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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普及会降低投票率吗?来自多期DID的证据

推文人 | 刘慧玲
原文信息:Gentzkow M. Television and voter turnou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 121(3): 931-972. 
1.一分钟速读
本文是2014年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家Matthew Gentzkow教授2006年发表在QJE上的一篇文章。克拉克奖表彰他“对于我们理解媒体产品生产背后的经济驱动力、数字环境下媒体不断变换的角色、以及媒体对于教育和公民参与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这篇文章具体研究媒体报道对个人行动中最受人关心的“投票”行为的影响。作者利用美国20世纪50年代不同地区引入电视的时间差异,发现电视可得与否对选民投票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美国在该时期投票率下降中的25%至50%可以由电视的普及解释。一个可能的机制在于电视的出现“挤出”了人们对于报纸、广播等政治信息覆盖率更高的媒体的消费需求。并且这种效应在国会选举的非大选年最大,因为与这种地方性选举相关的信息在报纸上获得广泛的报道,但在电视上的报道则很少或根本没有。
 
本文的写作动机是作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媒体和教育方面的大幅度改善却巧合地伴随着投票率的急剧下降。本文结果可以部分地解释这个悖论,电视机的出现不仅不能提升人们对于政治信息的获取和投票率,反而成为导致它们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伴随着从有线电视、视频游戏、DVD到互联网等各种新方式的出现,人们有了更多休闲娱乐的选择,政治参与率将进一步降低并不奇怪,这些广泛的趋势则值得今后详细研究。
 
2.数据和变量
 
解释变量是1940年至1970年间美国各城市电视可用性的数据,来源于各式各样的“电视实况报道(Television Factbook)”,如Television Digest 1948-1970,一本电视产业的年度数据书,分析了每年的电视台运行情况,包括地理位置、信号强度、网络从属关系、所有权和开始日期。为确定一个特定城市的电视台所达到的地理区域,作者使用了当前的行业标准——指定市场区域(Designated Market Areas,DMAs)。美国的每个县被分配到一个DMA,这样在一个给定的DMA系统中,所有的县都有他们在该市场区域上测量的大部分广播电台收视时间。检查以上电视数据有效性的一个方法是将记录的电视引入日期与1950年和196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县级电视渗透率进行比较。
 
从上图1可以看到,1950年之前第一个电视台开始广播的DMAs平均渗透率从1941年的35%下降到1949年的8%,而1950年以后的DMAs平均渗透率从未超过1%,所以电视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基本普及。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于1941年7月1日授权电视机进行全面商业广播,自此电视开始准备快速增长,但期间有两个事件推迟了这一进程。首先是在FCC授权不到一年后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因而战后电视才开始迅速增长,到1950年全国有超过一半的人已经可以接受到电视信号。其次是1948年9月FCC对新电视许可实行冻结,直到1952年4月,FCC才解除冻结并开始颁发新许可证。
 
被解释变量是合格选民中为国会投票的人数,来源于大学间政治社会研究联盟(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ICPSR)编制的县级选举结果。
 
政治信息数据来源于1952年全国选举研究(1952 National Election Study),调查问题包括详细的政治态度、投票行为、人口统计学特征、关于媒体使用的部分信息以及回答者的居住地信息。报纸流通数据来自于编辑和出版商年鉴(Editor and Publisher 1946-1971)。县和市级人口统计数据来源于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
 
3.估计方法
 
许多县在短短五年内从基本上无人观看电视转向有80%的家庭每天平均观看4.5小时,最后一批接受电视的县是在战后起始于大城市的电视发展长达十年之后,因而双重差分(differences-in-differences,DID)设计可以用来研究政治信息或选民投票率的变化是否与电视的引入时间相关。数据的两个重要特征可以帮助加强这一基本识别策略,第一个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FCC的冻结对于电视在各个市场的推出模式来说是外生冲击。第二个事实是每个电视台在一个大面积范围地区内播报,所以可以到达不同组别的县。
 
由下表可知,我们有三个不同的组别:战前拥有电视的县从1940年开始;1945年到1951年之间获得电视的县在1948年和1949年扎堆;从1952年结束冻结后开始第一次拥有电视台的县。
虽然战争和冻结改变了电视在各个市场推出的开始时间,但它们并不一定会改变先后顺序。例如可以预见的是,那些最大的、最富有的电视市场会在最早的年份引入电视。作者通过以下两个方式对这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予以解决:首先利用可观测的县级特征回归发现人口和收入是决定电视引入时间的关键变量,因而对其进行控制就可以消除绝大部分的伪相关性;其次是利用每个电视台播报区域的异质性,电视引入时间的变化由一个县是否碰巧落在来自一个大城市电视台播报的约100英里半径范围内来推动,而识别假设是这个距离的接近程度与会改变投票率的不可观测的冲击之间是不相关的。
 
 
4.实证结果——电视影响了投票率吗?
 
