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Glaeser E L, Rosenthal S S, Strange W C. Urban economics and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0, 67(1):1-14.

有篇网上热议的文章，提出一个问题：上海为什么产生不了马云？且不说答案是什么，这个问题提醒我们，创业跟城市有关。创业更多发生在城市里，有的城市更适合创业，创业成就了某些城市。今天的推文基础是大牛Glaeser等人发表在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上的一篇综述，分析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说是基础，因为里面夹带了一些私（nao）货（dong）。

什么是企业家

Webster’s Dictionary (1970, p. 467)将企业家定义为组织和管理商事活动的人,追求利润并相应地承担风险（A person who organizes and manages a business undertaking, assuming the risk for the sake of profit）。

怎样才算创业

作者将创业归纳为五个方面：自我雇佣——企业家就是自己的老板，小企业——开始公司规模一般比较小，所有权——企业家是公司的所有者，他们通过承担风险来获取回报，进入——创业意味着进入一个行业,创新——企业家是变革的代理人（Schumpeter, 1939）。但这并不是说，创业必须包括以上全部。企业家除了自我雇佣以外，也可以有其他身份，例如大学教师可以在保留教师身份的同时，去创业。在面临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时，在引入外部资本时，企业家也有可能不是企业的所有权人。例如我们谈滴滴是柳青的，很多人并不知道背后还有一个男人——程维，人家才是滴滴的创始人好吗(互联网企业的创始人能不被清出去也是少见)。那么，大学生卖煎饼算创业吗？说它是也是，毕竟意味着企业数量的增加；说它不是也不是，毕竟没有什么创新。当然，如果你有所创新，例如，像Subway一样可选培根吞拿鱼沙拉酱芥末酱……可在线支付可外卖可定期配送……（哟哟切克闹，煎饼果子来一套~）那么说创业也说得过去。

这样，又引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度量创业其实很困难。相对自雇佣比例而言，新成立企业数量是一个更好的度量创业的指标（然鹅这个数在中国有水分，后面再说）。新成立的小企业越多，意味着更有可能创新。

为什么关于创业的研究很少

JUE有57篇涉及“企业家”的文章，其中有21篇是1990年以前完成的，关于企业家的讨论集中在房地产行业和城市产生上。城市经济学的论文缺少对创业和企业家的关注，原因在于：1、城市经济学是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关于城市政策的激烈讨论而产生的，涉及到企业家，城市经济学家更多的是关注房地产市场和城市公共政策，而不是创业；2、城市经济学家将注意力放在建立正式的城市经济学模型上，这些模型都沿袭线性规划和主流的一般均衡模型的传统，企业家被嵌入到公司中，导致关于创业的很多内容都消失了。不仅如此，在经济学的其他领域也很少出现企业家。所以，早期关于创业的很多洞见更多采用论述而不是代数表达。在Sveikauska和Henderson写了一系列有关创业的文章后，才正式开始将创业包含进城市经济学中。

企业家让城市经济充满活力，早期Smith和Marshall均有相关的论断。Marshall认为地方化经济和企业家数量的增加是相互促进的，地方化经济促进了专业化和大量可贸易产品的产生，而这些产品的生产需要企业家。企业家越多，地方化程度越深，而地方化程度加深又会吸引更多企业家。在最近研究中，城市经济学家已经接受创业和城市成功的关系。

不过，由于内生性问题，在实证上要确定创业和城市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困难的。有研究认为，创业反映了其他更深层次的因素。很多城市经济学家提出关于不同地区创业差异的假说：（1）创业回报不同；（2）可用的创业投入不同，例如创业的人力资本；（3）创意（idea）的供给不同；（4）地方文化、政治和禀赋不同。假说1意味着创业供给曲线上的移动，2-4意味着创业供给曲线间的移动。

创业带来什么

创业对城市经济产生什么影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大家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默认是有利的。二是，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外生的变量。如果要找相关的文献，可以回顾前面提到的与创业有关的五个方面：所有权、进入、创新等，创业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研究转化为这几个方面对于城市经济的影响研究。

