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谢安宁

原文信息：Yann Algan, Pierre Cahuc."Inherited Trust and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Review, Vol. 100, No. 5 (DECEMBER 2010), 2060-2092.

 

一、摘要

 

本文是2010年发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一篇实证文章，它以信任的传承成分（inherited component of trust）及其时间变化（time variation）为重点，提出了一种研究“信任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新方法。本文发现，美国移民后代所继承的信任水平受到原籍国（the country of origin）和祖先到达时间（timing of arrival of borebears）的显著影响。因此，我们采用美国移民后代的信任水平作为衡量他们从原籍国所继承的信任水平的时变尺度。这一策略通过控制国家的固定效应，可以识别出“继承信任”对20世纪全球增长的因果影响。

 

二、引言

 

什么是造成国家之间经济增长水平的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这一问题众说纷纭。越来越多的文献认为，信任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经济学家研究信任与增长的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来自于缺乏时间维度的数据。以往的研究在没有任何时间变化的情况下识别信任对跨国或跨地区人均收入差异的影响，无法控制国家或地区层面可能同时影响信任和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从而不能解决内生性问题。而一些文献指出：信任本身只是吸收了法律起源、制度质量、初等教育、分裂程度、地理因素等时不变特征的更深层次影响。因此，研究信任水平本身是否真的能够解释经济增长，需要找到测量信任水平跨时间变化的方法。

 

本文利用美国后裔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移民祖先那里继承的信任来检测原籍国的继承信任水平的变化。通过关注信任的遗传部分，避免了反向因果关系；通过控制国家固定效应，可以控制其他国家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遗漏变量。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国家的固定效应、过去的经济发展和制度的变化后，遗传信任的变化依然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1935年至2000年期间经济发展的变化。当本文观察其他时期，如1910-2000年，以及控制其他制度、文化价值观、宗教或教育的演变时，这个结果仍然成立。

 

三、识别策略

 

（一）遗传信任水平的估计

 

如何测量美国移民后裔遗传的信任水平？文章首先需要识别移民代际。作者通过GSS数据将样本分为第二代美国人：所有祖父母是移民，至多父母中一个生于美国；第三代美国人：至多祖父母中两个生于美国，父母均生于美国；第四代美国人：至少3个祖父母生于美国，父母均生于美国。假设两代人之间相隔25年。信任水平来自GSS的问卷调查的问题“您是否觉得大多数人可以被信任？”，其中“认为大多数人值得信任”赋值为1，“看情况而定（depends）”和“再谨慎不过为好”赋值为0。（稳健性检验中删除depends、或把depends赋值为1均通过检验。）

 

同时，确认遗传信任和T时期经济产出之间所施加的滞后时间为25年。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对足够大的周期差距的关注，在模型的基准估计中考虑了两个时期：1935-1938年和2000-2003年。因此，1935——1938年的遗传信任来自于1910年前的移民，样本中包括出生于1910年前的第二代美国人、出生于1935年前的第三代美国人、出生于1960年前的第四代美国人。2000——2003年的遗传信任来自1910——1975年的移民，样本包括出生于1910——1975年的第二代美国人，出生于1935年后的第三代美国人，出生于1960年后的第四代美国人。

 

通过估计如下模型，因变量Y是美国移民后裔当代的信任水平，在控制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一系列控制变量后，用1935年和2000年样本分别回归所得到的国家固定效应系数 作为遗传信任水平：

 

（二）遗传信任与母国信任水平的相关性和波动性

 

本文进一步检验了遗传信任和原籍国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以下两个假设：（1）如果真的存在信任的代际传递，美国移民后裔的信任水平和同时期原籍国的信任水平有显著关系。（2）如果在一段时期内原籍国的信任会演化，20世纪初所遗传的信任和当今原籍国的信任水平相关关系弱。实证结果证实了两个假设。作者进一步做了稳健性检验，如果能够发现来自某国的遗传信任与另一国现在的信任水平显著相关，那么说明该结果不可信。从24个原籍国中随机分配其平均信任水平，结果不显著，检验通过。

 

（三）遗传信任与经济增长

 

本文首先估计了1935年和2000的遗传信任对于人均收入的影响。因变量是1935年和2000年相对于瑞典的收入差距；关键解释变量是各国相对于瑞典的遗传的信任水平（固定效应系数），二者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且这一结论在加入其他国家控制变量和国家固定效应后依然成立。

 

作者进一步分析了1935——2000年间信任的波动对于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使用一阶差分模型做了如下估计。结果依然显著。

 

然后，作者估计了遗传信任的数量效应。根据表6第四栏的系数结果，若该国遗传信任的水平和瑞典的一样，估计2000-2003年期间国家人均收入的变化水平；类似的，给出若1930年的经济水平同瑞典一样、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个体特征同瑞典一样，估计2000-2003年期间国家人均收入的变化水平。

 

结果发现：发达国家相对于瑞典的人均收入的变化，绝大多数可以由遗传信任的差异所解释的。这一结果可以理解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环境和政治体制与瑞典相近。初始经济因素和不变因素大体上解释了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相对瑞典的大部分差异。但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信任的演变也对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1、为了避免时变因素（ time varying factors ）的影响，增加了遗传信任与增长之间的滞后为50年和75年，结果依然显著。

 

2、为了确保我们之前的结果不受1935-2000年间的重大事件的影响，我们考虑1910年和2000年的人均收入与遗传信任的影响。这两个时期被二十世纪的主要事件隔开，包括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的危机，以及世界上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的出现。结果依然显著。

 

3、考虑到遗传信任的变化可能代表了更普遍的文化态度或社会规范的变化，我们加入宗教、基础教育入学率等其他文化态度的控制变量，以解决遗漏变量的问题。结果依然显著。

 

（五）结论

 

本文给出了研究信任和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的新的实证策略，新颖之处在于从实证上确定信任的时间变化，并将信任的时间变化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通过利用美国移民遗传信任的演变来检测原籍国遗传信任的历史变化。这使我们能够分析继承信任的变化与原籍国人均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

 

本文还有尚待解决的问题：即遗传信任变化的根本原因。20世纪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包括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出现，这些都会影响遗传信任的水平，而这一问题留待以后继续研究。

 

（六）点评

 

1、本文研究了经济学中关于“信任与增长”这一重大问题，并通过代际之间的遗传来解决反向因果问题，通过测量信任的时间变化来解决遗漏变量偏误的问题，这一识别策略值得学习。但是，遗传信任在时间上的波动性是偶然事件还是必然的结果需要进一步论证。

 

2、由于固定效应本身控制的是国家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那些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因此是否能够将这一系数解释为遗传信任值得质疑。此外，固定效应系数存在着伴随参数的问题，国家固定效应的系数等于组内均值的拟合值，本身并不是国家特征的一致估计。因此，系数的估计本身是不一致的，将固定效应系数提取出来进行研究有待考证。

 

3、该文章本质上讨论的是国富国穷的问题，将经济增长的波动归因于遗传信任的波动，在政策启示上的意义不明朗。

 

Abstract

 

This paper develops a new method to uncover the causal effect of trust on economic growth byfocusing on the inherited component o ftrust and its time variation. We show that inherited trust of descendants of US immigrants i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country of origin and the timing of arrival of their forebears.We thus use the inherited trust of descendants of US immigrants as a time-varying measure of inherited trust in their country oforigin.This strategy allow stoidentify the sizeable causal impactofinherited truston worldwide growth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controlling for country fixed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