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龚冰琳

 

这个春节，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牵动着全国每个人的心，也让全世界把目光投向中国，投向武汉。口罩等防疫用品成了老百姓们特别关心的生活必需品，也是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们最紧缺的物资。新闻里不时看到政府部门严厉查处涨价的商家，一些地方政府组织供应了大批平价口罩给普通百姓，而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供不应求，百姓为了买平价口罩排队几小时无功而返甚至在药店门口大打出手，同时最需要防护的一线医护人员都面临着断供的危机。这时，有不少经济学家出来呼吁应该允许市场运用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有效分配稀缺资源和平衡供需，还有自媒体打出了“我们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的标题，并引用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的话说：“这些发国难财的人，是在救别人的命，他们应该得到一个奖章，而不是得到惩罚。”，引来了许多人的唾骂。也有些经济学人站在了反方，写文章声讨。在这场举国出力的防疫战中，口罩等防疫用品到底该不该涨价？政府又应该做些什么？

 

在我教授本科生《微观经济学原理》课程中使用的Daron Acemoglu, David Laibson, John List三位经济学大师合著的《Microeconomics》一书中有这样一个作者John List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居住在飓风频发的弗罗里达州时亲历的案例：每当飓风来临，瓶装水、家用发电机和用来加固窗户的胶合板等物资都会需求大增。这时，价格会自然上涨，追逐利润的愿望促使来自外州的卡车满载着货物源源不断地开来，满足弗罗里达州上升的需求。价格的上涨当然也会引发民怨，有时政府会采取强制措施保持价格不变，导致外来供给减少。而供不应求的另一个后果是不能运用价格手段有效分配，人们排起长队，晚到的人买不到瓶装水喝。

 

看起来是不是和我们的口罩问题很相似？不过，我们可以再仔细想想。疫情中的口罩和飓风时的瓶装水还是有些差别的。

 

首先，口罩是用来阻挡病毒传播的，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也就是说使用口罩对别人有好处。患者戴口罩可以防止别人被传染；而健康人戴口罩不但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别人，因为少一个人被感染，人群被感染的机会就小一些。飓风时的瓶装水就没有这样的外部性了。在经济学中，有外部性的商品如果不加干预往往会用量低于社会最优值，因为每个人在购买时通常只考虑对自己的好处，而忽略对别人的好处。这时，经济学家的解决方法一般是由政府补贴买家或卖家，一单位产品有多大外部性就补贴多少，使得外部性被反映在价格中。这在经济学中也叫将外部性内部化。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解决方法与简单地限制价格完全不同。被补贴后价格可以更好地发挥它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其次，价格飞涨容易引起恐慌和哄抢。在飓风来临前哄抢瓶装水只是消耗了时间和精力，而在疫情中哄抢口罩则面临着人群聚集接触引发不必要感染的风险。在上海市政府通过全市各大药店供应平价口罩的第一天上午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问题。大量民众在寒风中戴着口罩排着长队，担心被一起排队的人传染。排在后面的人没买到口罩还损失了一个口罩。在每人限购5个口罩但缺乏监管的情况下，有的店员因为不赚钱还要冒着接触大量人群自己被感染的危险，主动建议早来的买家大量购买，违反了政府供应平价口罩的初衷。恐慌和哄抢也会导致买得到的人大量囤货，加剧供需矛盾。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如果不允许涨价，供给被抑制，对未来口罩仍然供不应求的预期同样会引发囤货。这时卖家会囤货等待更加赚钱或更加安全的时机卖出，而买家则会惧怕将来更难买到想方设法囤货。

 

第三，有些人可能会因为经济困难或者对戴口罩必要性的认识不足而在口罩涨价时买不起口罩或者选择不购买口罩，而他们付出的可能是生命的代价，他们的染病也会给其他人带来威胁。而弗罗里达州居民在飓风来临时购买瓶装水几乎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不应该把生的权力只留给富人和判断力高的人。

 

第四，中国这么多人口，疫情这么严重，对口罩的需求已经远远超过产能，甚至全世界的库存都运到中国也不一定够用。再加上中国本身就是口罩的最大生产国，疫情加上春节工人返乡、工厂停工，武汉封城加上全国乃至全世界与中国的交通运输受阻，使得供给大大减少。病毒的微小又对口罩的质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戴不合标准的口罩起不到应有的防护作用。这和小小一个弗罗里达州的瓶装水问题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对抗新冠疫情是一场持久战，也是我们未曾经历过的对抗全新病毒的战役，充满不确定性。我们不知道它会感染多少人，持续多长时间，而它的危害程度与每个人的日常决策都息息相关。这也是和飓风这种频繁发生且转瞬即逝的自然灾害完全不同的。

