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Folke O, Rickne J. All the single ladies: Job promotions and the durability of marriag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FORTHCOMING)

 

一、背景

 

现代女性的社会角色是什么？传统的家庭分工认为女性应该多更地“相夫教子”是女性的社会角色，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工作领域，虽然“妇女能顶半边天”，但现实中，无论是业界还是政界，男性仍然占据着绝大部分顶层位置。

 

为什么女性在职场的发展速度远远慢于男性，作者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相较于女性的传统角色——家庭主妇，那些在职场中大显身手的现代女性，面临着更来自世俗关于其社会定位方面的压力，这并不是随口说说而已，已有大量的文献提供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的证据：

 

1、 当妻子进入劳动力市场或者薪水有提升时，离婚率有提升；

 

2、 “什么都有”的女性比“只有家庭”的女性，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更低；

 

3、 甚至为了避免比自己的丈夫“更成功”，女性主动选择放弃职场晋升机会。

 

4、 ……

 

作为一名女性科研工作者，感觉这些年的工作足迹已经离“传统的女性角色”越来越远了，看到这里表示很慌，文章一开头就上了这么“骇人惊闻”的引言，不由得加快了阅读这篇文章的步伐。

 

二、结论

 

简而言之，本文主要探讨夫妻双方的经济行为与婚姻持续之间的关系，这一“经济行为”主要是指当伴侣获得职位晋升后，婚姻状态是否受此影响。

 

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结论，那么先放上来：

 

We find that a promotion to a top job leads to an increased rate of divorce among women, but not among men.

 

即：妻子职位晋升显著地增加了夫妻离婚的可能性，但对男性而言，没有影响。

 

而什么样的婚姻在妻子获得职位晋升后更有可能离婚呢？

 

1、妻子年龄比丈夫小得多；

 

2、妻子休了更多的育儿假时间

 

这里要补充一下关于瑞典育儿假的背景，瑞典每个家庭的带薪育儿假共有480天，其中有60天是分别分给父亲和母亲的，剩下的带薪育儿假可以由母亲和父亲共享，也就是说，剩下的360天，由夫妻双方自行分配由谁在家带孩子，谁继续去职场打拼。可以说，瑞典政府的政策向来支持夫妻双方的共同发展，同时也是世界上性别观念最平等的国家之一，公众对两性平等的支持达到了最高水平，而越来越多的瑞典女性已经做到育儿工作两不误。因此，文章认为，瑞典的样本对于所研究的话题而言具有代表性。

 

另外，夫妻关系中最令人关注的双方相对收入是否影响婚姻状况，文章也做了讨论，对于夫妻双方的收入，作者做了以下分组：

 

1、 如果丈夫的收入超过家庭总收入的60%，这样的家庭定义为“traditional”

 

2、 如果妻子的收入超过家庭总收入的60%，这样的家庭定义为“reverse traditional”

 

3、 如果夫妻双方的收入比较均衡，占家庭总收入的40%-60%，这样的家庭定义为“dual-earner”

 

结果发现，三年后，相对收入没有变化的夫妻，离婚率为6%，而当家庭相对收入从“dual-earner”变为“reverse traditional”，即变化原因是由于妻子晋升导致时，离婚率高达15%，而变为“traditional”的情况下，离婚率只有3%。

 

三、内容

 

1、 职位晋升与离不离婚

 

文章的一大核心问题是要解决如何衡量“职位晋升”，作者选取了三种职位作为考量：

 

第一种和第二种职位来自政府公共部门：地方市长和国家议员；第三种职位来自私营部门：雇员超过100人的公司CEO。

 

这三个职位代表着经济中的“高级职位”，拥有“地位高，工作时间长，平均收入占收入的前5%”的特性。在实证分析晋升对于婚姻稳定的影响结果时，考察了三种不同的职位晋升情况；在后文分析可能的影响机制时候，只使用了第一种和第二种职位。

 

瑞典特殊的选举让成为市长/议员类似于随机试验，即当选只跟制度有关，而跟被选举人的能力无关（选举制度细节太多，有兴趣读者可以自行查阅）。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职位晋升”和“离婚”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比如，职场女性可能天生对婚姻兴趣不大，本身就具有更容易离婚的特性（虽然这一选举制度不能完全等同于随机试验，但就研究话题而言已是最为适合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把成功当选市长/议员的女性和男性在当选前后婚姻状况进行对比，即可得出文章的结论。

（Close election表示获胜方票数不超过5%，传统认为是“势均力敌”的竞选。）

 

图7左边是女性当选前后婚姻状况，右边是男性状况，垂直线是当选时间，黑色实线标明成功当选（即获得职位晋升），灰色虚线表示未能成功当选（即没有获得职位晋升）。可以看出，对于女性而言，当选后婚姻持续度急速下降，而对于男性而言变化不大甚至有所上升。而女性内部的数据则显示，与未当选的女性相比，当选成功的女性在三年内离婚的概率要高7%-8%。

