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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政策会影响偏重技能的就业动态吗

推文人 | 朱欢 
原文信息:Giovanni Marin, Francesco Vona. Climate policies and skill-biased employment dynamics: evidence from EU countr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9,(98):1-19.
 
一、引言
 
特别重要的是评估气候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否强化了众所周知的全球化和自动化导致的技能升级的长期趋势。关于信息和通信技术,面临严格的气候政策的企业可以采用不同的工人与技术来进行生产与实践。因此,气候政策和绿色发展是否会导致技术需求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与正在进行的技术转型相一致,都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我们的分析有三个主要的显著结果。首先,集群分析表明,暴露于气候政策(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更高)和其他结构转型(即暴露于贸易)的集群相对于其他集群不一定处于不利地位。其次,1995年至2011年间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并未加剧污染行业的就业下降。第三,本文的主要发现是,能源价格对总就业的微弱影响掩盖了整个职业群体的显著异质性,明显的技能偏向有利于技术人员和反对手工的工人。能源价格的历史性上涨仅解释了2011年至1995年间体力劳动者就业比例大幅度下降的很小一部分(即4.2%至8.0%)。相比之下,能源价格对技术人员的影响范围为9.2% %和17.5%。与其他结构性转型相比,气候政策的一个特殊方面是,对抽象职业的偏爱集中在技术职业(ISCO 3)中,例如物理和工程科学技术员,过程控制技术员和政府法规助理。
 
二、文献综述
 
我们的论文为有关环境政策对竞争力的影响(Dechezleprêtreand Sato,2017)的活跃文献做出了贡献,其中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就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Berck and Hoffmann,2002)。对以下两个相反的假设进行了检验:污染天堂假说(例如Levinson和Taylor,2008)和波特假说(例如Porter和van der Linde,1995)。前者侧重于单方面环境政策引起的合规成本的增加,这最终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向政策不那么严格的国家转移。后者强调了针对绿色创新(弱版本)和竞争力(强版本)的严格但灵活的环境政策的动态激励。
 
这两个假设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果都有重要的意义。正如Berman和Bui(2001)的部分均衡模型所强调的那样,污染避风港效应转化为工作损失的程度取决于合规成本,减排技术的劳动强度和减排程度所引起的规模效应的大小。Morgenstern等人(2002年)表明,由于企业在污染行业具有市场支配力,规模效应很小。因此,合规成本的增加可以转移给消费者,而对总需求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波特假说可以嵌套在此框架中,方法是允许减排技术创新创造绿色的比较优势,从而有可能创造净工作机会(参见例如Fankhaeser等人,2008年)。
 
总体而言,环境政策对劳动力需求的总体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经验问题。一方面,孤立对成本暴露最严重的污染行业的影响的文献通常发现了负面的就业影响(例如,Greenstone, 2002;沃克,2011;Kahn和Mansur, 2013年;Marin and Vona, 2017)。1 另一方面,关注绿色创新的文献普遍发现就业与政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如Ren- nings et al., 2004;霍巴赫和Rennings出版社,2013年;Gagliardi等人,2016;Vona等人,即将出版)。调和这两种文献的实证结果的主要困难在于,推导简化形式的规范、确定可靠的对照组以及由此获得第一种文献的因果关系比第二种更容易。此外,污染行业的就业损失可以通过绿色技术和服务上游供应商的就业创造来抵消,而这很难用简化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评估。最后,影响的时机很重要,因为通过创新运作的抵消机制可能在中长期内有效,而合规成本的增加会立即出现(如Lanoie et al., 2008)。
 
迄今为止,这些文献的重点是总体就业影响,但结构转型的影响可能高度偏重技能。检验技能偏差的影响对于理解全球化和ICT的不平等强化效应至关重要(Acemoglu和Autor, 2011;Goos等,2014)。在发达国家,所有这些转型都减少了对非技术劳动力和日常工作的需求,同时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和抽象工作的需求,尤其是那些需要社交技能的工作(Deming, 2017)。
 
与这些一级结构转变类似,一个尚未探讨的关键问题是,环境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否偏向某些工人群体,这种偏向的方向是否与这些变化的方向类似。回答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原因有二。首先,确定输家并在向新工作过渡期间支持他们将显著提高气候政策的政治可接受性(Vona等人,即将出版)。其次,培训工人掌握绿色工作所需的技能,将通过减少绿色创新的采用和发展,降低应对气候政策的成本。
 
尽管在绿色就业和技能方面存在积极的政策辩论(Martinez-Fernandez等,2010;(Deschenes, 2013),关于环境政策的技能偏见的实证研究仍然很少,而且大多局限于美国。在分析绿色生产技术偏倚的三项横向研究中提供了间接证据。根据2010年和2011年的美国绿色产品和服务调查,Becker and Shadbegian(2009)和Elliott and Lindley(2017)发现,生产绿色产品和服务的工厂雇佣的生产工人比例更低。Consoli等人(2016)基于职业信息网络(O NET)的数据,使用教育和常规任务强度等标准技能测量方法检查了绿色和非绿色工作之间的技能差异,其中包含大约1000个职业的技能和任务内容的详细信息。他们通常发现了适度的差异,但也有对绿色工作更高技能的偏好(参见Bowen et al., 2018)。Vona et al.(2018)是第一篇直接测试《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近期修订对2006-2014年美国地区技术需求影响的论文。通过扩展Consoli等人(2016)使用标准技能测量得到的细致结果,他们还使用O NET来识别绿色工作和其他工作之间显著不同的技能。关键的发现是,技能差距往往是相关的,特别是对于工程和技术技能,包括监控。考虑到这些发现,我们预计气候政策将扩大劳动力的长期技能升级,对工程和技术技能产生更明显的影响。
 
