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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与中国的性别选择

推文人 | reed  
原文信息:Almond D, Li H, Zhang S. Land Reform and Sex Selec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orthcoming.
 
1. 引言
 
尽管随着经济发展,性别间的差异会逐渐减少(如,劳动参与率,预期寿命和受教育年限),但“消失的女性”现象随经济发展还会持续。以往的研究认为性别筛选成本降低及生育率下降是造成该现象的重要的原因。中国自1980年以来,性别比不断增加,而同期的性别筛选成本较高,生育率相也对稳定,这两个原因都不足以解释中国性别比上升的现象。作者认为土地改革可以解释1978--1986年间约一半的性别比增长,约1百万丢失的女性。
 
2. 研究背景
 
土地改革:1978年末,安徽省一些生产队开始试验将集体土地承包给个人;一年后,这些生产队的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1979年,政府放松了对贫困地区的限制,1982年正式出台了中央“一号”文件,农村开始实行各种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等。
 
一孩政策:自1979年以来,一胎政策在城市得到了严格的执行,但农村地区允许有两个孩子,直到1984年。1979--1983年期间,农村地区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孩子会被惩罚。1970年--1977年间,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了接近一半,1979年达到2.5左右,之后生育率比较稳定直到1987年。总体而言,一孩政策对本文研究期间的生育率影响较小。
 
 
3. 数据
 
文中使用到的土地改革政策和一胎政策的数据来自于地方县志。作者使用三种方法评估了地方志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的差异:a.两个数据的相关性较高,达到了0.79,但两者并不一致;b. 降雨量和作物适宜性指数能够更好的预测地方志数据中的谷物产量;c.使用本福特定律,地方志数据与该定律的一致性更强。尽管地方志数据与统计年鉴的数据相似,但是当两者不一致时,地方志数据的看起来更准确,因为文中选择使用地方志数据。
 
政策开始时间界定:土地改革政策开始的时间为,研究县部分村开始将集体用地承包给个体的时间;一胎政策开始的时间为,县政府出台了3胎及以上罚款的政策。
 
超声波技术:尽管,只有4%的农村县在1982年拥有超声波机器(土地政策的改革已近完成);但70年代后期,很多省会城市已拥有超声波机器,孕期女性仍可以在省会城市鉴别产前胎儿性别。
 
性别比数据:使用1990年普查数据中4--16岁个体(出生在1974--1986年)来观察性别比。主要关注至少拥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样本考察期,92%的35岁及以上的女生拥有至少2个孩子。另外,普查数据中并没有提供个体的出生顺序和兄弟姊妹的性别,文中使用个体与户主的关系及出生时间来识别该信息。使用1990年普查数据的另外一个优势是,该时期的迁移率非常低,个体的出生地和居住地非常接近。
 
 
4. 实证策略
 
4.1 事件分析
 
人均谷物产量:土地改革后,人均谷物产量迅速上升;改革后,人均谷物产量年均增加3.5%。
 
一孩性别:土地改革前后,一孩性别比没有发生变化,稳定在1.05左右,意味着第一孩并不存在性别选择。
 
二孩性别:土地改革前,第一个孩子是男孩或第一孩子是女孩家庭的二胎性别比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但土地改革后,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家庭的二胎性别比增加迅速,土地改革6年后,二胎性别比已从1.1增加至1.3;而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的家庭的二胎性别比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4.2 研究设计
 
为了观察土地改革后一胎是女孩的性别比变化,作者使用如下模型:
 
 
其中,i是家庭,j是出生县,t是出生时间;y_ijt是虚拟变量,如果第二个孩子是男性,该值为1。GirlFirst_ijt也是虚拟变量,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孩。E_jt是指出生年份减去土地改革年份。β_1用来衡量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第二个孩子是男孩的比重在改革前平均变化趋势。Reform_jt是0-1虚拟变量,如果出生在改革后,该值为1。β_2为改革后男孩比重的平均变化趋势。γ_jt用来控制随时间变化的县特征,同时,该变量还能吸收事件发生时间(E_jt)与改革是否发生(Reform_jt)的主效应。
 
除上述线性趋势突变模型外,作者还使用下面模型估计平均改革效应:
 
 
β_4用来衡量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家庭中男性比重改革后的平均增加。
 
文中识别的关键假定是,如果没有土地改革,第二个孩子是男孩的比重在改革开始早的县和改革开始晚的县之间没有差异,第三部分的数据支持该假定。需要注意的是,该时期还有其他出台的政策可能会混淆文中的研究结果,如一孩政策,作者在后文的实证中解决了该问题。最后,作者还检验了土地改革是否会给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和一孩是女孩的家庭的二胎生育率产生差异性的影响?
 
