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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 Y. International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reform: Effects of WTO accession on Chinese internal migration policy[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24, 106(3): 794-813.

贸易自由化是推动制度变革的重要经济力量。其通常在企业、行业和地区之间产生不均等的影响，激励要素重新配置。因此，它增加了维持阻碍这种重新配置的经济体制的有效成本，可能导致体制改革。本文以中国户籍制度为背景，研究国际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流动管制制度的影响。

（一）中国的户籍制度

中国的户籍制度是中国公民的内部登记制度。根据父母的身份，每个人都有一个与所在地和部门（农业与非农业）相关联的户口身份。要正式转换部门或地区，个人需要获得临时户口登记，从而获得合法移民身份。非法移民面临被滞留和遣返的风险。政府、国有企业以及其他许多永久性工作岗位只提供给本地人。即使是拥有临时户口的合法移民，在享受医疗保险和公立学校等公共服务方面也会受到限制。

在2000年之前，中央政府的户籍政策较为严格，城市居民很难在其他市获得户口，而农业户口转非农业户口则更加困难。2000年，11%的人口在其户口所在地以外的地区部门就业。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很差，他们的劳动合法权利得不到保护，享受当地教育和医疗资源的机会也很有限。

2000年前后，中国的户籍政策开始放松。在“十五”计划中，中央政府特别提出要减少移民的政治障碍，并允许地方政府根据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自行设计改革方案。在研究文章和与政府官员的访谈中，加入世贸组织被认为是改革户籍制度的契机。

中央政府的立场变化激起了地方政府的实质性反应。各地开始改善合法移民的福利，并为一些移民提供获得当地永久户口的途径。虽然移民仍然受到管制，但移民人数增加了。到2010年，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6亿，几乎是2000年的两倍，而且更多的流动人口在地级市之间流动。

（二）户籍政策的新数据

1. 法规数据和移民友好度人工编码

为了记录户口条例的变化，作者从北大法宝（www.pkulaw.com）网站上收集并评估了所有可能影响移民福利的政府法规。该网站从政府官方网站、政府公报、法律法规库以及相关政府单位提供的文件中收集法规，是关于中国政府法规的最全面的数据集。 

首先，为了找到可能影响农民工福利的法规，作者搜索了标题中包含以下词语的法规：非户籍人口、农民工、暂住和户口。总体而言，关键词搜索确定了1978年至2016年发布的4273项与移民相关的法规，其中省级政府发布的1358项，地市级政府发布的2915项。

其次，作者根据涉及的主要问题将法规划分为不同的主题类别：（一）与工作相关，涵盖诸如确保及时支付工资等主题；（二）与社会保险相关的，涵盖诸如获得各类保险和养老金等主题；（三）与当地公益相关的，如流动儿童在当地公立中小学就读、接种免费疫苗等健康福利；（四）与户口有关的临时户口办理事项；（五）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的；（六）其他事项。

再次，为了评估法规对移民的友好度，作者创建了一个五分制指数，得分范围从-2到2，其中-2表示强烈反对移民，2表示强烈支持移民。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个主题类别中，可能既有有利于移民的法规，也有不利于移民的法规。具体评分原则详见原文。

最后，对每项法规进行编码后，将截至某一年颁布的所有法规的得分相加，以衡量总体的移民友好度。例如，北京2007年的外来人口友好度是1978年至2007年颁布的法规得分的总和。

2. 替代编码和机器学习方法

为确保评分编码的客观性，作者聘请了两名研究助理对686部法规进行独立编码，作者的编码与他们对单部法规评分的相关性分别为0.62和0.72. 作者将这组三重编码的686部法规作为训练集，使用三种不同的自然语言处理（NLP）方法实施了有监督的机器学习，以补充人工编码。

3. 法规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相关法规的数量及其对移民的友好程度有所增加。图1-a绘制了地级市移民问题新法规的平均数量（虚线）和相应的平均法规得分（实线）。这一趋势表明，2001年以前，每个市每年约有0.07项新规定涉及移民问题。然而，对移民友好的得分基本上是零，表明平均而言没有偏离国家政策。2001年后，新规数量和移民友好度得分均大幅上升。图1-b按主题绘制了法规得分的趋势。法规总分的上升主要是由与工作和社会保险相关的主题推动的.

