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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和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对于经济结构转型和增长具有关键作用。在众多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中，显性摩擦和隐形摩擦阻碍了劳动力跨部门和跨空间的流动，这些摩擦可能会对部门和总体生产率以及社会福利产生重要影响。

我国作为一个有着严格户籍制度的国家，户籍制度导致的劳动力流动限制已经成为众多研究的焦点。此外，与土地产权不确定性相关的隐性流动限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被视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如果农民不亲自耕种土地，可能会失去土地使用权，这可能会阻碍土地租赁、非农业就业以及农民向城市地区的迁移。我国为评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同流动障碍的相对重要性提供了独特的研究机会。

在本文中，作者利用2004年至2018年间中国丰富的个人和家庭层面的面板数据，结合结构模型，量化分析了土地产权不确定性和劳动力流动限制对农业生产率和结构变化的影响。文章构建了一个关于结构变化和部门选择的量化模型， 该模型详细考虑了：（1）我国土地制度及其对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内生影响（2）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决策：谁来经营家庭农场、谁外出务工。该模型考虑了个人和家庭之间丰富的异质性。模型假设每个家庭都被分配了土地使用权，并可以通过土地租赁来调整土地规模。模型通过以下两方面综合量化土地产权不确定性：（1）家庭失去土地使用权的风险；（2）家庭因失去土地感知到的收入损失。

研究结果显示，在2004年，土地产权不确定性确实构成了影响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质性障碍，其对农业就业和农业生产率的影响至少与所有剩余的劳动力流动摩擦一样大。文章还发现，到2018年，我国劳动力流动的总障碍大幅下降，这全都归功于土地产权确定性的改善，因为此时其他劳动力流动成本略有上升。该结论与我国同时期实行的土地制度改革趋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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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背景与我国结构转型典型事实

首先，文章对我国近年来的土地和劳动力流动政策进行了详细的制度梳理。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一系列土地改革政策有助于加强土地产权确定性，保护农民的权力。我国的劳动力流动很大程度上受到户籍或户口制度的影响，但随着户籍制度不断改革，许多地区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但仍有部分地区的迁移成本较高。

随后，本文利用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调研数据来描述我国农村变化和结构转型的显著特征。数据显示，2004至2018年间，我国农业劳动力所占比例显著下降，非农业就业比例显著提高。我国农户经营的平均农地面积从2004年至2018年增长了50%以上，家庭租赁土地的比例略有上升，土地被租赁的比例上升幅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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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模型、一般均衡分析与结构估计

为了研究土地产权不确定性以及其他劳动力流动摩擦对结构转型和生产力的影响，文章建立了一个受到特质性扭曲影响的异质性个体的职业和部门选择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在原有的模型上进行了扩展。该模型不仅考虑了面临土地产权不确定性的家庭之间的决策，同时考虑了家庭内部每个个体的职业决策。最终，模型利用矩估计方法对14个参数进行了联合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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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结果

首先，文章利用2004年的截面数据，评估了土地产权确定性和劳动力流动摩擦的定量作用。为了评估土地产权确定性和劳动力流动障碍对结果变量的重要性，文章进行了两个定量实验。第一，将所有家庭面临的土地产权不确定性设置为0。第二，将个人和家庭面临的劳动力流动摩擦设置为0。文章研究这两个变化对部门就业、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其他总体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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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文章研究了土地产权不确定性和其他劳动力流动障碍对农业生产力、结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2004年土地产权不确定性和其他所有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在影响劳动力流动方面发挥了同等作用。到2018年，总体劳动力流动成本已经下降，这些下降都归因于土地产权确定性的改善。此外，农业中的农场扭曲与土地产权确定性之间也存在着交互作用。

文章的研究结果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其他直接和间接劳动力流动障碍的减少，农业生产力还有进一步增长和结构变化的空间。因此，未来的政策改革可以通过降低城乡移民成本来改善居民福利。

Frictions that impede the mobility of workers across occupations and space are a prominent featur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e disentangle the role of insecure property rights from other labor mobility frictions for the reallocation of labor from agriculture to non-agriculture and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We combine rich household and individual-level panel data from China and an equilibrium quantitative framework featuring sorting of workers across locations and occupations. We explicitly model the farming household and the endogenous decisions of who operates the family farm and who potentially migrates, capturing an additional channel of selection within the household. We find that land insecurity has substantial negative effect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 raising the share of rural households operating farms by over 40 percentage points and depress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by more than 20 percent. Comparatively, these quantitative effects are as large as those from all residual labor-mobility frictions. We measure a sharp reduction in overall labor mobility barriers over 2004-2018 in the Chinese economy, all accounted for by improved land security, consistent with reforms covering rural land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