三、数据、测量和描述性统计
 
数据集包括15个行业:13个制造业,“采矿和采石”,和“电力,天然气和供水” 对气候政策影响的主要衡量标准是排放强度,以实际温室气体排放来衡量。数据源是WIOD,它允许我们计算直接温室气体排放,sector-countr温室气体排放体现在购买的电力,电力行业(使用投入产出技术系数),电力行业的气候政策的成本通常是通过工业和最终消费者。我们的措施是直接和间接排放的总和(来自电力部门)每单位的部门增加值。5 因为行业生产绿色产品和技术可以受益于气候政策,可以通过增加就业的来源对绿色机器和服务的需求,我们建立一个测量的气候政策,即存量与气候相关的专利申请在欧洲专利局REGPAT代替绿色的比较优势。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我们使用欧洲劳动力调查(EU-LFS)来检索每个行业的工作总小时数和不同“技能群体”工人的工作小时占比的信息。技能衡量标准是某一职业群体中工人的就业比例,而我们另一种衡量标准是按教育类别对劳动力进行分类。这一选择反映了最近劳动经济学文献的发现,强调职业类别比教育类别对劳动力市场结果有更大的预测能力(Acemoglu和Autor, 2011)。我们重点分析四个职业组:管理者(ISCO 1),专业人士(ISCO 2),技术人员(ISCO 3)和体力劳动者(ISCO 7、8和9)。本文通过Vona et al。(2018),为绿色和棕色经验识别相关的技能工作,激励独立的专业人士,包括经理和技术人员。工程和设计技能是绿色和污染领域最重要的技能。我们之所以将经理的比例包括在内,是因为Vona等人(2018年)和Martin等人(2012年)都发现管理技能对环境友好型生产很重要。常规的体力劳动者被包括在内,因为他们既密集地受雇于污染行业,又受到贸易和技术驱动的负面影响(Autor和Dorn, 2013;Autor et al., 2013)。第二项技能指标将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层次划分如下:低技能(中等教育程度国际标准分类,中等教育程度,中等或以下)、中等技能(高等教育程度)和高技能(高等教育程度)。
 
 
 
关注的主要变量是能源价格pEij,t。既包括滞后水平,也包括能源价格的同期变化,因为它们都会影响公司调整其技能组合。在Jaeger等人(2018)之后,我们将展示能源价格滞后水平的影响是一个很好的代理,它反映了过去价格变化对当前技能组合选择的累积影响(见4.3节)。为了解决拥有多个环境政策的问题,我们还展示了(1)式扩展规范的结果,其中我们添加了经合组织开发的环境政策从紧性指数(EPS)。
 
具体的估计结果参照原文。
 
四、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了能源价格对不同技能工人需求的影响。我们发现,气候政策的技能偏向主要是由技术工人替代,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由专业工人替代体力工人。虽然主要的技能偏差模式与其他结构性转变(如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模式大体一致,但我们观察到,气候政策朝着技术和科学技能的方向有了更明显的转变。相对于管理和社交技能这一结果在考虑其他气候政策时得到了加强,它表明投资于技术技能可以显著降低高碳价格情景的社会经济成本。一方面,扩大这类技能的供应会降低技术工人的时薪,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请注意,众所周知的德国教育体系对技术和职业技能的定位可能是解释德国在绿色生产中的领导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关于劳动力是否公平过渡的争论(Rosemberg, 2010)可以从我们的研究结果中得到启示,它可以为再培训体力劳动者从事中等技能的绿色技术工作提供指导。通过向承担低碳转型和其他结构转型大部分成本的工人提供新的机会,这种再培训政策将提高气候政策的政治可接受性。
 
重要的是,与微观计量经济学文献的研究结果相比,能源价格并没有导致污染行业就业人数的迅速下降。宏观和微观研究结果之间的差距再次表明,在评估环境政策的经济影响时存在汇总性偏差(例如,Levinson和Taylor, 2008;Dechezlepretre和Sato, 2017)。尽管如此,尚不清楚的是,污染部门中受到处理的公司受到的影响不大或很大,如何在部门一级转化为微不足道的影响。在我们的论文中,我们开始研究绿色技术的中介效应,我们发现一些证据表明,一旦绿色行业被排除在外,能源价格对总就业的影响就会变得消极而显著。
 
本文是理解气候政策对劳动力市场分配影响的第一步。虽然我们发现了对不同工人群体的需求变化的分配影响的证据,下一步应该是审查对工资的影响,这可能不同于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特别是在有集中的工资制定机构的国家。审查工资的影响对于评估分配的影响尤其重要,特别是对最脆弱的体力劳动者。在这项工作中,我们避免研究气候政策对工资的影响,原因有二。首先,在行业层面上估计特定技能类别的工资溢价,会引入与构成效应和有关的额外偏见来源,以及在不可观察的工人特征方面的自我选择。其次,应该考虑欧盟各国薪资规定的制度差异,这将为我们的分析增加另一层复杂性。这一分析留给未来的研究使用匹配的雇主-雇员数据结合职业技能需求的详细数据,这些数据更适合分析气候政策的过渡成本,因为它依赖于技能差距(例如,Walker, 2011;Gathmann和Schonberg, 2010)。
 
Abstract
 
The political acceptability of climate policies is undermined by job-killing arguments, especially for the least-skilled workers. However, evidence for distributional impacts for different workers remains scant. We examin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climate policies, proxied by energy prices and a stringency index, and workforce skills for 14 European countries and 15 industrial sectors over the period of 1995-2011. We find that, while the long-term decline in employment in most carbon-intensive sectors is unrelated to policy stringency, climate policies have been skill biased against manual workers and have favoured technicians and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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