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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法律体系下女性婚姻财产权对其感染HIV的影响

推文人 | 吴茂华

推文信息

Siwan Anderson.2018, Legal Origins and Female HIV.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08(6): 1407–1439

引言

超过一半的HIV携带者是女性,世界上80%携带HIV阳性的女性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本文论证了这些前殖民国家的法律渊源决定了当今女性艾滋病毒感染率。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普通法系国家中,女性艾滋病毒感染率明显高于民法国家。本文通过对这两种法律体系下女性产权的差异进行分析来解释这种关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普通法法系与较弱的女性婚姻法有关。因此,这些普通法法系国家的妇女在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较低,而且与民法法系国家的妇女相比,她们在安全性行为方面的谈判能力较弱,因此更易感染艾滋病毒。本文利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族裔群体在不同的法律体系国家的这一事实,能够将种族固定效应纳入RD的计量方法。这使文章可以控制大量的文化、地理和环境因素,而这些因素可能会混淆这些估计。这篇论文的结果与性别不平等(艾滋病的“女性化”)一致,并且解释了艾滋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流行的原因。


法律渊源和女性财产权

非洲国家在独立时采用了殖民者的法律制度。前英国殖民地保留了普通法制度,而那些以前被来自欧洲大陆的国家殖民的国家遵循了民法制度。


与女性 (以及家庭议价)最相关的法律是婚姻财产法。在普通法和民法中,这两种法律体系的差别是显著的。根据传统普通法,已婚妇女几乎没有合法权利。她不能管理自己的财产,不能成为合同的一部分,不能从事商业活动,也不能从劳动中获得收入。丈夫是所有婚姻财产的唯一所有者。一项重要的改革,即1882年的《已婚妇女财产法案》,建立了一套独立的婚姻财产制度,允许已婚妇女管理自己的财产,这是第一次承认已婚妇女在法律面前是独立的人,但是并没有在离婚或死亡时保护妇女,在离异时没有任何婚姻财产的权利。
这与源自民法的社区婚姻财产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社区婚姻财产假定婚姻期间所有财产的共同所有权,并在婚姻解体时给予妻子明确的保护,通常平等地分割所有的家庭财产。这一制度含蓄地承认对家庭的非货币化贡献(包括照顾、抚养、家务或维持生计的农业),不需要任何一方的贡献证明。
20世纪60年代,所有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家庭法律制度发生了空前的巨变。几个世纪以来,法律规范一直相对不受干扰,但在婚姻、离婚、家庭支持和遗产等领域,法律规范要么被抛弃,要么被彻底改变。从那时起,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的家庭法律制度在普通法和民事法律制度之间的国家差异已经大大减少了。然而,20世纪60年代也是大多数非洲国家获得独立的时期。在他们以前的殖民者国家关于家庭法的讨论和变化并没有在非洲大陆上发生,此后基本上没有对家庭法进行重大改革。
数据与估计策略
本文使用的估计策略是RD的方法,对于国家边界两端不同法系的差别进行估计,在控制了一些主要变量后,识别出普通法系对女性受艾滋感染的影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个人层面的数据,种族层面的数据,卫星像素层面上的数据和国家层面的数据。
主要规范模型如下:

