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程明 熊俊珂

 

推文信息

 

CHEW Soo Hong (周恕弘), HUANG Wei(黄暐)and LI Xun(李汛) (2017). “DoesHaze CloudDecision Making?A Natural Laboratory Experiment”. Working paper (Available upon request)

 

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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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成绩下降？

暴力犯罪增加？

电影票房下降？

股票收益下降？

保险公司业绩下滑？

上学上班出勤率变低？

人们变得越来越自私，拒绝信任与合作？

……

这一切，可能都与它有关——

 

简介

 

雾霾对健康的危害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焦点，雾霾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发现，雾霾不仅危害健康，还会对金融市场、人力资本、生产效率、犯罪率等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然而，这其中的根源一直都是未解之谜。新加坡国立大学周恕弘教授与武汉大学黄暐和李汛两位助理教授的一项合作研究首次尝试利用“自然—实验室实验”方法研究雾霾对人类决策的因果效应，为雾霾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效应提供了解释。

 

在2012年10月五个PM2.5水平各异的日子里，被试者们在北京完成了一系列决策实验。然而，PM2.5的度量标准在2013年才广泛为中国公众所熟知，这有效防止了潜在的选择偏误问题。

 

研究结果发现，雾霾程度的提高——

 

1、增加了投资者面对投资组合时的风险厌恶程度、面对获利导向不确定性时的模糊厌恶程度，以及面对损失风险时的风险寻求行为。也就是说，雾霾日益严重，投资者的处置效应也会越来越大。

 

2、在时间偏好的决策中，受试者在雾霾天里表现得更不耐烦。

 

3、此外，雾霾天里，受试者在第二价格拍卖中减少了赢取拍品的动机，在选美博弈中更加偏离最优行为，在独裁者博弈中更为自私，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更加强调个人利益，在囚徒困境博弈中更加不愿合作。

 

本文的结果为近年来对雾霾与长、短期经济结果的研究提供了一条“雾霾—大脑—决策”路径，为相关发现做出了可能的解释。

 

实验发现得到的结果有着丰富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指导价值。空气污染的社会成本可能一直都被我们低估了，其对人们心理和精神上的损害，远比生理伤害来的更加严重，影响也更加深远。

 

有关这场自然—实验室实验

 

本实验的一项贡献在于研究雾霾对人类决策的因果效应。为此，研究者首次创造性地采用了“自然—实验室实验 (Natural-Laboratory Experiment)”的研究方法，可靠地识别出了因果关系。

 

传统上，经济学家应用自然实验或实验室实验等经济学实验方法研究事物的因果关系。在自然实验中，研究目标变量（如地震，计划生育政策等）必须为外生并在实验期间发生显著变化，且此变化不能被实验对象所预测，暴露于目标变量的实验对象须为随机分配，研究者从而得以进行因果推断。而在实验室实验中，研究者可以对各种潜在影响因素加以控制，采用带有激励的实验任务模拟现实，同时实验对象也被随机分配到不同实验处理中，这也使因果推断成为可能。本项研究创新地结合了两种研究方法，采用了“自然实验室实验”方法，可靠地揭示了雾霾对人们决策的因果影响。

 

在2012年10月五个空气状况迥异的日子里，从北京各大高校召集而来的601名大学生陆续来到实验室，进入预先随机指定好的场次完成一系列的有偿决策实验。整个实验的开展期从10月25日持续到10月31日，除去28、29日，一共有5个实验日，包含11个场次，每个场次持续约2小时，实验考察了被试者的风险偏好，时间偏好，社会偏好以及策略性思维。实验结束后，每人都能获得固定的实验参与费，外加一笔基于选择结果决定的实验所得。实验者把每个场次从实验前一小时到场次结束的时间段内平均pm2. 5水平作为本场受试者所处的雾霾环境指标。在实验中，前六个场次为高雾霾场，后五个场次为低雾霾场。通过计算出席率，发现高雾霾场的71.2%与低雾霾场70.1%的到场率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可以认为，这些事先就随机指定好参加某特定场次的被试者本身并没有对于空气污染方面有特殊的表征。（试想如果高雾霾场的出席率显著低于低雾霾场，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出席高雾霾场的那些少数个体，本身就比别人更加“大胆”呢？）

 

另外，雾霾的发生具有随机性，在当时不能被受试者们所预测。毕竟当时政府都还没有把PM2.5作为空气污染的指标，在实验开展的2012年10月，PM2. 5的概念在国内还处于大众非常陌生的阶段。这使得被试者们几乎不会被媒体宣传等渠道所传达的空气污染信息而受到心理影响。巧妙的时间选取，是本文研究最珍贵的核心价值所在——这场试验将再也无法复制！从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的搜索量来看，我们就能发现证据——

