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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人 | 孙广召
原文信息:Ramón-Llorens M C,García-Meca E, Duréndez A. Influence of CEO characteristics in family firmsinternationalization.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7, 26(4): 786-799.
 
一、引言
 
家族企业习惯于在国内市场上经营,但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使得其必须进行国际化策略。根据乌普萨拉国际化过程模型,企业首先要扩展到地理和文化上相近的国家(心理距离较低),然后公司将继续逐步扩展到更远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如何生产适合国际客户的产品是家族企业实现国际化的重要条件,而CEO是成功处理这种复杂性的关键决定因素。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有利于企业降低风险和获得更高的回报,但这种策略的实施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商业文化、不同国家之间法规的差异、公司的发展阶段和决策过程,以及创始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CEO的经历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研究家族企业的国际化问题以及促进和制约其出口活动的因素。同时,现有文献研究了高管人员的特征及其对公司经济活动的影响,但很少有学者关注家族企业CEO的个人特征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而且多是基于上市企业的研究。根据上层梯队理论,以往研究发现CEO的国际经验、年龄、任期是影响其国际行为的重要因素,而也有研究表明家族企业对CEO的厌恶态度、缺乏管理能力、保守派的态度都影响其国际化,而家族对企业的参与是其影响国际化的主要制约因素。由于关于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尚无定论,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利用西班牙家族企业的微观数据研究了CEO特征对家族企业国家化的影响。具体来说,研究CEO的性别特征、受教育程度、金融资源的可利用性、董事会中家庭成员的比例等对家族企业的国际化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商业文献越来越关注高层管理者在塑造组织成果中的重要作用。高级梯队理论认为,管理特征可以作为预测组织成果的有用措施,即高管人员的决策受到其认知基础和价值观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价值观、技能、知识库和信息处理能力会影响其决策过程。当一家公司决定拓展国际市场时,它必须应对因国家而异的制度和文化特征,高管人员应该拥有面对流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可以高效处理信息的能力。基于资源的观点(RBV),高管所拥有无形的资源和能力是有独特价值的,它们会影响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因此,高管人员受教育水平及与其教育水平相关的社会认知能力,如对其他文化的开放态度,更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变化的开放性以及变化的灵活性和易接受性,对公司的国际化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具有高学历的CEO在出现复杂问题时更有能力解决问题,比没有教育背景的人更重视机会,也具有更高的进入国外市场的能力。因此,基于高级梯队理论和RBV理论以及先前的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家族企业中CEO的正规教育水平越高,其国际化能力就越高。
 
最近,人们越来越关注企业活动中董事会成员的性别多样性。有文献表明,由于出口倾向需求导致许多被认为是男性的要求,导致女性拥有的企业出口可能性可能小于男性(Welch, Welch, & Hewerdine, 2008)。许多实证研究表明,与男性相比,女性董事更有可能具有管理能力,担任与“软性”管理问题相关的职位,以前的职业经历也与男性不同。此外,女性董事更可能来自非商业背景、拥有更高的学历水平,由于女性比男性更愿意规避风险,导致创办新企业的可能性也较小,她们从创业中获得的经验可能与男性相比有所不同。因此,当CEO是女性时,公司的风险水平要小于CEO是男性时;当公司需要投资时,女性比男性更愿意规避风险,并且这种差异随着投资的不确定性而变得更大。女权主义理论也有助于解释女性拥有的公司比男性拥有的公司具有更低的出口可能性,即性别差异可以归因于妇女被认为不能充分发挥其全部潜力的能力。所以,与男性拥有的公司相比,女性拥有的公司通常规模较小,增长导向和研发密集度较低,不太可能在具有开展出口业务,这导致其国际化的可能性更小。因此,由于男女经营公司的特点不同,并且国际化过程中存在很高的风险,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女性在家族企业中的地位越高,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性就越低。
 
根据Dunning的折衷理论,企业选择进入一个新的国际市场时,要考虑到其所有权、位置和内部化等竞争优势,如产品/服务的适应性、产品的技术强度以及公司的国际经验等。有文献表明,家族企业通常保持家庭的传统和遗产,如与家族相关的价值观、政策和信念等,这导致家族企业更加保守,使得其很难改变企业目标、业务和产品线或市场。因此,由于他们必须面对新的市场、新的客户和新的竞争对手,因此他们将更难进入外国市场。考虑到所有这些方面,我们提出假设3:
 
假设3:家庭对产品、服务和技术的保守程度越高,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可能性就越低。
 
事实是,资金是支持成功的国际扩张的关键资源。但是,基于资源的理论(RBV)认为,如果公司依赖外部财务资源,则在决策过程中它更有可能受到潜在融资人的影响。因此,家族企业常常不愿接受外部融资,更倾向于通过保留收益和储备金来从内部资源中筹集资金。但是,公司可利用的资源量决定了其对战略机会或环境威胁做出反应的能力,因此金融资源将改善向国外市场扩展的机会。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家族企业产生财务资源的能力越高,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可能性就越高。
 
根据“资源相关异质性理论”,家庭人力资源中的规则、信念和行为方面的发展存在异质性,如家族董事可以成为董事会成员,不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特质,而是因为他们的家族代表角色。而根据代理理论,裙带关系、等级制度、家庭冲突和壕沟也会分散家族董事的利润最大化,从而影响其国际化的决策。此外,基于资源的观点理论认为,缺乏合格和专业的董事也被视为国际化的相关障碍,拥有从事外国业务经验的外部董事人数不足可能会影响家族企业的出口倾向。在此逻辑基础上,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家族企业中的家庭成员比例越高,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可能性就越低。
 
