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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arthana.com/school/what-is-the-role-of-parental-involvement-in-student-success

原文信息：

Zumbuehl, M., Dohmen, T., & Pfann, G. (2021).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conomic preferences, attitude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The Economic Journal, 131(638), 2642-2670.

当今中国，教育改革日益深化，家庭结构持续演变，但如何培养下一代始终是社会的核心议题。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到社会对育儿理念的广泛关注，环境、理念与家庭投入深刻影响着孩子的发展。那么，哪些因素决定了成长轨迹？又是什么塑造了下一代的态度、偏好和性格？

这些问题不仅是无数家庭的共同困惑，也是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特质如何形成？父母的育儿方式如何影响主观变量的代际传递？理解这些机制，不仅能揭示家庭投入在非认知技能培养中的作用，还为提升社会流动性、优化政策设计提供新的视角。

在这篇发表在EJ上的文章中，Maria Zumbuehl、Thomas Dohmen和Gerard Pfann三位经济学家以德国为研究背景，聚焦代际传递研究中非常有趣的问题：态度和性格是如何传承的？父母的育儿参与度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他们发现：父母在孩子成长中的参与度越高，孩子的风险偏好和信任感与父母越相似，也越可能拥有更好的性格特质，如尽责性更高、内部控制点更强。这些都是人生中重要的非认知技能。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德国社会经济面板调查（German Socio-Economic Panel Study，SOEP）。这项调查从1984年开始，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长期跟踪，截至2015年覆盖约14000个家庭。

作者们利用SOEP的数据构建了态度和性格的指标：风险偏好、信任感、大五人格特质和“内部控制点”（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其中，大五人格刻画性格特质，内部控制点反映个体对于生活的掌控感。

图1 大五人格

（图片来源：《生命时报》第1610期）

具体而言，风险偏好程度的衡量基于“总体来说，你是否愿意承担风险”这一问题，信任感通过3个信任相关问题得分构建的信任指数来度量，大五人格各个特质（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使用BFI-S心理问卷进行评估，控制点得分则通过问卷中7个相关问题的答案来构建。

衡量父母在孩子成长中的参与度时，作者主要考虑父母对孩子学习、生活的参与程度以及让孩子参与家庭事务的程度。基于SOEP问卷中的问题（例如“妈妈询问你对于家庭事务的看法”），作者定义了13个代理指标，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参与度指数，反映父亲和母亲的参与程度。

考虑到代理指标可能存在测量误差，会对回归结果带来衰减偏误，作者进一步采用 Lubotsky-Wittenberg 方法优化权重，构建另一个参与指数，减少测量误差的潜在影响。

所谓态度的传承，在本文的实证研究中，指的是父母与孩子主观态度的差异。差异越小，意味着父母的态度越多地传递给了孩子。这里的主观态度主要包括风险偏好（承担风险的意愿）以及信任感（是否信任陌生人）。

文章发现，父母参与度越高，亲子态度差异就越小。具体来说，母亲参与度增加一个标准差，母子风险偏好的差异会缩小约0.06个标准差；父亲参与度对父子风险态度差异没有显著影响。对于信任感，母亲（父亲）的参与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亲子差异就缩小约0.5（或0.6）个标准差。表1最后两行的第二、第四列呈现了这一结果。

原文分析中还考虑了父母背景特征的影响、同性亲子关系的作用、父母双方主观态度差异的影响，以及态度传递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非线性效应。不过结果表明，这些因素均无显著作用。

表1 父母参与对孩子性格和态度的

水平及亲子差异的影响（原文Table 7）

态度与成功之间的关系较为模糊，但优秀的性格特质往往与成功联系紧密。因此，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并非单纯地传递自身的性格特质，而是更关注于塑造孩子的性格，使其拥有有助于未来发展的品质。

因此，作者进一步检验了父母参与度和孩子性格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现父母参与程度越高，孩子的生活掌控感越强，其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和宜人性水平也越高，而神经质则未见显著变化。表1前六行的第一和第三列呈现了这一结果。