图1 法规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其中， 是分配给  产业的地区劳动力比例， 是产业  的劳动力成本份额， 和  是根据 2000 年工业企业调查数据计算得出的。 是  时间内  产业的出口品关税，使用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平均关税来衡量。

1. 计量经济学框架和识别

贸易是否引起了劳动法规的变化？本文使用以下模型来研究这个问题：

本文要解决两类识别问题：第一，在行业层面，WTO 引起的中国出口关税下降应与入世前的趋势（如 WTO 前的出口增长和 WTO 前的关税削减）不相关。否则，出口关税的区域变化将反映原有的行业特征，而不是世贸组织引起的变化。第二，在地级市层面，WTO 引起的出口关税地区变化不应与 WTO 前的趋势相关（如加入 WTO 前的 GDP 增长和工资增长）。通过线性拟合发现，上述两种问题均不存在，同时为了估计的稳健，作者在回归中控制了 1995—2001 年的工资和人均 GDP 增长。
 

图2 行业层面和地级市层面的前期趋势

2. 主要结果

图3（Figure 5）显示了2001年至2007年地级市出口关税变化与移民法规得分变化之间的关系，虚线为以2001年人口规模为权重的线性拟合线，虚线为未加权的线性拟合线。斜率范围为-1.8至-0.9，并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表明，出口关税下降幅度较大的市的法规得分上升，这意味着它们对移民更友好。相比之下，在入世前时期的相同回归结果的斜率分别为-0.01和0.04，在统计上不显著。

图3 地级市出口关税变动与法规变动的关系(2001-2007) 

表1（Table 1）组A给出了使用人工编码的监管评分得出的相应回归结果。结果变量是2001年至2007年反双曲正弦变换法规得分的变化。所有列的标准误差均以省为单位进行聚类，以考虑省一级法律法规的潜在空间相关性。第1列包括333个地级市，并控制了2001年至2007年出口、进口和投入品关税的变化，以及2001年的初始法规得分。系数-1.04在1%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这意味着，出口关税每下降1个百分点，反双曲正弦变换后的规制得分就会增加1.04，这相当于规制得分每增加1个标准差。

第2列控制了1995年至2001年出口、进口和投入品关税的变化，并增加了MFA冲击和PNTR冲击导致的不确定性降低程度。第3—7列使用了不同样本，并控制了各种潜在的混杂因素，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关税变化对出口影响的估计值保持稳定，在10%水平上都具有统计意义；所有估计值都在第1列估计值的95%置信区间内。

组B重复了使用随机森林方法对监管分数进行编码的操作。结果与组A中的结果非常相似。总体而言，研究结果符合以下假设：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出口关税下降幅度较大的市放宽了移民限制。

3. 异质性效应

移民密集型产业较多的地级市对出口关税变化的反应会更强烈。本文使用三组经验代用指标来衡量市的移民密集度，从而研究这种异质性效应。第一，利用2005年小型人口普查计算了每个行业的移民就业份额。然后，地区移民强度就是各行业移民就业加权平均份额。第二，国有企业对户口的要求通常更为严格，雇用的本地人多于外来人口。因此，私营企业在总销售额中所占的份额将与移民强度正相关。第三，根据经验，一个市的收入水平与移民强度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较富裕的市往往拥有更多样化的产业构成，对国有企业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人均GDP和工资可以作为移民强度的代理变量。

图4（Figure 6）根据2001—2007年出口关税的变化以及2001年移民密集度的四个代理变量之一，将各市按照关税下降幅度和移民密集度分为四组，并以中值作为分界线。这四幅图证实了对出口关税变化的异质性反应：出口品关税下降幅度较大、移民密集度较高的市的移民法规变化最大，而出口品关税下降幅度较小、移民密集度较低的市的移民法规变化最小。

