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证实了可广泛利用的服务业会提升制造业的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然而，在肯尼亚的众多服务业中，管制给服务业供给带来了成本上的负担，对本土和跨国供应商皆如此。因此，服务业的实际供应商要比潜在的供应商少。

在多哈谈判背景下，与欧洲伙伴关系及地区贸易协定COMESA框架下所涉及的服务业改革要求肯尼亚在服务行业上有所变革。作者认为，肯尼亚服务业对跨国投资存在歧视壁垒。而现实中，在非歧视基础上的行业管制带来了的更高的无效成本。如果，肯尼亚按照贸易伙伴的要求去兑现改革服务业的承诺，结果会是怎样？如果服务业改革能降低本土和跨国公司的供给成本，它将多大程度上从改革中获利？对产业，农业，工资，资本回报，进出口及服务行业本身的影响又将怎样？

作者构建了一个有55部门的小国开放经济比较静态模型，假定：在服务行业中有FDI流入；服务提供商之间非完全竞争；生产力提升内生于新的服务业出现。此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用多部门应用均衡模型来量化放松本土和跨国服务业供应商的壁垒的影响。

在数据部分，作者主要选取并介绍了４个主要的服务业(铁路运输，公路运输，电信，银行和保险)，并沿袭了以往学者对壁垒的估计。由外商投资壁垒转化为从价值等价作为成本的一部分。具体怎样估算壁垒值参见Micheva(2008)，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作者还利用IO表对原有的宽泛的运输行业作了细分。

二、模型

作者沿用Jensen et al.(2007) 的数理结构，用Rutherford的GAMS-MPSGE来求解模型。传统的CGE模型通常假定服务业和增加值以固定的比例作为生产成本投入。而本模型区别于以往的模型的关键在于，服务业和增加值投入之间可以相互替代(CES嵌套函数)。作者也用敏感性分析来证实这种替代的稳健性。在不完全竞争行业中，有的资本是具有行业属性的(假定50%的资本有行业属性，不能跨行业自由流动)。跨国公司会进口一些主要投入，如管理人员技能及技术。此模型中还有个关键的假设是服务业种类的增加会提升不完全竞争产品或服务的生产率。

文中的产品或服务主要大的分类：竞争性的产品和服务(规模效益不变＆边际成本等于价格)；规模效益递增的产品(自由进入：边际成本等于价格；但跨国公司的生产成本不仅包括边际成本也含固定成本)；服务行业(规模效益递增＆不完全竞争)。以下图表也反映了生产的构成情况，由中间品，其它服务，增加值和服务构成。

比较静态和稳态构建：比较静态假定资本存量固定，资本回报内生。而在比较稳态下，投资者要求的资本回报率固定，资本存量从初始的均衡中不断积累调整。
实证模拟情形：作者假定在全面改革情形下，１.对本土及跨国公司的管制壁垒下降一半；２.对FDI歧视性壁垒下降一半；３.所有产品和服务使用使总关税收入不变下的统一的关税税率。

但为了区分哪项改革更具有重大意义，作者在静态条件下分别模拟了总效应，效应１，效应２，效应３，及稳态下的全面改革效应并作了对比。

三、结果及结论

从中短期的结果看，效应１(放松对本土和跨国服务商的管制)对本国福利增加贡献最大，其次是放松歧视性壁垒。从要素回报上来看，非熟练劳动力的回报增加的最多，其次是资本和熟练劳动力；土地的回报增加最少，因为服务业供给需很少的土地投入。

长期来看，服务业和制造业显著扩张，尤其是规模收益递增行业，而农业扩张最少。将涌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总体看，国家福利比静态下更是显著增加，这得益于由于多样化产品供给带来内生生产率提高从而带来更多的资本积累。同样，非熟练劳动力的回报增加五成，半熟练及熟练劳动力回报也增加四成左右。但资本回报却为负，因为资本积累下边际资本产品不断下降。

长期比短期福利等收益更大源自于生产力的提高。服务业壁垒的放松或消除显著降低了制造业的成本，提升了竞争力。

四、敏感性分析

作者分析了不同模型参数下的实证结果，并找出了３组对结果有重要影响的参数。最大的影响来自于不完全竞争企业层面的各类品种之间的替代弹性。此弹性越小，福利效应越大，因为替代弹性小说明了这些种类之间的异质性，不同的品种将更有价值。另一个重要影响来自于增加值和服务投入之间的替代弹性。公司越能灵活地用服务来替代资本和劳动力，经济体将更受益于降低服务业供给成本的改革。跨国公司的服务价格供给弹性也将显著影响结果，供给弹性越高，说明改革使得更多的跨国公司有机会扩张，但不会使它们的行业特定资本增加过多以抵消改革的影响。同样，本土公司的服务价格弹性也是如此重要的。

五、评价及应用

总体而言，肯尼亚通过服务业改革将大大提升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力，使经济获益。获益的最大来源是对潜在服务供应商不管是本土的还是跨国的降低行业壁垒。

服务业的多样化及降低壁垒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不仅能降低产业的制造成本，提升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更能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布局。具体而言，在切实的服务贸易谈判中，量化并认识我国服务贸易中的壁垒及制造业成本中关键服务业的占比，使得谈判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正如经合组织所测算的服务业壁垒指数，我们可以在一个国际水平上来比较各国的壁垒，是什么主要原因导致的壁垒？人员流动，外商投资限制，竞争性保护，管制透明度还是其它歧视措施导致的呢？此外，用一般均衡模型可以比较每项壁垒改革下的具体的损益，根据政策导向及重点从而选择一个方案。

尽管一般均衡理论广泛用于政策分析，但模型参数仍然是一大诟病。从事计量工作的，可以估算具体的壁垒值及各种弹性参数。
 

原文摘要

This paper employs a 55 sector small open economy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of the Kenyan economy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the liberalization of regulatory barriers against foreign and domestic business service providers in Kenya. The model incorporat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business services and productivity effects in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goods and services markets endogenously, through a Dixit–Stiglitz framework. The ad valorem equivalent of barriers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ve been estimated based on detailed questionnaires completed by specialists in Kenya. We estimate very substantial gains to Kenya from regulatory liberalization in business services, and additional gains from uniform tariffs. The estimated gains increase to 50% of consumption in the long run steady state model, where the impact on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from an improvement in the productivity of capital is taken into account. Decomposition exercises reveal that the largest gains to Kenya will derive from liberalization of costly regulatory barriers that are non-discriminatory in their impacts between Kenyan and multinational service providers.

2015-08-27 推送者 周静 香樟经济学术圈

【这是香樟第170篇推文】

论文信息：Balistreri E J, Rutherford T F, Tarr D G. Modeling services liberalization: The case of Kenya[J]. Economic Modelling, 2009, 26(3): 668-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