有意思的是，父母参与度和亲子性格相似程度的相关性并不总是显著。具体而言，只有参与度较高的母亲与孩子在开放性上类似，参与度较高的父亲和孩子在尽责性上类似。

上述关系究竟源于父母的培养，还是因为高参与的父母成为了榜样？为探究这一问题，作者根据父母的态度和性格得分，分解了不同得分水平下参与度的边际效应。

图2展示了母亲不同特质得分下，参与度的边际效应（父亲的结果类似）。图中边际效应曲线取值为正，则意味着边际效应为正；曲线斜率为正，则意味着参与度的边际效应与母亲特质成正相关。

以风险偏好为例（信任感、开放性和神经质的规律与之相似），第一幅图显示，母亲风险偏好较低时，高参与度会降低子女的风险偏好；母亲风险偏好较高时，则会提升子女的风险偏好，从而缩小亲子间差异。此外，母亲风险偏好处于极端水平时，参与度的影响尤为显著。

图2 母亲态度与性格得分

边际效应（原文Fig. 5）

上述分析证明了父母参与度与亲子态度相似性及子女优秀性格特质有关。但这一关联能否解释为因果关系呢？这个问题是当前经济学研究中无法回避的核心关注点，原文也对此进行了探讨。

比如，亲子间的相似性是否会导致父母参与度更高？首先，前文关于大五人格的分析表明，亲子性格的相似与父母的参与度并不显著相关。此外，文章发现父母通常更关注头胎子女，头胎子女也因此与父母更加相似。若是相似性驱动了父母参与，则父母应该更多地关注与自己更相似的孩子，而不仅仅是头胎子女。

再有，父母的态度是否会因为高参与度而受到孩子的反向影响？对此，作者分析追踪数据，发现父母风险态度相对稳定，未受到子女或伴侣态度变化的显著影响，相反，子女的风险态度却明显受到父母态度的塑造。

作者还讨论了遗漏变量及其他潜在的反向因果效应，详见原文2.4节。尽管这些讨论无法完全解决因果性的问题，但作者尽力排除了各种潜在问题，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因果解释的信心。

综上所述，本文凸显了父母在子女态度和性格特质传承和塑造中的核心角色，揭示了父母参与孩子成长不仅能缩小亲子主观态度（风险偏好和信任感）的差异，还有助于培养子女优秀性格特质（尽责性、开放性等）。

在当前家庭教育模式多元化的背景下，围绕教育理念的争议层出不穷。许多家长聚焦于物质投入和外部资源，往往忽视了自身行为的重要性。《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指出，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应亲自养育并加强亲子陪伴。本研究佐证了这一点，强调父母参与的确是培养子女非认知技能的重要方式。

从政策层面看，《家庭教育促进法》为家庭教育提供了规范框架，但如何将理念落地仍是重要课题。未来应结合中国文化与经济背景，借助有关代际传递规律的科学研究，探索更具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模式，优化家庭教育实践，推动教育公平，为构建更加包容的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补充资料

[1] 态度代际传递的经典文献：Dohmen T., Falk A., Huffman D., Sunde U. (2012).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risk and trust attitud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79(2), pp. 645–77.

[2] 主观态度测量的新成果：Falk, A., Becker, A., Dohmen, T., Huffman, D., & Sunde, U. (2023). The preference survey module: A validated instrument for measuring risk, time, and social preferences. Management Science, 69(4), 1935-1950.

林孟蔚，巴塞罗那大学、巴塞罗那经济研究所（IEB），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教育经济学、人口与劳动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因果推断方法。邮箱：mengwei.lin@ub.edu，欢迎各位老师、同学来信讨论。

彭启远，奥斯陆大学、欧洲社会科学遗传学网络（ESSGN），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社会科学（教育，健康与不平等）与遗传学、政策评估与因果推断。邮箱：qiyuan.peng@psykologi.uio.no，欢迎各位老师、同学来信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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