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杨羚璇

推文信息：Bonsall S B , Koharki K , Watson L . Deciphering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Credit Rating Disagreement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7

 

摘要：本研究探讨了避税行为在信用评级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评级机构对避税行为风险相关性的解释是否存在差异。使用1994年至2013年债券发行的初始信用评级样本，本文的证据与穆迪(Moody 's Investors Service)和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 's)对避税行为相关成本和收益的评估是一致的，两者的评估过程的差异，导致评级结果的差异更加频繁和明显。在税收状况不确定程度相对较高、海外经营、高研发投入或税收脚注不透明三种情形下，两家机构的评级结果在避税行为上的差异最显著。这项研究表明，公司有能力缓解或加剧评级机构的评级差异。本文的研究通过解答为什么复杂的信息中介对避税行为的风险相关性存在差异，对现有研究进行了补充，文章还揭示了企业如何影响评级机构对避税行为的理解。

 

引言

 

本研究旨在探讨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经验丰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影响。具体来说，本文研究了在信用评级过程中，信用评级机构如何应对企业避税行为带来的固有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往的文献表明，避税行为会产生显著的风险。由于税务交易和披露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这些风险很难被解释。财务报表使用者在信息获取、复杂程度和分析程序上的差异可以极大地影响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税务状况的评估。

 

信用评级机构可以从债券发行人一方获取企业内部重要的非公开信息并对复杂的信息进行分析处理，成为市场参与者中一个独特的中介机构，这些非公开信息包括关键交易、销售和资本预算在内的多年财务报表预测，以及有关新产品线或市场的专有信息。由于信用评级机构丰富的经验和信息获取能力，法规和合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用评级。此外，作为意见提供者，信用评级机构的信息增量价值超过了其他能够获得非公开信息的中介机构，因为评级机构在其信用评价中必须考虑到公司的整体信誉。

 

即使评级机构可以获得更多关于企业避税行为活动的详细内部信息，评级机构之间关于税收风险的评价仍然存在很大差异。这是因为避税行为的行为通常会导致一系列后果，而这些后果的重要性需要做出重大判断。因此，本文假设避税行为与信用评级机构的意见差异正相关。

 

本文通过三种不同的指标来考察避税行为，这些指标包括公认会计原则(GAAP)有效税率(ETR)、五年现金ETR 以及Henry和Sansing(2014)提出的五年代理现金避税行为。本文用两种方式来定义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差异: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 ' s Investors Service)和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 's)之间存在差异普尔(S&P)初始信用评级差与穆迪(Moody’s)和标普初始信用评级差的绝对值。

 

由于信用评级机构是有经验的信息使用者，但是企业的避税行为变的难以解释，避税行为的存在使评级过程变得更加困难与复杂。因此，本文假定当企业从事更不确定的(确定的)避税行为时，避税行为与评级机构意见分歧之间存在递增的正(负)关联。

 

税收不确定性也可能来自公司收入在不同司法管辖区的转移。如果企业有重大的海外活动或重大的研发活动或两者兼备，企业就有最大的机会利用收入转移来减少纳税。因此，本文也研究了国外收入和研发费用是否放大了避税行为与信用评级不一致之间的关联。本文得出的结论与本文的预期相符。总体而言，评级机构能够评估简单避税行为策略的风险相关性，但难以解释更复杂和不确定的避税行为。

 

公司税收披露可以影响评级机构对公司信用风险的评估。因此，本文假定，当企业提供更多(较少)透明的税务披露时，避税行为与评级机构分歧之间存在一种递增的负(正)关联。本文的结论与本文的预期相符。这些发现与评级机构利用税务脚注中的信息披露来提高对发行人避税行为的理解是一致的。

 

研究设计

 

作者选用1994年至2013年发行债券和中期票据的上市公司，从而集中研究债券发行过程中的信用评级，因为债券并不是都在发行日才获得信用评级，因此作者保留债券发行前30天从穆迪（Mood’s）和标普（S&P）获得的债券信用评级，其余关于债券的数据来自FISD（美国固定收益债券数据库）。最终文中使用45191个拥有信用评级的债券样本，为了获得发行人财务数据，作者将每一笔债券同COMPUSTAT数据库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合并，剔除金融行业公司和多次一个月中多次发行债券的公司，最终得到4780个公司-年样本观测值。

 

（1）税收规避与信用评级差异

 

参考Livington(2007)的研究，作者构建如下模型（Logit and Ologit）：

其中，Disagreement使用两个替代变量，其一以Split表示，当穆迪与标普存在评级差异时，定义为1，否则为0；为了表示差异的大小，文中使用第二个替代变量SplitMag，表示将信用评级从高到底编码后，穆迪与标普之间的评级差异，这一指标数值从1到6，表示差异从小到大。同时，文章使用三个指标替代税收规避，首先使用两种有效税率的方法，这两种有效税率被广泛认为代表了广泛的避税行为活动（Dyreng，2008）。其一为ETR5，定义为公司的总税费除以特殊项目前的税前收入。CETR5相等于支付的现金税除以特别项目前的税前收入。此外，文章使用Delta5，指扣除法定税率和特别项目前税额之和，除以总市值。文章将所有关于税收规避的变量乘以-1，因此当b1>0时，说明税收规避程度越高，信用评级差异越大，这也符合文章的基本假设。如果评级机构拥有较高的分析能力且能以私有信息进行评级判断，那么b1很有可能不会显著。本文使用的其他控制变量请参考原文，此处不再赘述。

 

