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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规范与社会冲突

推文人 | 沈欣怡 
原文信息:Kung K S , Ma C . Can cultural norms reduce conflicts? Confucianism and peasant rebellions in Qing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4, 111:132-149.
 
一、引言
 
经济冲击常常引发社会冲突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是——道德规范对这种冲突是否有抑制作用?由于影响中国人上千年的儒家思想极为重视“和为贵”“忠诚”,作者利用了1651—1910年间山东地区的历史数据,检验了其在减少农民起义发生数上的作用。
 
本文作者选取了孔庙数和烈女数来测度儒家思想的影响程度,选取了作物是否歉收来测度经济冲击,选取了是否发生农民起义来测度社会冲突。研究发现,尽管作物歉收引发了农民起义,但是儒家思想对其有显著的削弱作用,并且这种削弱作用在控制了一系列协变量、考虑了反向因果和测量误差之后仍然显著。
 
二、背景及数据介绍
 
由于中国农耕文明的特性,旱涝灾害引发的作物歉收常常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而后者也是整个封建时代统治者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当作物歉收引发食物短缺,在社会观念中,打家劫舍行为便被赋予一定生存所迫的“正当性”。不同于“太平天国”等声势浩大的武装运动,而本文所定义的农民起义正是这种经常发生,但是规模小、影响小的社会冲突。
 
作为封建王朝正统思想,儒家思想长久以来一直服务于统治者,成为教化民众、巩固统治的利器。而儒家思想中所宣扬的“和平主义”,“三纲五常”,更形成了一种社会与宗族压力,使得人们不会轻易违反这些道德价值。因此,认为其有利于减少经济冲击引发的社会动荡有其一定合理性。
 
在推动儒教思想的传播上,封建统治者常见的做法有两种:其一是通过兴建孔庙来供人们祭祀儒家圣人,其二是表彰极好地践行了儒家教义的人,而后者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对烈女的表彰。因此,使用孔庙数与烈女数来刻画儒家思想影响的大小具有一定事实支撑。
 
本文使用《山东通志》,《清实录》等历史资料,构建了包括山东107个县1644—1911间共267年的面板数据。山东省作为孔子故里,自古儒家思想氛围浓厚,并且它同时也是水泊梁山故事发生地,常年受旱涝灾害影响,因此适于本文研究主题;而选择清朝作为数据的时间跨度避免了改朝换代造成的社会动荡问题。
 
本文选取的主要变量包括作物歉收情况,农民起义发生数,孔庙数,烈女数。对数据的进一步处理包括:将孔庙数,烈女数除以1000km²,并取自然对数。由于有多达97%的年份并未发生农民起义,因此在构建的双重差分模型中,将其处理为哑变量,仅区分当年是否发生农民起义,而不区分发生次数。
 
三、实证研究
 
在描述性统计层面,从图1中可以看出作物歉收情况与农民起义发生数呈现一定正相关关系,从图2中可以发现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的地区农民起义数也相对较少。
在模型构建上,作者首先使用OLS检验经济冲击是否会引发农民起义:
 
Rebellionit= β1 shockit-1+countyi+yeart
 
+εit (1)
 
其中,Rebellionit表示countyi在yeart发生的农民起义数,shockit-1表示在事件发生前一年是否有过作物歉收,countyi和yeart分别是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结果表明,经济冲击对农民起义有正向影响。此外,作者将是否作物歉收刻画的shockit-1替换为是否发生旱灾与是否发生涝灾,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仍然显著。
 
在此基础上,作者开始着手解决文章的核心问题:儒家思想是否能抑制这种经济冲击引发的农民起义。在正式的验证之前,作者首先使用GLS验证了儒家思想是否能够直接对农民起义有负作用,发现结果显著。接着,作者使用了双重差分模型来验证抑制作用:
 
Rebellionit= β2 shockit-1+β3 shockit-1×
 
Confucianismi+countyi+yeart+εit (2)
 
其中Confucianismi表示用孔庙数和烈女数测量的儒家思想影响程度,其他变量含义同(1)式。实证结果显著,如表1所示:
 
 
为了避免遗漏变量的问题,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可能会同时对儒家思想传播与农民起义造成影响的协变量,包括:区域经济繁荣程度,教育程度,社会阶层,县政治力量,西学影响,道教佛教影响。发现,在控制了一系列协变量后,结果仍然显著,如表2所示:
 
表2 控制了协变量后的实证结果
由于农民起义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捣毁孔庙的情况,因此用孔庙数刻画儒家思想影响程度存在反向因果的问题,此外,还可能存在测量误差的问题。因此,作者选取了清朝之前出生在当地的儒家先贤数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发现结果仍然显著。
 
四、结论
 
本文论证了儒家思想对经济冲击引发的农民起义有显著抑制作用,但作者也在文末反思了文章存在的几个不足之处:①虽然控制了一系列协变量,但仍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②在部分变量的定量刻画上可能失之粗糙;③无法将研究结果推广以认为这个结论在山东之外的地区仍然成立。但尽管如此,本文仍然丰富了社会冲突的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也为解决一些时下问题提供了思考角度。
 
写在最后
 
①本文为如何“在顶级期刊上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如何深刻洞察中国现当代社会问题,挖掘华夏历史的丰富宝藏,以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是我们都应当努力的方向。
 
②对于协变量选取的反思:从原文描述性统计图中可以发现,山东省的孔庙数、烈女数,农民起义数,作物歉收数都呈现西多东少的特征,而山东西部也正是京杭大运河流经范围,如果能够将京杭大运河是否经过纳入协变量考察范围,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文章更完美。
 
本推文由中国经济转型讨论班(CETW)供稿。
 
Abstract
 
Can culture mitigate conflicts triggered by economic shocks? In light of the extraordinary emphasis that Confucianism places on subordination and pacifism, we examine its role in possibly attenuating peasant rebellion with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hina (circa 1651–1910). Our analysis finds that, while crop failure triggers peasant rebellion, its effect is significantly smaller in countie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er Confucian norms as proxied by Confucian temples and chaste women. This result remains robust after controlling for a long list of covariates and instrumenting Confucian norms using ancient Confucian sages (500 B.C.–A.D. 550) to address concerns of measurement error and reverse caus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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