半年也会很差,主要是因为整体市场的萎缩,再加上湖北特别是武汉一直不复工,他的市场也会被其他供应商替代,今年达到去年五成的营收都很难。
H先生也提到,以他10年职业经理人、17年经营企业的经验来看,这两年中小企业的利润很薄,很多在3亿元营收左右的企业往往也是在盈亏平衡之间,只要营收下降,企业几乎都要大幅亏损,所以这次疫情对武汉的中小企业打击很大。H先生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中小企业就像一些人,本来就有基础性疾病,再碰到了新冠肺炎,很可能就是重症、危重症……
第二是人工费用。
H先生的工厂有32名工人,销售团队有28位员工。除去社保、公积金和个人所得税,每名工人的平均到手工资为3800元,销售团队的平均工资为5500元,平均用工成本是每人6.5万元左右。因为目前企业没有任何收入,所以和员工商量好了,停工3个月以内的工资等开工以后足额发放。但是停工3个月以上,很可能就要再和员工进行协商。
H先生是一位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他反复强调,其实员工拿到手的工资并不多,这样的工资水平在武汉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他的员工大多没有知名高校的文凭或者特别的技能,都是社会中最普通的人,如果一大批像我这样的企业没有了,他们怎么办呢?
第三是应收账款和半成品。
H先生告诉我,中小企业的订单合同大部分是没有预收款的,只有少量定金,货款一般在交货后45天以内支付。他工厂里现在堆积了几百万的货物和半成品都是2019年11月、12月的订单,原本要在春节前发货。碰到新冠肺炎以后,文化用品在2020年最重要的销售旺季已经错过了。稍好一点的客户还会和他商量能不能6折结账,双方都承担一部分损失。但是还有一些客户,直接就说货不要了,定金也不要了。H先生说他的情况还算较好的,一位做零售生意的朋友,在武汉有十几家门店,为了春节的销售旺季购买了1500万元的货物,现在连十分之一都没有卖出去,全部砸在手里。
第四是企业维持成本,包括房租、土地使用费(工厂厂房是自建的)、税费、固定资产折旧。
我很关心H先生的房租问题,因为他租用的是国企物业。按照国家出台的优惠政策,租用国企物业是可以享受租金减免的。但是没有任何人告诉他可以减免。我觉得很不解:国家的政策不是放在那边吗?您去找物业沟通啊!H先生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说:现在哪个国企负责人敢签字呢?如果政策哪天突然变了呢?就好像,我在当志愿者,已经开好了各种证明,可是前两天在路上被城管拦下来了,说我之前的证明全都作废了,现在只认武汉市防疫指挥部的文件,道理是一样的。
第五是财产损失。
企业有一些库存的原材料已经变质和报废,还有厂房的一些设备也无法得到正常维护,也造成了较大的损失。
第六是融资成本。
H先生的公司只有贷款几十万,他也没有向银行申请更多的贷款。我问他,企业损失这么大,不需要现金流吗?他说,现在任何一个有利息的贷款资金都是在抽他企业的血,他更愿意去找家人凑,如果企业还有希望,他觉得卖掉房子都比找银行贷款好。H先生告诉我,他认识的很多企业家朋友都已经“想开了”,何苦还要去贷款,再背一身债呢?
第七是出口损失。
H先生企业的部分产品出口到国外,但是2020年1月2日发往欧洲的货物,至今停留在欧洲的某个港口,欧洲海关说这是从中国疫区来的货物,不能收货。他一个中小企业,没有办法为了6万美金的货款去和国外客户打官司。
建议
在问到有什么建议时,除了我们在《疫情冲击下湖北省企业的经营状况分析与政策建立》(2020-03-01,澎湃商学院)中提到的,H先生给了我几个其他的答案:
第一,建议国家像当年帮助汶川一样,帮助湖北特别是武汉的中小企业出台中长期的优惠扶持政策,协调各界力量帮助中小企业减负。由于停工时间远远长于其他省市,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的中小企业在一年内能恢复到疫情之前的五成状态都很困难,希望国家能充分重视。帮助湖北特别是武汉的中小企业,也是在稳定湖北特别是武汉的就业。
第二,希望各种政策的确定性要加强,不要经常变动。政策越明确越有利于尽快落实,而且政策落实到中小企业最好能有网格化监测,服务更加主动和人性化。
第三,希望国家能够出台各种有关疫情期间的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包括工资合同、商品合同,给出具体的、明确的意见,比如疫情期间企业可以给工资打几折等,减少中小企业与员工谈判、与上下游企业之间谈判的成本。
第四,对于出口的货物,海关能否出台明确的检疫流程和检疫证明,同时与外国海关沟通,对于有检疫证明的货物及时放行,帮助中小企业企业恢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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