三、数据及实证结果
 
1、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两个数据,一个是SABI数据库(包含来自西班牙公司注册办公室中财务报表的数据),然后从其中西班牙制造业企业中随机抽样500家企业(其中187个为家族企业),并使用CATI NET系统收集的信息(该调查包括有关公司一般特征的信息,例如平均雇员人数、公司所属行业、向国际市场出口的倾向、控制公司的家族成员的人数、董事会家族成员的比例、地理位置、一些国际化考虑因素(保守程度,财政资源的可获得性)和CEO的特征(性别和受教育程度))进行匹配。
计量模型为:
2、实证分析
 
(1)回归结果
 
由于Tobit估计方法使我们能够解决极端得分的特殊问题,因此本文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和实证检验。为了探究自变量在内部化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分三个步骤或模型进行分析,表5提供了Tobit回归的主要结果。尽管Pseudo-R2值看起来很小,但LR检验拒绝了原假设,从而支持了模型的优越性。
 
为了检验假设1,模型1给出了CEO教育水平对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即CEO教育水平对国际化具有积极而显著的影响。这一结果表明,CEO的学术成就水平越高,国际化的可能性越大(p < 0.10)。因此,如果CEO受过高等教育,他就更有可能参与公司的国际战略,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即家族企业高管的正规教育水平越高,国际化能力越强。
 
表5的模型2为假设2提供支持,但是性别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也没有呈现出预期的符号(p > 0.10)。因此,我们不能接受假设2,即由女性所有者经营的家族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可能性并不一定更小。
 
表5的模型3检验了家族企业的保守态度,实证结果呈现负的预期符号,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因此,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3,即家族企业的保守性程度越高,改变其产品/服务或市场的难度就越大,其向国际市场出口的可能性就越低。
 
表5的模型4显示,家族企业的金融生成能力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10),这使得我们可以验证假设4,即创造金融资源的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将产品销往海外。但是,本文没有发现支持假设5(模型5)的证据,即家庭成员担任董事会成员的比例对出口倾向并没有显著影响。同时,正如预期的那样,公司的规模对国际多元化也具有积极而重要的影响,表明更大的公司规模意味着明显更高的出口倾向。
(2)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本文的结论更加可靠,作者检验了家族企业的国际化与CEO教育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首先,作者对CEO进行培训的替代方法,而调查收集了有关每个公司执行的培训政策的信息,描述了投资教育政策和根据特定技能聘用员工的重要性。在本文的logit模型中选择的外生变量是“家族企业的严格选择过程(SSelectionProcess)”、“具有特定技能的人才招聘(SpecificSkills)”、“家族成员之间的知识和信息共享文化(SharingKnowledge)”和“ TrainingExpenses”衡量每个员工的人事费用的变量:人员费用是包括企业发生的培训费用在内的会计项目(公司2010年发生的人事费用除以当年的雇员人数);前三个变量是从调查中获得的,构成这三个变量使用五点量表(1 =不太重要;5 =非常重要)进行度量和表示。
 
然后,基于遵循Heckman模型的两步方法进行了分析估计,模型为:
拟合值(EDU)是第一步产生的预测值,用来衡量CEO的受教育程度,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表6。表6模型1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在Eq.(2)中将代表教育程度的变量替换掉,解释其对国际化的影响。表6中模型2的结果表明,用EDU代替的变量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性别变量变得很重要,注意到家族企业有女性CEO表现出更高的国际化倾向,这与我们之前的预期相反。这些结果得到了一些作者的支持,他们认为性别多样性增加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因为女性促进了对市场的更好理解,并通过对客户行为的积极影响改善了企业的形象这些女性特征可以解释女性CEO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积极影响。此外,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内生性之后,国际化仍然受到CEO教育水平的影响,这证实了国际化的可能性随着家族企业中CEO的学术成就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与表5中所示的结果类似,家族企业的保守程度越高,产生金融资源的能力越强,家族企业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可能性就越低。
3、结论
 
本研究旨在增进对影响家族企业国际化进程的CEO个人特征和公司特征的理解。基于不同的理论,我们分析了个人变量(例如,通过教育成就水平衡量的人力资本)、人口统计变量(例如性别)和家庭态度(保守程度、家庭成员在董事会中的比例和财政资源的可用性)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尤其是在家族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西班牙,这个话题也很重要。此外,关于家族特征和属性如何影响其国际化进程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本文认为,CEO的学术成就水平越高,国际扩张的成功水平就越高。这是由于国际化需要在CEO习惯于不同国际环境中处理新信息,因此更好的教育水平使他们能够在上述每种情况下有效发挥作用。此外,结果发现,产品/技术和市场上的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水平,以及家族企业产生财务资源的能力,增加了家族成员对出口的抵制。同时,预期相反,性别变量和家庭成员所占的比例都不能显着预测出口倾向。
 
Abstract
 
This research uses a survey dataset of 187 Spanish family firms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may influence family firms in their decision of internationalize their activity. Based on individual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CEO academic level of achievement influences the level of success in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In addition, the capacity for generating resources of the family firm provokes a lower resistance from family members to export. Moreover, we confirm that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do matter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es, noting that the specific market, product/service and technology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the family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the gender variable and the percentage of family members sitting on the board do not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 propensity to export.Our findings suggest family firm leaders seeking greater levels of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to seriously consider the qualification level of their CEO. These insights can be useful for regulators who have to develop programs for supporting sales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well as owners and managers of family firms, who need to understand the CEO abilities that may improve their capacity to internationalize their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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