5. 研究结论
 
5.1 土地改革与性别比
 
1孩性别:表1的结果显示,不管是趋势突变模型还是平均效应模型,土地改革对第一个孩子的性别比影响系数均很小,且不显著。这同时也意味着土地改革并没有通过改善营养影响出生性别比。
 
2孩性别:与此相反,一孩是女性的家庭第二个孩子是男孩的概率随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而增加。表1第2列的结果显示,趋势突变模型中,土地改革后,一孩是女性的家庭,二孩是男性的概率平均每年增加0.7个百分点;平均效应的模型显示,土地改革后带来的平均效应是3个百分比。
 
收入机制:作者发现高教育程度的母亲更有可能发生性别选择(因数据中无收入变量,文中使用教育程度变量做收入的代理变量),因而推断收入增加可能是土地改革影响性别比的重要渠道。
 
解释力:依据估计结果,作者估算土地改革对该时期性别比的加权平均影响是3.8%,可以解释该时期农村性别比增长的58%。
 
 
5.2 土地改革 vs 一胎政策对性别比的影响
 
县层面土地改革和一胎政策开始的时间存在差异,使得识别两种政策的影响成为可能。
 
方法1:作者在趋势突变模型中同时加入了“Land reform * Event * Girl first” 和 “OCP * Event * Girl first”发现,OCP的影响系数较小且不显著;在平均效应模型中加入“Land reform * Girl first”和 “OCP * Girl first”发现相似的结果。
 
方法2:依据土地改革和OCP政策开始的时间将样本分为OCP开始前,OCP开始后以及HRS开始前和HRS开始后,使用平均效应进行估计,结果显示:OCP开始前,开始后并没有影响土地改革的估计结果,两个样本期间内,“Land reform * Girl firs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同时,HRS前后的分样本估计结果中,“OCP * Girl first” 的影响系数较小且不显著。
 
 
5.3 生育率
 
本部分检验土地改革是否影响生育率,进而引发样本选择性问题。作者发现,土地改革对总出生人数的影响很小且不显著,OCP的影响也比较微弱;土地改革和OCP对第二个孩子的出生人数的影响也不显著。因此,作者认为二胎出生选择并会影响前文的估计结果。
 
但OCP政策对第一孩子是女性的家庭的生育率有正向的影响,该类家庭比第一个孩子是男性的家庭更容易有第二个孩子。作者担心这会影响土地改革的估计结果,使用逆概率加权的方法重新检验了结果的稳健性。
 
6. 为什么土地改革会增加性别选择?
 
收入机制:作者构建理论模型论证了当收入或工资增长时,家庭在第一个孩子是女性时,会选择第二个孩子是男性;而在第一孩子或第一个孩子是男性时并不会做出这种选择。实证的结果也表明,土地改革后,高收入家庭以及高产量增长的县更容有这种选择。
 
男孩生产率高机制:如果男孩的生产率更高,工资更高,这意味着家庭对第一个孩子的性别也会进行选择,但已有数据并没有呈现这一现象。如果该假定成立,那意味着在男性生产率高(工资高)县会有更多的性别选择,作者使用作物适用性指数与“Land reform * Girl first”交互发现,交互项的系数非常小且不显著,因为排除该机制的作用。
 
其他机制:(1)与女孩相比,男孩会有更多的地;(2)土地改革破坏了集体保险体制,考虑到养老的需要,父母偏爱男孩;(3)土地改革减弱了农村医疗保障;(4)土地改革减弱了当地村级政府的权利,导致其减弱对性别选择的监管;(5)土地该给减弱了流动限制,其人们更容易接触到超声机。作者认为这5种假说均与实证发现不符。
 
7. 土地改革如何增加性别选择?
 
尽管土地改革开始的时间早于农村拥有超声波机器的时间,但是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省会城市拥有超声波机器。该时期,人们长距离的出行主要靠火车。依此,作者构建了所在县是否有通往省份城市铁路及省份城市是否有超声波机器的虚拟变量来衡量人们产前胎儿性别识别的可能性。研究结果显示,“Land reform * Girl first * Railroad to provincial capital that ultrasound” 以及 "Land reform * Girl first * provincial capital had ultrasound" 的交互项显著为正,且前者的影响系数更大。
 
考虑到普查数据中的性别比是存活孩子的性别比,而产后的胎儿选择也有可能产生影响。作者使用1992的中国儿童调查数据发现,土地改革后,第一个孩子是女性的家庭的二孩男孩死亡率有下降的趋势,而女孩死亡率有上升趋势。
 
 
8. 结论
 
亚洲的政策制定者尝试通过禁止胎儿性别鉴定来解决性别失衡问题,但这种方法很难监管且胎儿性别鉴定技术不断改善。本文的研究中,在胎儿性别鉴定极难获得、生育率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性别比持续增长;且男孩偏好和家庭收入相互作用。这意味着在胎儿性别鉴定技术不断改善,收入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性别比的增加还会持续;改变人们男孩偏好的观念可能比禁止胎儿性别鉴定更有效。
 
Abstract
 
Following the death of Mao in 1976, abandonment of collective farming lifted millions from poverty and heralded sweeping pro-market policies. Did China’s excess in male births respond to rural land reform? In newly-available data from over 1,000 counties, a second child following a daughter was 5.5 percent more likely to be a boy after land reform, doubling the prevailing rate of sex selection. We argue that having a son may be a normal good. Larger increases in sex ratios are found in families with more education and in counties with larger output gains from the reform. Proximately, sex selection was achieved in part through prenatal ultrasounds obtained in provincial capitals and increased mortality of female children. The One Child Policy was implemented over the same time period as land reform and is frequently blamed for increased sex ratios during the early 1980s. Our results point to China’s watershe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s a more likely culp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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