 

接下来，文章继续进行回归分析，实证方程如下：

Y表示个体在竞选成功三年后是否离婚，P表示个体竞选成功/失败状态，W表示性别变量，S是政党变量，回归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结果如下，与前文直接的统计性数据显示基本一致。面板A为全样本，B/C分别未单独考察女性样本和男性样本，同时考虑了7种不同的竞选状况，包括竞选结果是否是倾倒式/势均力敌式，以及是否同时竞选市长和议员。

接下来，作者所使用是否当选为公司CEO作为补充分析，结果如下，依旧一致。

2、 可能存在的机制

 

1） 钱？

 

用家庭相对收入结构来考察，即前文提到 “traditional”“reverse traditional”“dual-earner”。在这一部分里，文章考虑了职位晋升对于不同家庭种类婚姻持续度的影响，在原本是“dual-earner”种类的家庭中，女性获得晋升后的离婚率明显不同于其他两类家庭。同时，考虑到职位晋升对于家庭相对收入也会带来相应的影响，而相对收入也会影响婚姻持续度，作者进一步考察了职位晋升对于配偶收入的影响，如图10所示，无论在何种家庭结构中，男性因为配偶晋升所导致的收入变化影响远远小于女性，这可能是因为在晋升前，女性已经获得了经济独立，家庭中的夫妻双方已经实现彼此的“财务自由”，因此晋升带来的相对收入变化并不是影响婚姻持续度的原因，还是应该聚焦于“晋升”这件事本身对于婚姻持续度的影响。

2） 婚姻预期？

 

夫妻双方在选择结婚这一行为时，对未来婚姻中彼此的定位是有一定的预期，对于男性而言，如果在结婚前预期是自己希望有一个“男性主导”的婚姻，这部分男性会更大程度选择年龄更小的女性作为配偶，在育儿假的分配上，他们预期也会希望妻子更多育儿休假时间，自己去职场工作。因此，一旦女性在这样的婚姻中取得晋升，表明妻子的行为与丈夫的婚姻预期出现了较大差异，因此也更容易离婚。

 

文章考察夫妻年龄差和育儿假不同分配情况下的离婚情况，如下图所示：

3） 是否有孩子、孩子年龄、结婚时双方年龄

 

一言以蔽之：都没啥影响。

 

四、影响

 

看了文章的主要内容和结论，有一个也很关心的问题随之而来，因为工作晋升而导致离婚对于夫妻双方来说，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从数据来看，作者呈现了一组数据对比，下图可见：

结果显示，离婚对于女性的事业并无显著的坏影响，而对于男性而言，事业成功的男性往往具有婚姻幸福家庭美满的特点（注意这两句话的前后并不是充要条件）。可以说，婚姻为男性提供了重要的职业功能，而并不同样影响女性。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工作晋升导致更多女性离婚，对于对社会而言呢？作者认为这可能导致社会福利地下降，因为很有可能本应该获得晋升的女性为了保持自己家庭的完整选择不晋升，特别是当夫妻双方均认为“家庭”是“最重要”的时候，所做出的的选择往往有可能背离个人“本该”的选择。

 

五、写在最后

 

这是一篇既简单又复杂的实证论文，简单在于其实证策略一目了然结果也明明白白，复杂在于除了要恶补相应的瑞典知识之外，还得设身处地体会男性和女性对于同一问题的态度，以及在单身、结婚、离婚、再婚等多种角色中切换，太难了。

 

作为一名女性科研工作者，在看完这篇文章后，陷入了长达1分钟的沉思，恰好微信姐妹群里的一条吐槽消息传来：

 

国家提倡二胎，

 

医院提倡母乳，

 

专家不提倡隔代养娃，

 

社会要求新时代女性要经济独立，

 

宝宝渴望妈妈时刻相伴，

 

老公希望妻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女人啊，你怎么不上天啊！

 

虽然只是一句吐槽顺口溜，也折射出许多现实问题。这个社会的包容度越来越高，我们也看到了女性在各个舞台上处处发光发热，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单身的女性爱自己更多、恋爱的女性遇到的都是对的人、结婚的女性家庭幸福、离婚的女性更加勇敢，以及，无论处于什么状态的女性，都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以及成为更开心更健康的自己。

 

文章原题为：“职位晋升与离不离婚 All the single ladies”

 

Abstract

 

All the single ladies: Job promotions and the durability of marriage

 

We study how promotions to top jobs affect the probability of divorce. We compare the relationship trajectories of winning and losing candidates for mayor and parliamentarian, and find that a promotion to one of these jobs doubles the baseline probability of divorce for women, but not for men. We also find a widening gender gap in divorce rates for men and women after being promoted to CEO. An analysis of possible mechanisms shows that divorces are concentrated in more gender-traditional couples, while women in more gender-equal couples are unaff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