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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as批判的批判:回归分析的春天?

推文人 | 许文立 许坤
推文信息:
Kocherlakota, N (2018), “Practical Policy Evalu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24643.
Kocherlakota, N (2018), Practical macroeconomic policy evaluation
 
内容提要
 
紧随着Lucas批判而来的是,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极大的关注于不同政策机制/规则的比较。但在实践中,很少有政策制定者会同时面临这些选择。本文研究了政策制度者在较长的决策链中所作出的决策问题,例如每个季度提高或降低多少个点的利率。本文建模了一个动态博弈模型,将决策者和前看私人部门包含在内。研究显示:在相对较弱的条件下,利用过去的宏观经济数据,采用回归方法即可找出政策制定者对当前经济状态的最优响应。这就意味着,具有实践价值的政策评价应该更少依赖于宏观结构模型,而应该更多的应用回归方法。
 
当代宏观模型是用于政策机制与规则的评价,这些政策规则都表明了政府会按照既定的政策承诺来执行,且这些政策都是可用信息的函数。但是,在现实中,很少有政策制定者会面临这样的政策选择。相反,它们都是进行一些更加偶然的宏观政策决策(例如提高联邦基金率多少个点,减税多少)。因此,当代(1980年后)学院派宏观经济学并没有太多对于经济政策制度的实际应用。本文讨论了如何将当代微观经济理论和应用的观点应用于能解决政策制定的科学框架。
 
当代宏观经济学的范围
 
40多年前,为了回应Lucas(1976)批判,宏观经济学开始微观基础革命。宏观经济政策的学院派分析开始基于具有前看特征的效用最大化家庭和利润最大化企业,它们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相互作用。目前,有几千篇文章跟随这一范式。由于计算能力和可用微观数据的极大增长,目前的模型都很复杂。尽管这种范式创造出了许多令人眩目的成就,但是,它们在政策领域却没有发挥多大作用。我们看看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Arnold 2018: 5)和美联储(Brayton et al. 2014)的核心宏观模型就知道了。Larry Summers,奥巴马政府的重要经济顾问,根据他自己的经验说到:“NK和他的新古典扩展没有以任何方式提供有用的信息。”(Summers,2011)。
 
我们不用太惊讶学术研究与实践政策决策之间的失联。Lucas在1970s后期为当代研究方法贡献了许多基础。他认为任何一次性的政策决策的效应都取决于政策如何影响私人部门对未来政策选择的预期。因此,政府不得不管理这些预期,用Lucas的话说:“[预期]限制了政策选择,以及我们在政策实施前去评价它的效果。”(Lucas,1980)。
 
Lucas强调的观点使得那些关心政策的当代宏观经济学家关注于政策机制/规则的比较。这些反事实制度提供了一个完全描述,即政府如何在未来作出货币和财政政策。它们并没有为相机决策留下空间,因此,也没有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加实践的问题“今天应该做什么?”
 
一个框架
 
本文首先从当代微观经济学来形成政策评价框架。
 
首先考虑一个政策制定者要随着实践做一系列的政策决策。每一个决策,政策制定者都试图最大化基于宏观变量的目标函数(例如失业和通胀),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关心的问题就是政策选择对这些变量的影响。而这些宏观经济影响又是前看私人部门对政策选择作出的响应所成的。
 
这就是政策制定者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一个动态博弈。过去四十年,经济理论学家发展出了十分有用的工具来分析这些博弈。动态博弈的理论预测是,即使存在完全的相机决策,政府也会找到最优方式来使用一个固定策略来将其可用信息转换成政策行动。因此,尽管存在相机决策,政府只要采取一种规则,他就会停止改变政策。私人部门能基于这种规则来预期到政府未来的政策选择。
 
很显然,又回到了一个公认的难题上:政府应该如何作出偏离规则的决策,而又不影响私人部门对该规则的信心?答案就是,在大部分情形下,私人部门知道政府行动只会部分基于可用信息(经济或者目标)。在那些情形下,私人部门也会偏离那些可用信息,而是政策制定者去改变规则。
 
我们将其称为:
 
安全偏离法则(The safe-to-deviate principle):假设政策制定者的策略是私人部门会由于政府私人信息的实现而偏离其响应。那么,政策制定者就能安全地作出任何不影响私人部门预期的政策选择。
 
译者注
 
(1)20世纪70年代末,除了Lucas批判,还有Kydland & Prescott的时间不一致问题。对前者的回答已经有太多太多,但是后者至今还是悖论。因此,结合静态博弈论和最优控制论的动态博弈是一种回答上述悖论的方法。
 
(2)[理性预期革命的启示:博弈论与控制论之争]如果agents具有理性预期,那么将政策当做一种复杂而被动的系统来控制,本身就是错误的。相反,应该把政策当做政策制定者与经济主体之间的一种博弈。因此,正确的工具不是最优控制论,而是博弈论。且博弈论会得到一种不同的政策体系。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由F.Kydland和E.Prescott分析的时间不一致问题。博弈论和控制论的区别和联系可以参见下图。
参考文献
Arnold, R (2018), “How CBO Produces its 10 Year Economic Forecast,”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Working Paper.
Bayton, F, T Laubach, and D Reifschneider (2014), “The FRB/US Model: A Tool for Macro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Federal Reserve Note.
Chetty, R (2009), “Sufficient Statistics for Welfare Analysis: A Bridge Between Structural and Reduced-Form Methods,” Harva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Imbens, G, and J Wooldridge (2007), “Instrumental Variables with Treatment Effect Heterogeneity: 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NBER Lecture 5.
Kocherlakota, N (2018), “Practical Policy Evalu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24643.
Lucas, R E, Jr (1976),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1,19-46.
Lucas, R E, Jr (1980), “Rules, Discre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Economic Advisor”, in S Fischer (ed.),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Economic Polic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10.
Summers, L(2011), “A Conversation on New Economic Thinking,” interview with Martin Wolf at 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推文作者信息
许文立,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安徽金融统计学会,xuweny87@163.com
许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kunxu2014@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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