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地政策的环境与经济影响几何？-香樟经济学术圈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原文信息：

Reynaert M, Souza-Rodrigues E, Van Benthem A. (2023).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Protected Area Policy (No. 3187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引言

2022年12月，近200个国家签署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避免数以百万计的物种灭绝的灾难性后果。考虑到动、植物的栖息地破坏是造成物种灭绝的主要因素之一，扩大全球范围的自然保护地非常必要，中国也在积极推进国家公园体系建设，并计划于2035年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这也引发了一系列亟待理清的重要问题：自然保护地政策有多有效？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设置更大范围的保护区，带来了怎样的环境与经济后果？决策者在划定保护区范围时遵循何种原则？来自NBER的一篇工作论文归纳了一系列评估保护地政策的经济与环境影响的实证文献，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作者首先提供了一个围绕保护区的经济与保护权衡的简要概念框架，讨论了与数据、测量和计量识别相关的实践挑战。然后，本文总结了现有的实证研究结果。最后，作者讨论了未来相关研究中值得拓展的方向。

概念框架

一个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制定者在设计保护区政策时，必须考虑保护土地免受经济开发的成本和收益。成本主要来自于在保护区内减少经济活动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包括农民收入的减少、阻止建设项目造成的损失等，将人们和经济生产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也会带来迁移成本。保护区周围地区的经济活动也可能受到阻碍，这可能会引起经济活动的空间再分配效应。此外，建立保护区的政策也是成本高昂，在偏远地区或者面对容易隐瞒的违规经济活动时的执法成本尤为巨大。

保护区政策的收益主要来自于生态收益。首先，保护区存在一种恢复效应：在保护之后减少已经进行的经济活动使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得以恢复。其次，保护区还存在保护效应：保持本应在经济发展中面临风险的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第三，保护一个区域可能对附近地区的生态状态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最后，保护区可能提高土地的宜居价值并促进旅游业。

保护地类型：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保护区分为七个类别：严格自然保护区（strict nature reserve）、荒野区（wilderness area）、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自然纪念区（natural monument）、栖息地或物种管理区（habitats or species management area）、保护景观或海景区（protected landscape or seascape,），以及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保护区（protected area with sustainabl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这些类别涉及到潜在政策目标的差异：保护特定栖息地和物种、保存国家纪念物，或者在保护自然的同时允许一些居民继续进行生产活动。

土地所有权状况：决策者必须考虑保护地的土地所有权状况，所有权可以从具有明确定义产权的私人财产到有争议的所有权状况。保护区的影响可能会随着基础产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监测和执行：最后，决策者面临监测和巡视保护地的关键任务，这在许多偏远和人迹罕至的地区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近期在遥感技术方面的进展，比如巴西亚马逊地区的创新实时卫星遥感森林砍伐预警系统（DETER），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测量与推断

数据：研究保护地涉及高精度空间细分的面板数据。传统经济福利的角度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土地的生态价值，但该数据通常无法直接获取。大多数研究借助相对容易获取的卫星图像数据，如森林覆盖率和植被的“绿度”。偶尔也获得特定物种的计数数据，可以更直接衡量生物多样性水平，但生物计数数据的覆盖范围往往低于基于卫星的土地利用数据。另一组常用的衡量社会经济结果的数据包括土地交易价格、房屋价值、夜间灯光数据、资产持有数据、贫困数据以及不平等和人口迁移数据。关于陆地和海洋保护区的位置和特征的信息可以从世界保护区数据库（WDPA），或欧洲的指定区域共同数据库（CDDA）获得。图1显示了2023年地球陆地和海洋保护区。

常用实证方法：理想情况下，对自然保护地的经济与环境效应评估应比较受保护地区（treatment group）与其他未受到保护的特征类似地区（control group），这样的比较能够产生有效的因果解释。然而，实践中，通常缺乏理想的可比较的未受保护土地。因此，在使用观测数据时，研究人员必须谨慎构建反事实以进行合适的因果分析。

学者在研究保护地影响时会面对三个计量经济学挑战：选择偏误、溢出效应和治疗效应的异质性。1.选择偏误是由于保护地选择问题引起的，受保护区的状态在不同地区之间并不是随机分布的。2.溢出效应是指经济活动从受保护区转移到未受保护区，因此，当比较受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与受溢出效应影响的未受保护的地区时，可能会引起政策效果的估计偏误。3.保护效果可能因植被类型、类型、执法严格程度、地区受保护时间等因素而存在异质性，这种潜在的异质性使得难以构建有效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为了解决这些困难，研究人员采用了不同的计量经济学手段。现有文献常用的方法包括：（1）控制可观察到的土地特征，包括气候和土壤特征、农业生产力以及与相关市场的距离；（2）双重差分模型，以控制对处理和对照区域同样影响的与时间无关的不可观测因素和时间趋势。（3）地理断点回归设计，以控制在保护地边界周围的不可观测因素。很少有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保护地的内生性问题。

低经济发展压力的保护区与高经济发展压力非保护区进行比较，可能导致出现很大的估计偏误。一个常见的做法是使用可观测因素来匹配解决选择偏误问题。匹配通常与双重差分法结合使用。此外，在计量经济学方法论上的新进展也为得到更可靠的因果估计量提供了支持，如考虑到保护区交错开展的保护时间所引起的估计偏误问题的稳健估计量，在处理效果在受处理时间之间存在异质性的情况下，这些稳健估计量非常有用。