 

综合以上这些原因，口罩等防疫用品到底该不该涨价，政府又应该做些什么是一个我们无法根据经验马上下结论的全新问题。正确的答案需要我们了解需求、供给和民众的想法。作为一位经济学研究者，我想到要调查需求并广泛收集民意，我们的问卷调查应运而生。

 

在不到两天里，我们通过微信和问卷星收集了704份答卷。参与调查的人有10.65%有重点地区居住、旅行或接触史，0.57%的参与人自己或家人有新冠肺炎的确诊或疑似症状。63.49%的参与者为女性，平均家庭人口数为3.57。参与者年龄、健康状态、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和职业分布如下。

 

 

疫情期间人均一周出门次数为1.97次（选择7次及以上的我们按10次估算）。33.1%的参与者在疫情期间一周没有出门，40.48%一周出门1到2次，16.19%一周出门3到4次，5.11%的人一周出门7次及以上。

 

 

疫情期间，调查参与者出门目的排名第一的是购物，其次是散步或遛狗，11.46%的人仍在工作，其它原因主要有倒垃圾、取快递、看病、看望病人、老人等，出去聚会或游玩的人很少，说明政府宣传到位，大家也比较重视。

 

 

疫情期间，96.16%的调查参与者出门会戴口罩。大家佩戴的口罩以医用口罩最多，其次是KN95/N95/N90/KN90口罩或普通一次性口罩。少数人出门也会佩戴布口罩。考虑到同一个人因为不同原因去不同目的地可能选用不同种类的口罩，此题为多选题，因此各项答案比例之和超过100%。

 

 

在疫情期间，调查参与者一周人均大约会使用2.88只口罩（选择10只及以上的我们按12个估算）。68.25%的人一周使用1到3个口罩。有4.04%的人一周使用7到9个口罩，3.9%的人一周使用10个以上的口罩，很有可能是因为工作或看病需要。

 

调查参与者家里口罩的储备量平均还可以使用10.35天（选择30天以上的我们按45天估算）。13.71%的人家里没有库存。31.17%的人家储备量够用1-5天，24.1%的人家储备量够用6-10天，7.36%的人家储备量够用30天以上。值得注意的是，73.15%的参与者目前还有购买口罩的需求。

 

 

在仍然有购买口罩需求的515人中，97.09%购买口罩是为了日常家庭出行使用，22.52%为不便购买的亲戚朋友代买，8.35%为了救援疫情重灾区。还有3.11%选择其它原因，主要是为了工作需要、孩子返校乘坐交通工具、目前已购买的口罩防护级别不够或者作为储备，有一个人是替小区物业买。由于同一个人可能同时有不同的购买原因，本题为多选题。

 

 

在疫情期间，调查参与者自己购买口罩时能接受的涨幅平均为43.85%。21.17%的人不接受涨价，50.29%的人可以接受50%以内的涨幅，19.81%的人能接受50%到100%的涨幅，4.08%的人能接受200%以上的涨幅。

 

 

在能够接受口罩涨价的406人中，能接受商家涨价的原因依次是“健康和生命最重要，价格高些也能接受”（60.34%）、“商家成本上升，不能让他们亏本”（57.64%）、“解决供需矛盾，让口罩被更需要的人买到”（47.04%）、“间接为社会做贡献，是对奋斗在生产线上的工人辛勤劳作的补偿和鼓舞”（42.12%）、“涨价了可以减少排队等候的时间”（9.36%）。此题为多选题。

 

 

而不能够接受口罩涨价的109人的理由依次是“这时候涨价是发国难财”（80.73%）、“作为中国人，卖家有义务帮助消灭疫情”（44.04%）、“涨价之后一些有感染风险的人可能买不起了”（41.28%）、“我已经屯了足够的货，不需要购买了”(1.83%)、“我抵抗力强，不需要口罩” (0.92%)。选择其它原因的7位参与者中五位提供了自己的理由，分别是：“口罩有强烈的外部性”、 “口罩是消耗品，流行病发生期使用频率高，如果涨价，低收入家庭得不到保护，不利于疾病防控。” “N95效果最好，如果涨价到一百一个，而这个口罩基本一天一换，这样只能说有钱人保命没钱人等死。”、“防止外国资本会趁机干预，……, 展示出国家对应急突发事件的响应能力，……, 树立帮助中国度过难关而不是趁机发中国的国难财的意识，显示中国的大国风范。”、“涨价父母就不买了，说什么非典都没事。”。在次对这些参与者表示感谢！此题也为多选题。

 

 