(1)相对趋势
 
下图分别反映第一个和第二个组别对于第三个组别的相对投票率的变化,可以看到,两张图都在1946年之后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第一张图的下降趋势更大是由于第一个县组有相对更高的收入和人口密度,因而是电视所有权传播最快的地区。
 
为了更详细的观察这些趋势,作者对于1952年之前和1952年之后这两个时间段,分别回归了前两个电视组相对于第三个电视组的国会投票率。结果如表三所示,早期电视县的负相对趋势在纳入控制变量后依然稳健,并且一旦晚期县也有电视(1952年以后),它就会显著变平。
(2)电视引入年份
 
 
为了进一步检查结果的有效性,作者利用电视台向不同组别的县进行播报的事实,仅使用那些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上相似的县来进行分析——例如,比较农村县中因是否靠近一个大城市而早些或晚些获得电视的县的投票率。作者根据六个可观测的特征分别将县分为三组,然后一一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下表。可以看到,电视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并且系数大小没有系统地按照人口等特征而变化。实际上,电视系数在最不密集的县反而最大,这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推翻了“本文主要结果是由最大城市发生的变化所驱动的”这一内生性问题的假设。
 
(3)交互效应和非线性效应
 
为了考察交互效应,作者构造了电视传播率预测值和投票率敏感度预测值两个拟合值。结果发现在电视所有权传播最快的县区效应最大,且在边缘投票者比重最高(即投票敏感度最高)的地区效应最大。
 
为了考察非线性效应,作者在回归中同时加入了电视引入年份及其平方项,结果表明存在一些非线性,但确切的函数形式超出了利用这些数据可以确定的能力,这也表明本文对电视的长期总体影响的估计不太准确。
 
(4)大小程度
 
为了更准确地评估电视对总投票率的影响,有必要考虑到电视在不同时间被引入到不同的县并且在某些县的影响比其他县大的事实。对此,作者根据估计的参数来估计反事实总投票率水平,即假设电视机在1970年以后没有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估计如果电视从来没有被引入将会有多高的投票率。作为结果的参照点,1950年代和1980-1990年代非南部(南部黑人选民的大规模再动员削弱了投票率的下降,所以考虑非南部地区)平均投票率之间的差异在非大选年选举是11个百分点,在总统选举年是13个百分点。反事实实验的结果显示对于非南方的投票率,到1970年电视的总影响力在非大选年选举中减少5.6%,在总统选举中减少3.1%。因此,电视的影响占非大选年下降的50%以及1950年以来总统年下降的24%。
 
5.机制分析——电视如何影响投票率? 
 
(1)媒体间的相互替代
 
第一类证据来自于研究电视对其他新闻媒体的替代程度,尤其是对报纸和广播。电视机在早年提供的政治信息量远远少于报纸或广播提供的政治信息量,因此向电视这一媒体的大幅度转移不大可能导致公众更好地了解选举活动情况。并且可以预见的是,鉴于电视报道与报纸出版相比存在的大规模经济,对于更多的地方选举而言,这种差异尤其大,即电视对地方选举活动的报道信息相对更少。
 
和前文一样,作者根据第一个电视台开始播出时间,将州划分为三组:1945年,1945-1951年和1952年以后。上图显示前两组每千人的日报发行量相对于第三组的情况。虽然图片的清晰度受限于数据未延伸到1945年之前这一事实,但结果基本与电视的负面影响是一致的。这两个图在1946-1952年间都出现相对下降,且在1953年之后逐渐趋于平缓,因为这时参考组(第三组)中的大多数州也都拥有了电视机。
 
更直接地看待媒体间替代的具体方法是使用1952年全国选举研究(1952 National Election Study)数据进行分析。下表的结果显示出很大而且非常显著的替代效应:在电视县的受访者中,从报纸中阅读到选举活动的可能性降低了11.6%,从广播中收听到选举活动的可能性降低了28.5%,而从电视中观看有关该活动的节目的比例高达45%,这表明电视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息传播途径。
 
(2)政治信息的直接度量
 
第二类证据也来自1952年的全国选举研究(1952 National Election Study),但涉及政治信息的直接测度。作者利用选举前和选举后的数据分别构造了相同的虚拟变量,即如果被访者正确命名候选人时取值为1,否则为0。回归结果如下:
 
选举前电视变量的系数对于国会候选人的知识是显著为负的,对于参议院和州长候选人的知识是正的但不显著。这与对越地方性竞选的负面影响应该更大的预测一致,因为这些活动仍然在覆盖很大一部分观众的国家网络节目上仅受到有限的报道,所以国会系数的值非常大——预测拥有电视使得国会候选人的提名可能减少24.8%。选举后变量的系数都是负值,且对国会候选人知识的影响最大。至于为什么选举后的效应大于选举前的效应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它可能仅仅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前者的样本是一个更高度选择的群体(它只包括实际参与投票的选民)。
 
(3)国会地区数量的调节作用
 
由前文可知,国会选举在电视上的报道较少而在报纸上广泛报道,所以在其信息和投票率上电视效应最大。进一步地,作者发现在国会地区数量较多的市场中,电视对非大选年投票率的影响更加显著为负,而在全部控制变量加入之后,国会地区数量不改变总统年的效应,并且非大选年和总统年交互项系数的差距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确实提供了一些额外的证据表明,挤出(地方性竞选活动)信息可能是将电视和投票率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途径。
 
6.总结
 
本文是为数不多的利用多期DID进行识别还给出平行趋势图的文章,对于多期DID的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学习很有帮助。
 
Abstract
 
I use variation across markets in the timing of television’s introduction to identify its impact on voter turnout. The estimated effect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accounting for between a quarter and a half of the total decline in turnout since the 1950s. I argue that substitution away from other media with more political coverage provides a plausible mechanism linking television to voting. As evidence for this, I show that the entry of television in a market coincided with sharp drops in consumption of newspapers and radio, and in political knowledge as measured by election surveys. I also show that both the information and turnout effects were largest in off-year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which receive extensive coverage in newspapers but little or no coverage on tel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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