其中Lrc表示法律体系的虚拟变量,如果国家法律体系为普通法令其为1;Xrc控制了一些国家层面上的因素,包括人均GDP,环境和天气的因素;Xrcep控制了用卫星得到的一些数据,包括光密度、人口密度、水下面积(河流、湖泊、溪流)、海拔、强度、农业用地适宜性、疟疾稳定指数、钻石矿指数、石油/油田指数、首都距离、海岸距离、国境距离等;Xrcepi控制了个人的年龄和教育等个人因素;δe为种族固定效应;γr为地区固定效应(东部、南部、西部和中部);函数f (BDrcep)表示从每个像素质心到具有不同法律渊源的最近国家边界的距离的二阶RD多项式。这使得多项式项的系数在边界的两端各不相同, λt 控制了调查的时间;最后一项为标准误,其聚集在种族和国家一级,以说明空间的相关性。
主要结果
A.HIV 感染情况本文发现普通法与女性艾滋病毒感染率之间存在统计学上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观察样本缩小到与不同法律渊源的国家边界较短时,估计的系数略大。这意味在普通法法系的国家中,女性艾滋病毒感染率至少高出25%。由于民法国家中较强的婚姻财产权(社区婚姻财产)并不适用于一夫多妻或穆斯林,当样本量缩小时,回归结果也显示这种差异仅存在于非一夫多妻制国家或非穆斯林国家。而对于男性来说,普通法对男性HIV感染率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不论是一夫多妻或穆斯林,或非一夫多妻或非穆斯林的子样本,估计系数接近于零,且不显著。
B.避孕方法的使用与由女性负责的避孕方法(如避孕药等)相比,由男性负责的避孕方法(比如避孕套,禁欲,或者退出避孕方法)更能降低女性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根据文中回归结果,在普通法国家居住的女性明显不太可能使用由男性负责的避孕方法,比民法系国家要低30%。当然,这一显著差别仅仅存在于非一夫多妻或非穆斯林国家中。
C.女性的议价能力首先,本文对离异或者丈夫去世的女性样本进行估计,发现这一组妇女的财产所有权与普通法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普通法国家,以前结过婚的妇女拥有的财产要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的民法系国家的妇女少得多。这些数据没有记录这些女性是否属于一夫多妻婚姻,但可以识别她们是否属于穆斯林,从而可以对这一群体的异质性影响进行验证。结果显示,普通法与财产所有权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只存在于已婚的非穆斯林妇女,穆斯林妇女的估计系数为0。另外,文中发现,女性自治指数与较弱的婚姻法(普通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负面的。同样,这种关系只适用于那些与法律差异相关的女性(非穆斯林和非一夫多妻制)。
另外,作者通过用夜间光度来衡量国家的经济水平和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女性艾滋病毒感染率与普通法之间的显著正相关主要适用于光度较高的地区,也就是说,普通法法系越完善的地区女性受保护的程度越低。在高光度区(与低光度区相比)的普通法国家,保护性避孕(男性和女性)的使用率显著降低。在高亮度地区,女性自主的指标,如财产权和相对的家庭议价能力,也同样显著降低。对于文中所有的关键结果来说,在低光度区域虽然结果类似,但是估计的系数通常要小得多,而且不显著(除了男性使用安全套)。
其他的机制
文中通过验证来排除了不同法系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别而导致女性感染艾滋的不同。首先是经济的发展情况,文中验证了女性的健康情况,比如BMI和Rohrer指数,以及女性贫血是否呈阳性,这些对于不同法系来说并没有显著差异;以及公共卫生设施关于获得安全套和HIV检测的情况也没有显著差别。其次是关于性行为的验证,文章并没有发现普通法是决定结婚率或结婚年龄的重要因素,男性(和女性)的婚外性伴侣数量与普通法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其他已知的决定女性艾滋病感染率的因素,如艾滋病知识、检测的流行程度和获得避孕套的机会也与法律渊源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其他文化差异也并没有发现显著不同。最后排除了当地的习惯与法律渊源的相关性。

Abstract

More than one-half of all people living with HIV are women and 80 percent of all HIV-positive women in the world live in sub-Saharan Africa.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legal origins of these formerly colonized countries significantly determine current-day female HIV rates. In particular, female HIV rate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ommon law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compared to civil law ones. This paper explains this relationship by focusing on differences in female property rights under the two codes of law. In sub-Saharan Africa, common law is associated with weaker female marital property laws. As a result, women in these common law countries have lower bargaining power within the household and are less able to negotiate safe sex practices and are thus more vulnerable to HIV, compared to their civil law counterparts. Exploiting the fact that some ethnic groups in sub-Saharan Africa cross country borders with different legal systems, we are able to include ethnicity fixed effects into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pproach. This allows us to control for a large set of cultural, geographic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could be confounding the estimates.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are consistent with gender inequality (the “feminization” of AIDS), explaining much of its prevale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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