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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的制度性原因

推文人 | 蒋子龙 
 
原文信息:Meng X, Qian N, Yared P. The Institutional Causes of China’s Great Famine, 1959-1961*[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5, 52(1):51-73.
 
引言与背景
 
本文探究了中国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时期人口剧烈减少的制度性原因。自然灾害期间造成了二千多万人口死亡,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并介绍了有关中国大饥荒的新事实和新理论:产量下降并不是主要原因,僵化的购粮制度才是持续这场灾害蔓延的罪魁祸首。文章发现,饥荒重点发生在1959年的第一个冬天,恰恰是收获的季节。并且1959年的粮食产量相较于1958年仅下降15%。作者认为,产量下降只能解释饥荒爆发的14%-30%,粮食分配制度必须在造成饥荒方面发挥作用。
 
文章结构
 
本文逻辑框架:要探究产量与死亡率的相关性,首先用历史数据检验;再构造模型用替代指标(工具变量)再次稳健性检验;在此基础上,各地考察询问当年的中央计划统购模式,构造简化静态模型,并验证是否产量高的区域,死亡率也高;接着用反事实的方法尝试分析统购政策下的更优决策,是控制收购粮食数量不变,还是控制收购价格各地统一,能够在饥荒时期给全社会带来更好的结果;最后考虑到政府回应与人口变化等实际情况,对模型做了个动态扩展,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并注意到实际产量与预测产量的差异会明显放大后果,最后得出本文结论。
 
实证结果
 
本文实证发现了四个主要结果:一是饥荒期间,粮食产量是维持人口存活的三倍,远高于平均生活水平所需。二是粮食产量越高的区域,产量下降的越多,饥荒期间死亡率越高。三是提前确定的粮食统购量,不灵活的统购模式,是导致饥荒的重要原因。四是固定统购数量要优于固定统购价格。
 
数据来源
 
出于历史数据准确性和完整性的考虑,文章使用了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修正后的数据。包括除西藏新疆四川以外27个省的数据。而模型数据则来自作者从各个渠道的收集。为了克服这一障碍,作者从各种各样的来源收集信息,包括汉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人口学家,经济学家,政府档案和历史媒体报道的作品,中英文提供的信息数据等。
 
实证模型设定与结果分析
 
第一步:由理论出发根据人体所需卡路里及当年人口计算出1959年全国所需粮食产量(成人每日平均需要1871卡路里,维持生命至少需要804卡路里,中国1Kg谷物能够提供3581卡路里)。与历史数据相比较,得出实证结果一(粮食产量足够生存)。且发现生产下降比例在各个地区大致相同。
 
 
如图1所示,黑线是当年产量,红线是所需最高,最低粮食数量。图2是具体数字。可以看出,粮食数量是足够人民生存的。
 
第二步:用虚拟变量回归模型探究粮食产量与死亡率的相关性。
 
 
第三步:用替代指标:区域出生人口代替地区饥荒严重程度;粮食生产适宜性代替粮食产量,历史天气条件数据佐证稳健性。第二个回归来佐证第一个历史数据回归。替代指标的好处主要在于不受政府数据误报的影响,能够区分农业与非农业户口,且出生率数据比较全,更加敏感说明问题。
 
 
由图3图4可以看出,在1959年,实际产量与出生率再次被逆转为负相关,而春季降雨量也佐证了这一稳健性。说明我们的结论并不完全受政府数据的影响,并且附带结论:这种相关性的异常,仅在大饥荒期间成立;饥荒主要是由农业户口所推动,城市地区不产粮。
 
第四步:前文数据结论表明,粮食分配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发现,国家的统购模式僵化缺乏弹性,根据前一年提前确定好的下一年的统购数量,产量越多统购越多,难以汇总和回应信息。一旦发生减产,那么就会放大死亡效应。实证结果二得证。
 
 
表1是个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出产量越高,留存粮食越少。作者构建静态统购模型,计算发现,假设全国减产20%,假设区域i产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那么区域i实际消费下降60%-65%,产量越高,减产数量越多,相应的死亡率也就越高。
 
第五步:是否可以选择更好的统购政策?运用控制收购数量的反事实的方法(感兴趣的读者可阅读原文)。在固定收购数量还是固定收购价格上,作者分析发现,在我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且农村地区异质性比较大的情况下,固定收购数量比较好。原因在于,如果固定收购价格P,且收购价格很高,那么农村家庭就会愿意卖粮,意味着产量高的时候会多卖,产量低的时候会少卖,这就会造成城市地区不稳定的消费水平,并承担了与总体冲击相关的风险;如果固定收购数量,那么恰好相反,农民承担了全部风险。这样政府就会面临两种选择:大多数人口在固定数量下经历小额消费波动或者少数人口在固定价格下经历巨大的消费波动。政府会选择第一种。原因在于,消费的巨大波动对政府来说代价极大,固定价格会使城市人口汇集农村人口面临的所有差别风险。
 
第六步:拓展静态模型,考虑政府的实际回应,文章发现预测产量与实际产量的差异很重要,一旦预测错误,会明显放大后果。考虑到人口每年都在增长,以及政府实际会根据上一年的产量情况调整收购量,模型做了动态扩展,政府要控制冲击后的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最后得出结果,它表明,我们的结果关键不取决于生产的绝对水平,而是取决于实现的生产水平与预测产量的差异,当预测错误,明显放大产量下降的死亡率后果。
 
结论
 
本文分析了产量与死亡率的相关性,推导了统购模式会造成的后果。论证了饥荒期间,粮食产量是存够的,恶劣天气造成的减产只是直接原因,而不灵活的分配模式,制度原因才是造成历史上最大的饥荒的重要因素。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new facts about China’s Great Famine and develops a theory of famine to explain them. First, in 1959, when the famine began, food production was almost three times more than population subsistence needs. Second, we uncover a very surprising fact: regions with higher per capita food production that year suffered higher famine mortality rates, a reversal of the typically negative correlation. Existing theories for famine cannot easily explain this puzzling pattern. Therefore, we develop a theory of government policy under central planning where policy is inflexible because the government is unable to easily collect and respond to new inform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an aggregate shock to production, a famine with the spatial patterns we uncover can occur. The model also provides a unified framework that illustrates the contributions of other existing explanations in amplifying the magnitude of the famine. Moreover, it allows us to assess the benefits of price versus quantity control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推文作者:蒋子龙,上海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中心,联系邮箱: Zlou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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