图中蓝色曲线表示关键词“雾霾”的搜索量，绿色曲线表示关键词“PM2.5”搜索量。在2013年以前，有关雾霾的相关搜索量寥寥无几，国内大众对PM2.5知之甚少。在包含实验的两周内（2012年10月21日到11月4日），有关“雾霾”和“PM2.5”的全国搜索量只有99次和1029次。在仅仅两个月后的2013年1月13日，二者的搜索量陡然飙升至29683次和25347次，而导火索则是当天北京发布了气象史上首个霾橙色预警，部分地区PM2.5实时浓度超过900微粒/立方米。自此，雾霾，尤其是PM2.5的概念，才算得上是真正走进了每一个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在众多有关雾霾与经济的研究中，本文搭建起了怎样的桥梁？

 

雾霾与股市

 

近期出现了很多有关空气污染对股票市场表现短期影响效应的研究。结果显示，股票收益与空气污染水平呈现出负相关。本文的发现，雾霾使得人们面对收益时表现出更大的风险厌恶和模糊厌恶，能给这些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释。

 

雾霾与犯罪行为

 

实验中我们发现，雾霾天里，人们变得更加“反社会”了。因此一众研究表示，空气污染与犯罪率正相关的结果，并不让人意外。

 

但本文还提供了另外一条有效的解释——面对小概率大损失事件时，雾霾增加了人们风险寻求的倾向。在每个蠢蠢欲动的潜在越界者眼中，犯罪虽然后果严重（被捕），但发生损失的概率却很小（侥幸心理），它能带来及时的利益，即使伴随着一定的延期风险。类似值得一提的还有腐败行为。很多腐败行为都是及时收益，以及小概率大损失，所以在雾霾环境中，腐败行为更有可能发生。这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环境治理和反腐败也密切相关。

 

雾霾与消费行为

 

许多消费行为中包含有不确定性成分。比如看电影，因为你不知道要看的电影是否精彩。国内有项有趣的研究，发现空气污染指数（API）的下降与电影票房和上座率的提高存在相关。这其中，雾霾对风险厌恶的影响或许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雾霾与劳动生产力&认知表现&教育

 

相当数量的研究都发现了空气污染与工人劳动生产效率之间的负相关。

 

2011年就有研究利用加利福尼亚的学生数据，发现了空气污染对学生学习成绩的长期不利影响。关于个体认知表现、学术能力等受到空气污染负向影响的研究也不在少数。

 

而本文通过分析受试者的决策发现，雾霾导致人们思维能力下降，同时削弱利社会倾向。这为这一类研究提供了部分解释。

 

本文的现实意义与政策指示

 

本文通过实验所得到的发现有着丰富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指导价值。它揭示了治理空气污染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比如实验中个体所表现出的雾霾和风险态度之间的关联，意味着金融市场监管部门需要把空气污染因素也纳入考察范围，受到污染相关风险态度影响的短期市场波动尤其应当被更多关注。雾霾使得受试者在独裁者博弈中吝于给予、在贡献博弈中投入更少用于共同资金的增长、在序贯囚徒困境中表现出更少的互惠行为。这些都意味着随着空气质量的下降，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友好和拒绝合作。

 

俗话讲，“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这说明了环境对人的重要性。从长期来看，破碎的人际网络与恶化的社会关系势必会危及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雾霾很可能会成为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那只手。

 

本文让我们意识到，空气污染的社会成本其实一直以来都被我们低估了！政策制定者通常从空气污染引起的医药支出来考核其危害，却往往忽视了其他方面。举例来说，我们发现雾霾让人们在制定资产选择策略时有更大的风险厌恶，这表明投资者们可能在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减少对股市的资金注入，这将会进一步加深企业的融资难困境；个体在序贯囚徒困境中所表现出的互惠减少也意味着糟糕的空气状况可能会降低人们的协作意愿，挫伤团队凝聚力，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生产水平，是经济增长之路上的绊脚石。

 

更需要警醒的是，空气污染对风险态度、认知力和学习能力的综合影响，后果远超出了单纯的生产力下降。从本文结果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创新与创业精神在云遮雾障的环境下也将气息奄奄，而我国大力推行的创新推动发展战略也很可能会因此变得窒碍难行。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在污浊的空气中成长，他们受到的伤害将远远不止一次呼吸道感染这么简单。空气污染对心理和精神上的损害，比简单的生理伤害更严重，也更深远。

 

最近十九大提出,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因此，当我们在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时，是否也应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大家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呢？我们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本文研究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我国当前实施的严格环保督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