为什么会创业

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集聚是影响创业的重要因素，研究证明，投入品（inputs）、 技能（skills）、创意（ideas）、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自然资源是形成集聚的因素。大量相关研究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创业存在空间差异？在于：

1、创业的回报率不同。只有Glaeser et al.(2010)具体研究了是否有很多小企业的地方有着更高的创业回报，然而并没有发现相关性。这意味着需要从创新供给曲线间的移动来寻找解释。

2、投入品的重要性。Chinitz（1961）在竞争经济下，存在着很多独立的小企业，使企业可以很容易的找到独立的供应商。投入品中最重要的就是资本，风险资本的可获得性十分重要。Chen et al.（2010）关注风投行业的地理位置，发现风险资本家存在集聚，在美国主要集中在三个地方：纽约、旧金山和波士顿。风投企业可以向外地进行投资，外地企业家也可以获得风险投资，所以创业企业并不像风投行业这么集中。虽然如此，研究发现风投资本家的集聚有助于企业家的集聚，更差的创业项目也可能因为地理位置的便利而获得投资。

3、垄断VS竞争。Agrawal et al.（2010）比较了两种创业环境，周围有领先的大企业和没有。垂直一体化的大公司更封闭和关注自身（inward looking），知识溢出效应受限。但是大企业的存在对于小企业的专利数没有显著影响，垄断性质的企业的存在并不必然阻碍创新。Glaeser et al.（2010）认为，有很多小企业的地方更能促使新公司的成立。Haltiwanger et al.（2010）的发现有所不同，大企业迫使小企业退出竞争，但是这种效应随距离增加迅速下降。

4、教育水平。这里包括了企业家、员工、所在城市等的受教育水平。受教育员工所占比例增加会增加企业家的供给，提高创业的回报。Doms et al.（2010）研究发现：

1）大都市的平均教育水平与企业家的教育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2）教育水平高的人更容易创业。（与关于上海的文章观点不同。）

3）有更高教育水平的企业家的企业业绩要更好，但是这种关系是非线性的，最高点在拥有大学学位。（但是，这并不是告诉你大学一毕业就去创业。）

4）在高教育水平的地方，创业的个人收入更高。

5）高科技部门从附近高教育水平的工人获得的收益更大。

5、科技人员的流动性。既然技术专家和技能工人如此重要，那么他们所在的地理位置也很重要。Kerr（2010）表明，一项科技突破的产生会吸引科技人员的迁移，导致创新活动在城市间的移动。依赖于科技人员的行业显示出更快的迁移。（这或许可以解释各地高校大力引进学术大牛的行为。）

不过，Dahl & Sorenson（2010）以丹麦为例，发现科技人员愿意放弃一些收入来换取与父母朋友住得更近，因此在高技术劳动力市场会产生地理摩擦，会降低创新企业的迁移速度。（在中国也会这样吗？）

不算结论的小结

理论上，这一领域还有大量待研究的问题，例如创业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如何解决内生性问题。例如创业和城市扩张之间的关系。例如相关的公共政策。等等。

实践中，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是一个热点话题，如果我们按照文献的做法，以新企业的成立数量来作为创业的度量，那么会看到可喜的数字。但是，背后的故事并不是这么简单。近年来全国大力推行的商事制度改革，改变以往新办企业需要先拿许可证再办工商营业执照的做法，变为先领工商营业执照再办理各种许可证，这直接反映在获取工商营业执照变得容易多了，也反映在新成立企业数量的数据上。如果以新企业数量的前后变化来反映创业变化，这样过于简化。因为，领到营业执照后有多少企业顺利拿到各种许可，有实际经营活动并存活下来，都需要进一步探究。

推文人信息

张莉：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公共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经济增长。感谢本科生宋毅、黄春梅等的助研工作。

Abstract

Research on entrepreneurship often examines the local dimensions of new business formation. The local environment influences the choices of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ial success influences the local economy. Yet modern urban economics has paid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to entrepreneurs. This essay introduces a 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dedicated to the geography of entrepreneurship.The paper frames the core questions facing researchers interested in assessing the loca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entrepreneurship, perturbs a core urban model to in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and concludes by offering an agenda for future work on the spatial aspects of entrepreneur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