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在应对全球化时的选择-香樟经济学术圈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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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Lin, F., & Long, C. X. (2020).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youth educ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78, 820-839.

引言

许多人认为中国是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尤其是在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在出口扩张的推动下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青年教育程度的影响却不那么明显，一方面，加入WTO带来的出口迅速扩张可能导致一部分中国青年选择去打工而不是继续上学；但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出口成熟度也发生了大幅升级，导致对额外教育的需求增加。因此，本文利用青年受教育决策时间的贸易风险敞口变化和地区之间的贸易风险敞口变化，探讨自中国加入WTO以来这两种效应的存在和相对重要性。结果表明，加入WTO导致的出口扩张改变了中国教育的分布。特别是，虽然贸易自由化减少了16岁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但它提高了至少受过高中教育的年轻人的教育水平。

识别策略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05年中国人口普查的百分之一随机样本，该数据集包含样本中个人的出生年份、居住地区、居住类型（城市/农村）、性别、种族和教育水平，以及他们家庭中的儿童数量。由于本文对青年教育决策如何应对加入WTO引起的出口扩张感兴趣，因此作者比较了2001年之前和之后达到16岁和19岁这两个关键年龄的个人。之所以选择16岁和19岁这两个年龄段，是因为义务教育法和最低法定工作年龄的要求，只有年满16周岁的青年才有资格选择继续读高中还是去工作。三年以后，年满19岁时面临第二个选择，即接受大学教育还是工作。中国青年在这两个年龄段面临着初中升高中或高中升大学的选择。

当然，不同地区受到WTO冲击的程度并不一致，东部沿海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等10个沿海省份）更容易受到这一贸易冲击的影响，本文称之为“高暴露区”，其余省份为“低暴露区”。

本文将从年龄和地区两个方面探讨加入WTO对个人教育决策的不同影响，即：用双重差分方法来识别全球化与教育程度之间的关联。

结果

1.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首先比较了“高暴露区”与“低暴露区”之间的教育程度差异，结果如Fig. 1所示。左图显示，2001年之前，无论是“高暴露区”还是“低暴露区”，16岁青年群体的受教育年限都呈现出上升趋势，但是2001年之后，“高暴露区”的趋势反而下降；右图显示，无论是“高暴露区”还是“低暴露区”，19岁青年的受教育年限都呈现上升趋势。结果表明初步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为了严谨，作者还用事件研究法做了进一步验证，结果如Fig. 2所示。结果正式检验了平行趋势假设，并为加入WTO对教育的动态影响提供了事件回归证据。

2.基准回归

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来检验由于WTO冲击而引起的出口扩张是否导致青年教育决策的变化：

Edu_arc表示在区域r和年龄队列c的个体a的受教育年限，Treat_c表示年龄队列在2002年（加入WTO是2001年年底）是否达到16岁（或者19岁），Highregion_r表示是否处在“高暴露区”。此外，还控制了个体和区域等变量。这里我们主要关注交叉项Treat_c×Highregion_r的系数β，它捕获了WTO冲击对教育程度的差异效应。

回归结果如Table 1所示，β是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加入WTO冲击对教育产生重大影响，加入WTO后的贸易扩张导致16岁中国青年在2000年至2002年之间平均减少0.16年或平均1.9个月。

同时，本文还检验了19岁队列的结果。结果表明，贸易扩张导致“高暴露区”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入学率比“低暴露区”更大。

总而言之，本文发现WTO冲击对中国青少年教育产生了分歧效应，一方面，加入WTO导致更多刚刚完成国家9年义务教育要求的人辍学寻找工作。另一方面，为了应对WTO的冲击，更多高中毕业的人继续攻读大学学位。

3.稳健性检验

3.1替换变量

在基准回归中，作者用“高暴露区”这一虚拟变量表示受WTO冲击指标。这里作者还提出两种替代指标，即1990-2000年期间各省出口占GDP的平均份额（Table 3第1列和第4列），以及区域中心与海岸之间的地理距离（Table 3第2列和第5列）。进一步，作者还用了距离加权的出口指标进行验证（Table 3第3列和第6列）。结果均与基准回归保持大体一致。