到目前为止的经验证据

对自然保护地政策的实证估计：作者总结了全球范围内研究保护地政策对植被与生物多样性影响的文献，并发现保护区对减少森林砍伐和提高植被覆盖的影响往往不大。这可能是由于没有考虑选择偏误，保护区通常位于经济发展压力较小的地区，保护的效果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诸如经济发展压力、地理位置、治理类型、产权和执法等情境因素。位于更高的经济发展压力的保护区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

溢出效应的证据：当建立保护区时，周围地区的经济活动可能会发生变化。这种溢出效应可能呈不同的方向——负向溢出效应（附近未受保护区域的破坏增加）或正向溢出效应（附近未受保护区域的破坏减少），有关溢出效应的实证证据尚未达成统一。

与其他政策的交互影响：保护区与其他政策可以相互作用，影响其他环境政策在减少自然生态破坏方面的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保护地政策与“黑名单”政策存在协同效应，“黑名单”政策旨在监管集中在巴西亚马逊森林砍伐严重的市镇，以减少对树木的砍伐。保护地与生态系统服务支付（PES）政策之间也存在互补性，生态系统服务支付是向土地所有者提供保护自然的补贴的政策。保护地与生态补偿政策协同使用，在保护生态系统同时可以有效的实现增收致富的目标。

未来的研究方向

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改进：最近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进展有助于深化对保护区政策的理解。保护地政策在过去几十年逐渐扩大，形成了一种交错引入的情形，处理交错引入时间异质性的稳健估计量非常适合识别保护地先后成立带来的环境与经济的动态影响。未来的研究还可以在使用工具变量在解决样本选择偏误、改进样本匹配以及加强稳健性的方面取得进展。因果机器学习模型提供了一种识别影响异质性处理效应对的因素的方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保护地选址背后的驱动因素。

更加关注生物多样性：研究人员在测量生物多样性方面受到限制。首先，生物多样性很难定义为一组结果变量。在给定位置收集物种种类和数量也存在困难，很少有政府机构系统地收集与保护地政策相关的生物多样性指标。其次，可用的生物多样性数据不是在空间和时间上良好分布的，这不利于应用因果推断方法识别政策效果，因为无法保证在对照组具有良好的生物多样性观测数据。

有几个生物追踪数据的数据库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包括：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设施、Movebank、泛欧洲常见鸟类监测计划、eBird、eButterfly和欧洲鸟类普查委员会。鸟类的数据尤其有用，因为鸟类对环境变化非常敏感，是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优秀指标。BioTIME数据集是一项重要进展。它收集了物种数量数据，涵盖了近50,000种物种在超过60万个不同的地理位置的1200万条记录。因此，未来可以更加关注保护地政策的生物多样性影响。

地理范围：许多论文研究了热带雨林或发展中国家保护区的环境和经济影响。但缺乏针对欧洲、北美中发达国家或经济的相关研究。

动态影响：一个很有希望的研究方向是评估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压力的变化如何影响保护区的有效性。保护地最初的效果可能有限，但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其政策效应可能越来越大。

一般均衡效应：保护地可能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或负向溢出效应进而产生复杂的空间效应。进一步研究保护区引起的空间均衡变化以及其机制，对于理解保护区政策可能带来的经济成本非常重要。大型连通的自然保护地可能会对当地的空间经济布局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导致不平等、地区贫困、城市化差异和迁移行为。

结论

自然保护地对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至关重要，但许多研究表明，保护区政策对保护植被覆盖和避免森林开发方面的效果很有限。保护通常发生在受到经济发展最小压力的地区，计量经济分析必须考虑这种样本选择偏误。保护的效果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诸如经济发展压力、地理位置、保护地类型、产权和执法压力等因素。

本文对未来研究提出以下建议：1.评估保护区需要能够处理交错政策引入的异质处理效应的计量估计方法——最近的计量经济学进展非常适合，但目前在研究中应用较少。2.对于保护地政策的影响，应进一步关注除了植被覆盖率以外其他更广泛的环境与经济指标。3.缺乏在发达经济体中保护地政策有效性的实证证据。4.评估保护地的长期影响。5.关注保护地政策的一般均衡效应。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强调评估生态效益、经济成本以及保护政策的整体有效性，将这些发现纳入全球的保护地政策设计至关重要。

推文作者：梁宇超，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2022级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邮箱：ycliang1207@ruc.edu.cn，欢迎来信交流讨论。

Abstract

The world has pledged to protect 30 percent of its land and waters by 2030 to halt the rapid deterioration of critical ecosystems. We summarize the state of knowledge about the impacts of protected area policies, with a focus on deforestation and vegetation cover. We discuss critical issues around data and measurement, identify the most commonly-used empirical methods, and summarize empirical evidence across multiple regions of the world. In most cases, protection has had at most a modest impact on forest cover, with stronger effects in areas that face pressur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then identify several open areas for research to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tected area policies: the use of promising recent econometric advancements, shifting focus to direct measures of biodiversity, filling the knowledge gap on the effect of protected area policy in advanced economies, investigating the long-run impacts of protection, and understanding its equilibrium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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