税收规避与信用评级差异的实证结果如下所示，TABLE3中，所有指代税收规避的指标与所有评级差异指标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当企业更有效地利用税收规避手段降低税收时，债券评级分歧的程度就会增加，避税行为足以增加评级机构的规模“对发行人的不一致”索赔支付能力。

（2）税收规避的复杂性和信息披露问题对信用评级差异的调节作用

 

上文的研究证实，信用评级机构对于企业避税行为有这不同的看法，这表明信贷分析人士在解释其对满足未来借款义务的影响方面会重视税收规避带来的影响。为了检验税收规避过程中的复杂性和信息披露的调节通，因此在后文中，作者加入了一系列调节变量，其中包括HighTaxAvoidance，当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在行业中属于第一层级时，取值为1，否则为0。文章使用HighUncertainty衡量税收不确定性，当企业年度税收优惠处在同行业中第一层级时，定义为1，否则为0。对此的检验如下所示：

从TABLE4中可以看出，相比于较低水平的税收规划，高水平税收规划的企业收到了更具差异的信用评级，以及税收不确定性增加了信用评级差异。这一结果表明，相对较高水平的税收不确定性，评级机构在没有从事高水平避税行为的公司中存在更多分歧有关。同时表明，评级机构的差异在避税行为率较高的公司中逐渐变得更为明显，而这些公司的避税行为率也较高。

 

当企业在不同的税收管辖范围内转移应纳税所得时，税收的复杂性也会导致不确定性，拥有外国业务和研发活动的公司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转移收入。用于转移收入的所有权结构和公司间支付可能非常复杂，因此文章中预计这种复杂性会使信用评级机构的评估更加困难。作者使用两个变量衡量企业税收规避的复杂程度，即是否拥有海外业务和研发投入程度，当拥有的海外业务或者研发投入为行业中第一层级时，HighTaxComplexity取值为1，否则为0。同时，当拥有的海外业务或者研发投入为行业中最后一个层级时，LowTaxComplexity取值为1，否则为0。回归结果如下所示：

TABLE4的panelB与panelC中，HighComplexity与HighTaxAvoidance的交乘项均显著为正，说明拥有海外业务的结果与研究和开发活动所造成的复杂性相一致，均是造成税收规避复杂性的具体情况，这些发现揭示了评级机构分析人士在评级过程中面临更大的税务复杂性时的问题。当复杂性上升时，信用评级机构更加难以捕捉到准确的内部信息，从而产生差异化的评级。

 

此外作者还通过考察信息透明度，检验税收规避与评级差异的影响。以税务脚注透明度来衡量，其一使用税收脚注的句子的个数（Number of sentences）(TaxFN_Sent)，其二为税收脚注的字数（TaxFN_Nums），其三使用迷雾指数（InvTaxFN_Fog）用以衡量脚注句子的平均长度。与上文一样，使用交互效应模型，结论为信息透明度的上升减少了信用评级的差异。具体结果，此处不再赘述。

 

（3）避税行为变化与信用评级趋同

 

信用评级机构的目的是发布信用评级，这些信用评级通常不会出现明显波动，除非公司信贷风险变化（Covitz et al.,2003），且评级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更加复杂。来检验我们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假设，文章使用如下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避税行为筹划程度的变动，文中使用了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使用资产收益率的变化率（ROA），资产负债率的变化率（LEV），亏损额的变动（NOL），其他控制变量与前文保持一致。回归结果如下所示：

TABLE5中，Spli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在收到了来自穆迪和标普不同的评级意见后，在接下来的年度中降低了税收筹划程度。

 

最后，为了说明税收筹划程度的变动对于税收透明度的关系，文章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Converge表示穆迪和标普的信用评级在债券发行后一年达到一致的情况，当评级一致时，取值为1，否则为0。其他变量与前文相同，回归结果如下所示：

结果说明，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避税行为和披露透明度的变化会做出反应，这些变化影响评级机构在一段时间内就企业避税行为风险相关性达成共识的能力，研究结果还表明，评级差异的公司能够改变自己的行为，以消除评级差异。

 

结论

 

企业的避税行为往往需要高度复杂和不透明的环境，这种环境使得市场参与者很难对企业的收益与成本情况进行评估，因此也造成了信用评级的差异。这篇文章假设避税行为会以信息不对称的形式产生重要的非税成本，通过比较大的信用评级差异来体现。使用1994年至2013年债券发行的初始信用评级样本，本文的证据与穆迪(Moody 's Investors Service)和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 's)对避税行为相关成本和收益的评估是一致的，两者的评估过程的差异，导致评级结果的差异更加频繁和明显。在税收状况不确定程度相对较高、海外经营、高研发投入或税收脚注不透明三种情形下，两家机构的评级结果在避税行为上的差异最显著。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ole of tax avoidance in the credit‐rating process and whether differences exist in how rating agencies account for the risk relevance of tax avoidance. Using a sample of initial credit ratings assigned to public debt issuances during 1994–2013, our evidence is consistent with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and Standard & Poor's assessing the costs and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tax avoidance differently from one another, resulting in more frequent and pronounced rating agency disagreement. Rating agency disagreement over tax avoidance is most evident when it is accompanied by relatively high levels of uncertain tax positions, foreign activiti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or tax footnote opacity. We also find evidence that decreases (increases) in tax avoidance or tax footnote disclosure opacity are positively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convergence of split ratings. This suggests that firms can exacerbate or mitigate rating agency disagreement subsequent to bond issuance. Our study complements prior research by examining why sophisticated information intermediaries disagree about the risk relevance of tax avoidance. It also sheds light on how firms can influence rating agencies’ understanding of tax avoid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