3.2更换样本

作者还用2010年的普查数据再次进行验证（Table 4第1列和第2列）。结果与使用2005年人口普查的基准回归一致。

3.3其他因素的影响

本文关于加入WTO对青年受教育程度产生负（正）影响的结论是基于低（高）技能密集型出口扩张将增加（减少）上学的机会成本，从而导致受教育程度的降低（提高）。为了更直接地检验这一论点，作者计算了各地区出口的技能密集度，并利用这一技能密集度作为额外的地区连续处理（the additional regional continuous treatment），乘以公式（1）中的队列年龄虚拟值，进行以下差分回归：

Table 4的第3列显示了16岁群体的估计结果，表明出口扩张显着减少了受影响的16岁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β<0）。然而，技能强度的双重差分系数现在是正的（γ>0），绝对值大于β，表明出口中的低技能强度是导致受教育程度损失的关键因素，没有它，就不会有学校教育的显著减少。Table 4的第4列给出了已完成高中学业的受影响19岁队列的相应估计结果。虽然β不显著为正，但的双重差分系数显著为正且数量较大。这意味着“高暴露区”的高技能者受教育程度往往在2000到2002之间比“低暴露区”的同类教育程度增加更多，这仅适用于当地出口的技能强度较高时。

出口中的技能强度似乎是造成出口扩张对青年教育影响的罪魁祸首。这些结果与文献中的发现一致，即高生产率公司通常更喜欢熟练和高能力的劳动力。

结论

本文发现，加入WTO导致的出口扩张改变了中国教育的分布。特别是，虽然贸易自由化减少了16岁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但它提高了至少受过高中教育的年轻人的教育水平。此外，低技能加工出口的增长可以解释负面的受教育影响，而高技能出口则可能导致教育年限的增加。这些结果与贸易理论的预测一致：一方面，由于加入WTO而扩大的加工出口产生了大量新的低技能工作，大大提高了青年在完成义务教育时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但另一方面，贸易升级也可能导致19岁高中学历的年轻人对额外教育的需求增加。

此外，作者还做了一些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除了不同类型贸易对青年教育的不同影响外，还发现具有不同背景的个人经历也存在不同影响。虽然只有城市学生才能享受贸易自由化的好处，以追求更多的大学教育，但来自有多个兄弟姐妹的家庭的农村学生承担了贸易扩张的大部分负面影响，他们选择较少的学校教育。

更一般地说，这些发现表明，由于比较优势和技能形成之间的相互加强的关系，国际贸易可能会放大发展中国家之间技能积累的差异。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中国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因为他们往往优先考虑提高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同时追求以制造业为重点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鉴于这些目标之间的权衡，政策制定者必须确定要促进哪些类型的出口，同时考虑到它们对个人教育决策的影响。

推文作者：沈兵，厦门大学邹至庄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shenbing@stu.xmu.edu.cn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export growth in China after its WTO accession in 2001 has altered education attainment for Chinese youths. On one hand, China's export expansion after the WTO entry has increased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schooling and thus has induced many youths to drop out of school at younger ag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subsequent trade upgrading has also led to increased demand for additional education at the college level. This paper exploits variation in trade exposure in the timing of youth education decision and trade exposure variation among regions to identify the existence and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se two effects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We documen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robust evidence that while export expansion has caused 2 months' reduction in youth schooling on average, it has led to 2 months increase for individuals with at least a high school education. Moreover, we find that the reduction in education is mainly caused by processing exports and predominantly experienced by youths in rural areas and from families with siblings, while the improvement in education can be largely attributed to exports to high income nations and is largely observed for youths from urban areas. Consistent with individuals making rational choices when faced with addition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rising from globalization,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consequences for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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