图4 地级市平均政策变化按出口关税变化和移民强度划分

本节将提供有关法规执行情况的提示性证据。如第3节所述，移民法规具有特定目标：提高移民工资、强制企业签订合同、为移民提供社会保险以及让移民子女进入当地中小学就读。因此，需要识别这些法规是否确实改善了移民的这些结果。受数据限制，只能在2005年截面数据中进行研究。

总体而言，表2（Table 3）结果表明，法规得分较高的市的移民福利也较好，重大影响集中在失业保险、养老金、医疗保险和工资方面，这些结果表明，更多的移民法规与移民在工作场所的福利改善有关。与移民子女相关的结果并未受到法规的显著影响，这可能有几种解释。第一，学校容量有限，市政府在短期内扩大学校容量的成本很高。第二，政府可能只想要外来劳动力，不愿意做出实质性改变来激励外来务工人员与家人定居。第三，农民工可能认为他们的迁移是临时性的，因此不想带着家人，特别是考虑到农民工子女仍然不能在户口所在地以外的地方参加高考。

表2 2005年法规得分与移民结果的关系

前几节记录了因贸易自由化而发生的移民法规的重大变化，以及法规变化与移民福利改善的关系。本节将探讨关税变化和自由化引起的移民法规放宽是否会导致移民流动发生巨大变化。

在图5（Figure 7）的(a)中，横轴表示2001年至2007年出口关税的变化，纵轴表示2000年至2010年移民占人口比例的变化，每个点代表一个市。有关移民人数的信息来自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如果一个人在户口登记地以外的地方居住超过6个月，或者离开户口登记地超过6个月，则被定义为流动人口。从图中可以看出，出口关税的大幅下降导致了流动人口比例的大幅上升。北京、上海和广州等特大城市并非异常值。组b在横轴上描绘了2001年至2007年反双曲正弦变换监管得分的变化，结果表明，对移民的监管越宽松，移民比例的增加就越大。

表3（Table 4）显示了出口品关税变化对移民流量的简约式效应，以及法规变化与移民流量之间的关联。组A第1列使用2000年至2010年移民占人口比例的变化作为结果变量，解释变量是出口品关税变化。还控制了进口品关税的变化、中间投入品关税的变化、2000年移民人口比例以及2000年人口对数。第1列显示，出口品关税每下降1个百分点，移民人口比例就会增加7.11个百分点。第2列显示，从2001年到2007年，反双曲正弦变换的监管得分每增加一个单位，移民人口比例就会增加1.03个百分点。第3列中把出口关税变化和管制变化加在一起。出口品关税变化的系数和监管变化的系数都变小了，这表明贸易对移民流动的部分影响是通过监管变化产生的。

组A第4—6列和组B中考察移民在出口品关税变化和法规变化的影响下如何进行不同距离的迁移，如果移民在一个省内迁移，他被定义为短距离移民；在省内－省间迁移的移民被定义为中距离移民；在省间迁移的移民被定义为长距离移民。结果表明，经济条件会影响中短途移民，而就长途移民而言，对福利设施的规制力量可能比经济力量更重要。

表3 出口关税、监管和移民流动之间的关系

贸易是形成经济制度的重要力量。本文利用中国加入WTO后出口关税的变化，研究贸易自由化对调节国内移民的劳动制度的影响。实证估计表明，出口潜力的增加促使中国地方政府为移民提供更高的便利，这些间接贸易效应在经济和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

本文发现，总体移民福利的增加给每个州带来了提高其福利水平的压力。地区之间的竞争可能会降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益。如果我们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益视为经济租金，那么这种竞争对于经济是有益的，因为租金变得更少。此外，人员在地理和行业之间的流动可以减少国家工资分配的方差并提高总生产率。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