接下来，我们假设参与者想购买的普通一次性口罩原价1元1个，N95口罩原价15元1个，征求在原价、涨价50%或100%时参与者分别想购买多少。平均每个人的需求曲线如下。从图十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疫情期间口罩成了“生活必需品”，对口罩的需求还是存在一定的价格弹性的。也就是说，价格上涨的确会降低需求，而这个降低主要是减少购买数量，而不是让很多人从购买变为不购买。我们计算出的普通一次性口罩和N95口罩价格从原价到涨价50%和从涨价50%到涨价100%时用中间点法计算出的平均价格弹性分别为-0.115、-0.382和-0.188、-0.813。

 

 

在不允许涨价政策出台后，693位曾经试图购买口罩的参与者中有33.04%的人发现商家仍有涨价情况，而52.24%的人回答根本买不到。

 

对政府下发的不允许口罩涨价的政策，40.63%的调查参与者表示“支持，杜绝发国难财情况”, 36.22%表示“基本支持，但是政府应对厂商给予补贴”, 20.17%认为“值得肯定，但是干预过度，应允许商家根据成本变化适当涨价”，2.27%表示“不支持，完全违背市场经济规律”。

 

 

政策建议：

 

在疫情暴发时，口罩具有正的外部性，需要政府补贴（不同于价格管制）。具体补贴金额需要专业人士根据数据进行测算。但是由于需求徒增而且不确定，供应又严重不足，价格保障可能造成恐慌和抢购，一些正常需求人群可能抢不到，某些低收入人群也可能买不起，所以同时需要政府帮忙保证一些基本需求。需求应分为一下几个层级，用不同的方式加以干预：

 

1.对于医院医护人员的需求应该直接国家拨款统一调配。但是目前仅靠政府提供还远不能满足这部分需求，医院纷纷出面向社会求救。民间自发组织的大量募捐活动各自为政，且很多点对点直接运送到医院以提高捐助效率，需要有统一的平台信息共享。建议政府建立信息交流中心，公布国家统一调配物资的详细去向信息，并让民间组织共享信息平台公布捐助信息，减少资源的低效分配。

 

2.对患病人群特别是重症患者，首先应该隔离治疗，至少是有效隔离和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最近一线医生提出的利用闲置宾馆或其它现有空置场馆为轻症病人和疑似病人提供隔离场所的建议非常好。确诊和疑似患者以及患者家属的防疫物资应该作为第二级别需求，优先保障，由政府补贴和供给。

 

3.对其他疾病的患者以及患者家属、人流密集场所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检疫人员的防疫物资应该作为第三级别需求。患者以及患者家属应该可以通过医院购买口罩，人流密集场所的工作人员由国家统筹，单位发放口罩。

 

4.对于有被感染风险的普通百姓，因为绝大多数人愿意自掏腰包以适当高于平时的价格购买必要的防护用品。政府可以允许卖家适当调高价格（起码不能亏本）为百姓提供基本保障需要的数量，最好由政府出面统一采购并通过社区进行发放和收取费用。这部分防护用品不需要达到医用级别。

 

5.最后，如果还有供给，政府应该允许卖家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定价。在基本需求已经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是否愿意高价购买额外的防护物资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不需要政府干预。在感染病例非常有限的地区，建议所有市场交易都放开价格管制。

 

结尾

 

由于时间限制，我们目前只提供对调查结果的统计性描述。进一步的分析将在未来进行补充。同时，我们希望尽量客观地展现调查结果，不做过多主观评价。在调查问卷最后我们还设置了开发式的问题征求对相关政策的建议。这部分结果我们会在整理后公布。

 

我们得到的答案有可能受到我们提供选项的影响。比如，有经济学家质疑我们给出的涨幅太小，但是鉴于目前舆论的导向和一些民众对防疫物资涨价的激动情绪，我们选择了比较有限的涨幅。

 

目前我们获得的样本量和样本多样化程度还十分有限。我们在继续采集结果的过程中。欢迎您扫码下图中的二维码参与调查。也恳请您广泛转发以便更多人能够参与调查表达他们的心声。谢谢！

 

最后，衷心感谢我的硕士研究生陈露帮助我设计和制作问卷并整理数据；感谢硕士生王柳鸿、我的同事陈体标老师、王雏老师、何超老师、博士后李合怡、金培振、同行孟涓涓老师、陆方文老师等人对问卷设计提出的宝贵建议；感谢大量同行、学生、家人、朋友帮助转发问卷；也感谢所有抽出宝贵时间填写问卷的人！希望我们能尽快度过难关，战胜疫情！向所有参与抗疫的工作人员致敬！作为一位在武汉生长了12年的“武汉伢”，衷心祝愿武汉的明天更美好！

 

本文作者：龚冰琳，华东师范大学经管学部研究员、紫江青年学者、博士生导师。本文为2020-2-2第一版，并不断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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